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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第一个儿子

弗雷迪作为家中长子的身份，一开始保护他不受弗雷德作为父母最糟糕冲动的影响，后来变成了一个巨大而有压力的负担。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在父亲赋予他的责任和自然倾向的生活方式之间左右为难。弗雷德一点也不纠结：他的儿子应该花时间在Z大道的特朗普管理公司的办公室，而不是和朋友们去长岛海湾，在那里他学会了划船、钓鱼和滑水。在弗雷迪十几岁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的未来，也知道父亲对他的期望。他也知道自己做得不够好。他的朋友们注意到，他们这位平时悠闲风趣的朋友，在弗雷德身边就会变得焦虑不安，弗雷德和他的朋友们称他为“老人”。弗雷德身强力壮，身高六英尺一英寸，他身材魁梧，头发从发际线向后梳得光溜溜的，除了一套剪裁考究的三件套西服外，很少穿别的衣服。他和孩子们在一起时很拘泥，很正式，他从不和孩子们打球，也不做任何游戏。

如果孩子们在地下室扔球，车库门打开的声音就足以让弗雷迪僵住。“停！我爸爸在家里。”弗雷德走进房间时，孩子们都会不由自主地站起来向他敬礼。

“这是什么？”他握着每个孩子的手问。

“没什么，爸爸，”弗雷迪说，“大家都准备走了。”

只要老人在家，弗雷迪就一直保持沉默和高度警惕。

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弗雷迪开始向他的父亲隐瞒他在外面的生活，以避免他知道真相带给他的嘲笑和反对。他对他和朋友们放学后做的事撒了谎。他在吸烟这件事上撒了谎——这是玛丽安娜13岁时向12岁的他介绍的习惯——他告诉他父亲，他要去街角帮他最好的朋友比利•德雷克遛一条根本不存在的狗。例如，弗雷德不会发现弗雷迪和他在圣保罗学校的伙伴霍默偷了一辆灵车兜风。在把车送回殡仪馆之前，弗雷迪把车开到一个加油站去给油箱加油。当他下了车，走向水泵的时候，正躺在后面想看看水泵是什么样子的霍默突然坐了起来。在他们对面的水泵旁，一个男人以为他看到了一具死而复生的尸体，大声尖叫起来，弗雷迪和霍默开怀大笑。弗雷迪就是为这种恶作剧而活的，但他只有在他的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才会用他的壮举来逗兄弟姐妹们开心。

对特朗普家族的一些孩子来说，撒谎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对弗雷德的大儿子来说，撒谎是一种防御——不像其他人那样，只是为了逃避父亲的反对或避免惩罚，而是一种生存的方式。例如，玛丽安娜从不反对她的父亲，也许是出于害怕普通的惩罚，比如被禁足或被关进自己的房间。对唐纳德来说，说谎主要是一种自我膨胀的方式，目的是让别人相信他比实际上更好。对弗雷迪来说，与父亲作对的后果不仅在程度上不同，在性质上也不同，所以说谎成了他抵御父亲压制他天生幽默感、冒险精神和敏感性的唯一手段。
皮尔关于自卑情结的观点帮助弗雷德形成了对弗雷迪严厉的评价，同时也让他逃避了对任何一个孩子的责任。软弱也许是最大的罪过，弗雷德担心弗雷迪更像自己的哥哥，即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约翰：他软弱，尽管并非没有野心，但对错误的东西很感兴趣，比如工程学和物理学，弗雷德觉得这些东西深奥而不重要。弗雷迪十岁的时候，弗雷德一家搬进了这所房子，弗雷德决定要让他坚强起来。然而，像大多数并不注意自己要去哪里的人一样，他有些矫枉过正了。

“这太愚蠢了，”每当弗雷迪想要一只宠物或玩恶作剧时，弗雷德就会说。“你想干什么？”弗雷德说，声音里充满了轻蔑，这让弗雷德退缩了，而这只会让弗雷德更恼火。弗雷德讨厌他的大儿子搞砸事情，或者不能凭直觉知道他需要做什么，但他更讨厌的是，在被责备之后弗雷迪的道歉。“对不起，爸爸。”弗雷德嘲笑他。用弗雷德的话说，他希望自己的大儿子成为一个“杀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20世纪50年代，在科尼岛收房租并不是一项高风险工作），但他的性格却恰恰相反。

成为一名“杀手”其实就是刀枪不入的代名词。虽然弗雷德似乎对他父亲的死毫无感觉，但这突如其来的事还是让他吃了一惊，令他措手不及。多年后，当谈到这件事时，他说，“然后他死了。就这样死了。它只是看起来不真实。我没有那么心烦。你知道孩子们是怎样的。但我看到妈妈哭了，很难过。让我难过的是看到她这样难过，而不是我自己对所发生之事的感觉。”

换句话说，这一损失使他感到脆弱，但不是因为他自己的感觉，而是因为他母亲的感觉，他可能觉得这是强加在他身上的，尤其是他没有分享这种感觉。这种强迫肯定很痛苦。在那一刻，他不是宇宙的中心，这是不可接受的。自那以后，他也拒绝承认或觉得失落。（我从未听他或家里的其他人提起过我的曾祖父。）对弗雷德来说，他之所以能够继续前进，是因为他没有失去任何特别重要的东西。

正如弗雷德认同诺曼•文森特•皮尔关于人类弱点的观点一样，他并没有领会到，通过嘲笑和质疑弗雷迪，他在创造一种几乎不可避免的低自尊状态。弗雷德同时告诉他的儿子，他必须成为一个绝对成功的人，做他永远不可能做到的事。所以弗雷迪生活在一个只有惩罚而没有奖励的体系中。其他的孩子，尤其是唐纳德，都注意到了。
对唐纳德来说，情况有些不同。由于年龄相差7岁半，他有足够的时间从弗雷德羞辱他的哥哥以及弗雷迪的羞辱中学习。最简单地说，他得到的教训是，做弗雷迪那样的人是错误的：弗雷德不尊重他的长子，唐纳德也不尊重。弗雷德认为弗雷迪很虚弱，因此唐纳德也认为弗雷迪很虚弱。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两兄弟才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来适应这一事实。

在任何家庭中发生的事情都是很难理解的——也许对家庭中的人来说是最难理解的。无论父母如何对待孩子，孩子几乎不可能相信父母有意伤害他们。弗雷迪更容易认为，他的父亲把儿子的利益放在心上，而他，弗雷迪，才是问题所在。换句话说，保护自己对父亲的爱比保护自己免受父亲的虐待更重要。唐纳德会从表面上看待父亲对哥哥的态度：“爸爸并不想伤害弗雷迪。他只是想教我们如何成为真正的男人。而弗雷迪失败了。”

相比于大声和暴力，虐待更多的时候可以是悄无声息的、阴险的，我的祖父不是一个身体暴力的人，甚至不是一个特别愤怒的人。他不必这样；他期望得到他想要的，而且几乎总是这样。让他愤怒的并不是他无法管好长子，而是弗雷迪并不是他想要的样子。弗雷德通过降低和贬低其人格和天赋的各个方面来瓦解他的大儿子，直到最后，弗雷迪只剩下自责和迫切取悦一个对他毫无用处的人。

唐纳德逃脱同样命运的唯一原因是，他的个性符合他父亲的目标。这就是反社会者所做的：他们拉拢他人并利用这些人达到自己的目的——无情而有效，不容忍异议或反抗。弗雷德也消灭了唐纳德，但不是像消灭弗莱迪那样消灭了他；相反，他剥夺了唐纳德发展和体验人类情感的全部能力。弗雷德限制了唐纳德接触自身的情感，让他无法感受其中的许多情感，从而扭曲了他儿子对世界的看法，损害了他在其中生活的能力。他成为自己而非扩展他父亲雄心壮志的能力，变得非常有限。当唐纳德进入学校时，这种限制的含义变得更加清晰。他父母和他的互动方式都不能帮助他理解自己的世界，这导致了他无法与他人相处，并在他和兄弟姐妹之间也一直保持了一种“缓冲区”。对他来说，这也使得阅读社交线索变得极其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他至今仍存在的问题。

在理想的情况下，家里的规矩反映了社会的规矩，所以当孩子们走出家门，他们一般都知道该怎么做。当孩子们上学时，他们就会知道他们不应该拿其他孩子的玩具，他们不应该打或戏弄其他孩子。唐纳德一点也不理解这些，因为家里的规则，至少在男孩身上适用的规则——不惜一切代价要强硬，撒谎是可以的，承认自己错了或者道歉是软弱的——与他在学校里遇到的规则相冲突。弗雷德关于世界如何运行的基本信念——在生活中，只有一个赢家，其他人都是输家（这一理念从根本上阻碍了分享的能力），善良就是弱点——是显而易见的。唐纳德因为和弗雷迪一起经历过，知道如果不遵守父亲的规定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而且常常会受到公开的羞辱，所以即使在父亲的权限范围之外他也会继续遵守这些规定。毫不奇怪，他对“对”与“错”的理解会与大多数小学课程相冲突。

唐纳德日益增长的傲慢，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抵御被抛弃的感觉，也是他缺乏自尊的一剂解药，更是作为他日益加深的不安全感的保护伞。因此，他能够与大多数人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对他来说比较容易。家里的生活让所有的孩子都在某种程度上对情感感到不舒服——不是表达情感就是面对情感。对孩子们来说，情况可能更糟，因为对他们来说，人类感情的可接受范围极其狭窄。（在我的家庭中，我从未见过任何人哭泣或以任何方式表达对彼此的感情，除了通过握手来开始或结束彼此的接触。）与其他孩子或权威人物亲近可能感觉像是对父亲的危险背叛。然而，唐纳德自信的表现，他认为社会的规则并不适用于他，以及他对自我价值的夸张展示，的确吸引了一些人。许多少数群体仍然把他的傲慢和力量混为一谈，把他虚假的虚张声势和成就混为一谈，把他对这些事物表面的兴趣和领袖魅力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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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很早就发现，要惹怒罗伯特，把他逼出极限是多么容易；这是一种他从未厌倦的游戏。没有人会这么做——罗伯特是如此的瘦削和安静，没有人会拿折磨他来开玩笑——但唐纳德却喜欢炫耀他的权力，即使是在比自己更年弱、更小、皮肤更薄的弟弟身上。有一次，由于沮丧和无助，罗伯特在他们家的浴室门上踢了一个洞，这让他陷入了麻烦，尽管事实上是唐纳德逼他这么做的。当妈妈叫唐纳德停下来时，他没有；当玛丽安娜和弗雷迪叫他停下来时，他也没有。

有一年圣诞节，孩子们收到了三辆唐卡卡车，这很快就成了罗伯特最喜欢的玩具。唐纳德一发现这一点，就开始把它们藏起来，不让他的弟弟找到，并假装不知道它们在哪里。上一次发生这种情况时，罗伯特大发脾气，唐纳德威胁说，如果他不停止哭泣，就当着他的面把卡车拆掉。罗伯特迫不及待地想要救他的玩具，他跑到母亲身边。玛丽的解决办法是把卡车藏在阁楼里，有效地惩罚没有做错任何事的罗伯特，这让唐纳德觉得自己不可战胜。他没有因为自私、固执或残忍而得到奖励，但也没有因为这些缺点而受到惩罚。

玛丽仍然是一个旁观者。她没有干预，也没有安慰她的儿子，表现得好像这不是她该做的。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这个家庭也因性别而严重分裂。尽管弗雷德的母亲曾经是他的合伙人——实际上是她开始了他的生意——但弗雷德和他的妻子显然从来不是合伙人。女孩们是她的该管的，男孩们则是弗雷德的责任。当玛丽一年一度回到刘易斯岛的家中时，只有玛丽安娜和伊丽莎白陪着她。玛丽给孩子们做饭，给他们洗衣服，但她觉得不应该由她来指导他们。她很少和儿子们的朋友们互动，她和儿子们的关系已经被他们早期的经历所破坏，变得越来越疏远。

当14岁的弗雷迪把一碗土豆泥倒在他当时7岁的弟弟头上时，这深深地伤害了唐纳德的自尊心，以至于当2017年白宫生日宴会上玛丽安娜在祝酒词中提到这件事时，他仍然会感到困扰。这并不是什么大事——或者它不应该是。唐纳德又在折磨罗伯特，没人能阻止他。即使在七岁的时候，他也觉得没有必要听母亲的话，因为母亲自生病后就未能弥合他们之间的裂痕，他对母亲嗤之以鼻。最后，罗伯特的哭声和唐纳德的做法变得太过分了，在一个后来成为家族传奇的临时权能时刻，弗雷迪拿起了手边最近的一件不会造成任何真正伤害的东西：一碗土豆泥。

大家都笑了，笑个不停。他们都在嘲笑唐纳德。这是唐纳德第一次被他认为地位低于自己的人所羞辱。他不明白屈辱是一种武器，在一场战斗中只有一个人可以使用。在当时的所有人中，弗雷迪会把他拖进一个羞辱他的世界，让事情变得更糟。从那以后，他再也不允许自己有那种感觉了。从那时起，他就开始挥舞这把武器，而从不让它的尖梢对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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