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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纪念恢复高考四十年

--物理，金融，协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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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西: 1948年出生于广东普宁南径镇龙门村，1968年下乡，1972-1975在华南师院物理学学习，1978年考取中山大学物理专业研究生，1979年参加李政道教授主持的美国物理研究生入学考试，得全国第二名，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等名校录取，1985年获美国纽约市大学高能物理博士。在美国，10年物理，10年金融，10年协会，10年教育。李大西现任美国国际华人科技工商协会主席，美国哥伦比亚国际大学校长。

1977年高考的恢复影响了一千多万青年的命运。我也是其中一位。

'''（一） 前十年'''

李大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坚持攻读物理理论

1966年我在华南师院附中跳级到高三，准备参加高考。可惜离高考就差这么半个月时间，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了，那就是文化大革命，高考被取消了。我失去了参加高考的机会，1968年下乡到老家普宁。

在高中时，我就自学了大学物理系的课程，原本计划的高考的志愿只有一个，那就是北大物理系，计划把一生献给科学。而当年下乡的口号是扎根农村一辈子，这对我的冲击之大，后辈可能是难以理解的。不过，我并没有放弃！

下乡前，我组织了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成立了一个自学小组，决心在下乡后继续自学，工作之余进行研究。我们的梦想，就是我们在高能物理界，异军突起，震惊世界！

下乡后的第一个考验就是秋收大忙。虽然以前我们也下乡支农，搞过秋收。但真正做一个农民之后，感受到的劳动强度之大，那可真叫刻骨铭心。割完一天的稻子回到家里，我才发现，上厕所我竟然无法蹲下来，只好半站着大便。不过回到我的小屋后，我还是在煤油灯下，继续念理论物理教程。我相信，国家总有一天会需要科学家的。

我是扛过来了，但是，我们自学小组的很多朋友就没有那么幸运。有的同学退出了，有身体的问题，环境的压力，思想的改变。更恐怖的是，我的一位朋友，受不了环境巨大变化的刺激，疯了，爬到大学的课室大楼的屋脊上狂奔，然后纵身一跳，结束了年青的生命。这事对我刺激非常之大。我和他下乡的地方远隔千里，但我在他的来信中已经感到他的精神状态不太正常，可是我却束手无策，帮不上一点忙。那么严苛的环境之下，还要自学大学课程，叠加的压力，再加上政治环境的变化，要精神错乱，也是很容易的。

有时，当我头顶烈日，满头大汗使劲踩着人力打禾机时，想到逝去的时光和朋友，不由得悲从中来：难道我李大西的价值就是一台0.1匹马力的内燃机？内燃机还不需要像我这样要吃饭穿衣呢！想着想着，都分不清咸咸的究竟是汗珠还是泪珠了。

坚持下来就是胜利。我的努力也感动了乡亲。我们村里后来办起了龙门学校高中部。找不到数学和物理老师，就请我去。因为农村的孩子上学晚，我当时的学生，有的比我还大呢。我们一起努力，把龙门学校办成了我们县的先进学校，后来，我的不少学生在77年高考时考上了重点大学。

1972年，林彪倒台后，我迎来了一个重要的改变命运的机会。大学开始从工农兵招生了，叫工农兵学员，而且还要考试。不过这考试和1977年恢复的高考是天差地别的。

当时我们全县有150万人口，只有100人有资格参加考试，这100人必须起码下乡或工作两年以上，要经过大队，公社等层层推荐，考察，竞争。我们公社当年6万人口，19个大队，首先每个大队选出一人，到公社再选出4人到县里参加考试。好在我们大队的乡亲和领导很爱惜人才，一致推选我去考试。我当年读中学时在我们县数学竞赛中取得第一名，当年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广东省名校华师附中，现在下乡表现很好，公社领导决定让我作为公社的四名代表之一，到县里参加考试，保证我们公社有一人上榜。就这样，在家乡父老帮助下，我终于取得高考资格，并被华南师院物理系录取，成了工农兵学员。

虽然在当年的工农兵大学中，要花很多时间在政治运动、教育革命中，但比起我的同班同学，我是幸运太多了。在华南师院的3年中，因为所有课程我都自学过了，每门课程，我都没有去上课，只参加期末考试。这期间我参加了激光，彩色电视，集成电路等项目的研发，参加编写了电工学教程，增长了不少实践经验。

但是，真正能让我全心全意投入我梦想的高能物理理论研究，却要等到我参加1978年文化革命后的第一届研究生入学考试后，才能实现。

'''（二） 1978年的研究生招生考试意义重大'''

1980年1月李政道教授访问中山大学，亲自面试李大西，代表哥伦比亚大学宣布录取李大西。左1-4：李大西，中山大学刘金明教授，李政道教授夫人，李政道教授。

1978年的全国研究生招生考试是中国自文化大革命停止招生12年后，重新开启的第一次研究生考试，意义非常重大。不过，荒废十多年后，很多考生的成绩都惨不忍睹。我中学学的是俄语，英语基础很差，全靠自学，可以阅读专业的英文教科书和论文，但是，口语却不行，连“早上好”这样的日常用语都不会，尽管如此，在全部考生中，我的英文考试成绩还算是最好之一，被选派为教育部公费出国的研究生。

可惜那时候，我们对如何申请美国大学研究院一窍不通，国内没有TOFEL，GRE等考试，美国大学也不了解中国学生的水平。我申请了几个大学，全部渺无音信，连回信都没有收到一封。

然而，正是1978年的研究生考试，使我了解了严格的物理考试的方式，当1979年李政道教授来中国招收物理研究生时，我就有了一点准备。1979年，我和全国17个重点大学的代表上京赶考，参加了李政道教授的招生考试。我得了全国第二名，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和纽约市大学等名校全额奖学金录取。

于是，1980年，我迎来生命中第二次重要的机会，去美国留学，攻读物理博士学位，圆了我的出国留学梦！

'''（三）四个十年：物理，华街，协会，教育'''

1981年纽约时报采访李大西等中国留学生，右1是王波明，1987年回国后，积极推动、策划并参与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创建，《财经》社长；右4是梅山，后来当了美国基辛格事务所的总经理；右5是李大西；右6是王垂林，他也是CUSPEA学生，现在是李政道教授在中国高等研究中心的助手。

现在回想起来，我在美国的第一个10年是做物理研究，刚开始就雄心万丈。

我到美国第一年就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在世界顶级的物理刊物“物理评论”上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我专注的是超弦理论，想完成爱因斯坦没有完成的事情，把电磁力，强力，弱力和引力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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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李大西获物理博士学位后与世界华人物理学家协会主席章义朋教授合影

李大西和李政道教授讨论物理问题

不过努力了10年，才终于明白问题很大，可能要50年才有答案。

就在这个时候，有位华尔街的猎头人听了我的物理讲座，他听完之后对我说，你能够做宇宙的模型，那么一定能够做金融模型。世界大得很，不如到华尔街来，你的模型不用等50年，几个星期就可以知道对不对了。

经过十分痛苦的思想斗争之后，我终于痛下决心，更换跑道，开启我在华尔街的职业生涯，进了世界著名的投资银行所罗门兄弟公司和雷曼兄弟公司，这段在金融领域的职业经历，又是10年。

在这10年间，我曾参加一些重要的投资活动，为中国金融改革和解决银行问题提出一些建议。1997年，我和一帮在金融界，科技界，教育界有影响的朋友一起，创立了国际华人科技工商协会。为科技与工商搭桥，为中国与世界搭桥。我们给朱镕基总理关于如何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建议得到朱总理重视，全国人大常委会还专门给我们写了感谢信。1998年我们和成思危付委员长一起在中山大学主办“科技与工商国际研讨会”，在中国推动风险投资。我们还和市政府一起推动举办“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担任筹委会副主任，带着108名海外留学生参加这个全国首创的盛会。1999年我带领海外留学生代表团参加了在深圳举行的首届中国高新科技交流，在2000年与深圳市政府合资创办深圳市留学生创业园，担任付董事长，负责派留学生担任总经理。

1998年在中山大学举办的科技与工商国际研讨会的共同主席：左起李大西、章义朋教授、成思危副委员长、王珣章校长、陈传誉副市长（本次大会是国际华人科技工商协会在中国举办的第一次大型活动，对中国的风险投资发展有重要意义）

2001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9·11”事件，当时我就在楼下，眼睁睁看着我原来工作的世贸大厦变成冒烟的废墟，想着我那些尸骨无存的同事，我受到极大震撼，夜不成寐。

我强烈地感到，生命太过脆弱，是时候，应该出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2002年，也是我在美国的第3个10年，我开始全心投入到国际华人科技工商协会的工作中，把顶尖的人才、先进的技术介绍到中国，也做风险投资，扶持留学生创业企业。我们的深圳留学生创业园以及成功孵化了800多留学生高新科技企业，许多成了上市公司，有的对中国高新科技发展有重要作用。还成立了微纳米芯片，新能源等研究院以及广大-康奈尔中美技术转移中心的国际技术转移机构。我2005年应邀作为海外代表列席全国政协会议，提出了10点建议，也基本被接受落实，其中关于改变独生子女政策的建议，花了10年时间，到2015年才落实。


如今，到了第四个10年了，现阶段我认为教育非常重要，所以，我愿意把这个10年贡献在教育里。

我做了美国哥伦比亚国际大学校长，这个学校是个很小的新办学校。但我们有个好的志愿，希望成为有大师的学校。

'''（四）中国新教育40年，为什么出不了大师？'''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恢复高考到现在就40年了。时代对我们这一代人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我们自己也踹怀着很大的梦想。

然而回头来看，我们这代人却很少出现大师级人物，为什么呢？ 这是值得我们好好考虑的。我认为有个非常大的理由，我们给文化大革命耽误了10年，人生最好的这段时间给耽误了。虽然我们很有决心，也不容易被打倒，但很多东西不是很容易挽回的。我当年中学的一些同学很有才华的，但经过十一年再考上了大学以后，发现才气已经褪去了。我的中学在广东省里算是最好的，但整个77届考上来的老同学都没有出什么特别杰出的人物。

我觉得人生有个很重要的阶段，你浪费的话，往往很难挽回。

我到美国后，觉得中国人考试很行，但是做研究，就没有多少人能做出大事来。我到美国第一年就在世界顶级物理期刊上发表了论文，这对美国人来说也是不简单的，但后来却没有比较有影响力的结果。我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和当时发病有关系，我到美国第二年就不幸发现得了听神经瘤。不幸中之大幸是，听说这个手术当时在中国死亡率是25%，在美国就只有5%。所以我的手术在美国顺利完成了，没有太大的后遗症。这手术对人的创造力也许有一些微妙的影响。另外，和极端强烈的好奇心的逐渐消退也有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增加，你会发现许多我们曾经为之激动不已的想法，其实已经被证明是此路不通。如何保持这种好奇心，是教育的一个重大的任务，但也是中国教育几乎完全没有考虑的部分。我认为，中国出不了大师重要的原因是和教育体系有关系。中国的教育理念和体制不太有利于创新能力的发展。中国传统上的教育，强调的是知识的传授，高考，考的就是知识。而对创新能力有重要影响的好奇心，由于师道尊严等传统而更是容易被摧残。爱因斯坦说“大学教育的价值不在于记住很多事实，而是训练大脑会思考”，这正是我们的大学最缺的东西。

我一直在想，我们这一代如何教育下一代，特别是我们很多人都出去留过学，也知道国外教育的长处和短处。我们应该怎么来发扬这个长处？1977年的高考对我们人生有很大的影响，但那个高考只不过是把旧的考试制度又拿回来了而已，而这40年来我们却没有很大的进步。我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目前仅仅是达到了普及，培养了中国制造需要的大量的工程师和管理人才。但是在培养精英方面我觉得还有所欠缺，这个欠缺和高考制度有关系。

中国应该推行教育的多样性，我们的大学要有精英的教育，也要有普及的教育。美国也有很多水平很普通的大学，他们起到普及的作用。学校的分工合作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教育培养大师的任务，应该由精英教育来完成。对精英的培养，更应该强调鼓励独立思考，鼓励好奇心。鼓励学生志在高远，也应该给志在高远的学生合适的工作条件，以及精神上的鼓励。大师的成长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在我们一生中，我们可以在教育中不懈呼吁，投身改革，添砖增瓦，创造大师成长的环境，这也是我们对国家，对下一代能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