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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飞鸟各投林
                  2020-05-06 阅读283

　　再见，海南！再见，胜利队！我长大了，我要走了。

我在初次回广州探亲时拍下的照片。
看旧相片，忆旧人，回味旧事。看我们初临贵境时的旧照片，大家都是那满脸的单纯样儿，许许多多的复杂状况都是后来发生的。

其实，我们胜利队只有在1969年时，人员还是齐的。后来，胜利队的知青就不断地被调出去，什么武装连了，医院了，宣传队了，学校了。最早离开胜利队的就是高中男生大陆。他后来调到师部，还到了海口市兵团机关工作。接着，武装连成立，胜利队好几个男知青都调出去了，如壮汉、双子、小江等。至于文艺宣传骨干杨子，也是很早就借调到团部或师部宣传队工作。再后来，东方也走了，到团医院做采购员去了。胜利队女知青调出的人员同样不少。就这样十几个知青走剩下五六个人，胜利队安静了，连副指导员老陈都说，知识青年走了，太安静了。

1970年时，胜利队的广州知青能走的、该走的都离开了。走不了的人，不是家庭太黑，就是表现欠佳，当然很失落。其实，这与后来很多人在几年后遭遇的失落，那简直就不算什么了。毕竟，走掉的人还是离不开中坤农场，再远也离不开海南岛嘛。

但是，从1971年起，问题有点险恶了，有的知青开始悄悄地当兵去了，居然离开了海岛。幸好，人数不多，兵团干部还能应付这个场面，骂上几句逃兵就是了。同时，也有很少的知青通过正常渠道成为工农兵大学生，离开了海南岛。

次年，也就是1972年，问题更棘手了，广东省外贸系统不声不响地一家伙从兵团弄走了一二百号知青，其中有不少人还是培养了几年的骨干力量。虽然人数还是不多，但影响恶劣，震荡了很多人的情绪。

1973年初夏，广州市教育系统来海南挖走了几乎一百人，象省外贸一样，不与兵团有任何纠缠，拿着名单点名要人。人要到了，就走人。维持了四年的海南兵团对知青统一管理系统终于乱了。

1971年和1973年之间的冬天，我正好在广州照顾生病的父亲，突然收到中坤知青老古的来信，向我报告了省外贸到海南调知青这一突变，并说他被这个情况弄的心情很不好。我倒是心中暗笑，毫不见怪。因为人在广州，我已听到不少传言，走是一定的了，问题是如何走或是何时走？我很是不体谅老大哥此时的心情，回了封阴阳怪气的信，对他的失落感表示不以为然。

我在父亲的病榻前，每天都和很多来探病的人相遇，听说我去了海南岛，所有的人都对父亲说，一定要把孩子赶快弄回来。父亲也不说什么，对别人的建议只是笑笑而已。

其实，父亲心照不宣，对我在海南的去留早有想法。几个月前，母亲带着我和大姐到韶关劳改场探望父亲，在那里发生的一幕深深地刺激了他。

当时，我们一家人是在监管人员严密的监控下团聚的。表面上，父亲可以带着我们在劳改农场里自由走动，但我们不敢随便说太多的话。直到晚饭后，父亲忍不住要向我和姐姐说点什么。他先问了姐姐结婚的事，还有姐夫、外甥。

后来，他又问我，在海南好吗？我被他这么一问，勉强回答说，不好！而后，我的眼泪马上涌了出来，沉重的抽噎让我话都说不下去。父亲脸色变得很难看，回头问母亲，小三入团了吗？母亲摇摇头说，人家不要她，说家庭有问题。再说下去，全家恐怕就要哭成一团。藏在暗处的监管人员见势不妙，很及时地溜了出来，与父亲打了个哈哈：老某呀，家属都累了，还是让他们早点休息，明天要赶路呢。

那次会面之后不久，父亲就被宣布解放了。但是他对我的流泪耿耿于怀，专案人员问他对结论有什么意见，他只有一句话，审查我，为什么要祸及我的女儿？孩子在海南岛受的委曲大了！也许，从我在他面前哭得抬不起头来那刻起，父亲就下了决心，要设法让我离开那里。

我在广州照顾父亲的半年里，广州市革委会做了一些努力，要帮父亲解决孩子的问题。他们给我们家一个回城名额，名义是照顾生病的父亲。父母和我们商量怎么办，我主动提出把机会让给二姐。

我的识大体，让父亲更是坐立不安，他越来越迫切要快点把我调回广州。我在广州就一直住下去了，很快就是半年。其实，在这期间，广州市人事局已悄悄地将广州一些刚解放的老干部的子女档案调了回来，等待时机再作安排。我的档案也在其中。

由于，当时中央还是强调上山下乡运动是大方向，人事局的人也不敢与我们明说。母亲为人向来都很正统，觉得我长期无所事事很不好，便动员我先回海南边劳动边等待调动。

我也觉得长期等待很不靠谱，于一九七三年五月回到了中坤农场胜利队。胜利队的领导见我最后还是回来了，自然是黑口黑面。不过，我的回来似乎给转递他们一个信息，不守纪律还是行不通，多少平衡了他们的不满情绪。我觉得反而有点上当了，早知他们这样对待我，还不如赖在广州不回。这时胜利队的主要领导几乎都换了，新连长姓许，指导员位置空缺，由一位从武装连女兵排提拔的女知青担任副指导员。

半年的养尊处优使我很难再习惯海南的艰苦生活和劳动，这次回归成为我人生的恶梦。就象我在后来的梦境中的感觉，我每天走在胜利队的瓦房间，很不踏实地、很担心地想，这绝不是我的归宿。而那些干部们的话却总在我的耳边响，你要一辈子在这里呆下去的，你是走不掉的。我不在的时候，胜利队干部曾宣布我的户口已被注销。我回来后，没有人为他们的说法作任何解释。

我回来后不久，连队干部又进行大会战动员。经过了生活在广州的另一种气氛，我对他们的说法已经觉得好笑，不过想到一定要离开，我还是很配合，没有说什么。但是，我在干活时不外是比划比划，做个样子。

许连长经过我身边，看到我在摆花架子，气不过，走过来，不声不吭地干起来，要为我做个榜样。我也以沉默回敬他，他很生气，重重地叹了一声，走开了。对他的暗示，我很不舒服。我实在不是他所想象的贪图安逸之人，但我又如何向他解释我目前状态？反正走也是这两三个月的事，还是忍忍吧，我对自己说。

然而，才过了一个来月，我的调令就追过来了。离开海南前一天，我还到橡胶林里割胶。收工回来，文书走到我房间的窗口告诉我，明天到团部办手续，说是到外语学院读书。我听了都有点糊涂，这是唱的那一出戏呀？！但我不想多问，因为在广州时，父母已交代过，不要乱问乱说，有通知来，走就是了。

于是，我象四年半前那样，草草收拾行李，匆匆离开生活了四年的胜利队，最终结束了知青生活。

我调动的内情是这样的，一九七三年六月，广州市教育局（母亲工作单位）到海南兵团要求召回原外语学校学生时，把我的名字也放进了名单之中。其实，我的名字不是我母亲放进名单的，而是有位找我父亲跑门子的熟人，为了让他女儿进这个名单，便动员父亲写了张小条子，顺便把我也捎了进去。

结果，教育局调知青的领导还向我母亲道歉，说不知道她还有孩子在海南。为此，我母亲与父亲大闹一场，说我们毁了她一世的清白。但说也没用，搞调动的人已经登上了赴海南的飞机。

我的调离通知到时，那位知青女副指导员对此感到愤怒和无奈，很讽刺的是，她手里还有一份团政治处要求加强知青思想工作的指导文件。她气的将文件摔在桌上说，这叫我们怎么做工作。她的一举一动，马上有人告诉了我。她不满，其实我是知道的。但我没吭气，没与她吵闹，默默地离开了。

虽然，当时的报章、文件都说上山下乡是大方向，但所有的知青的神经都蹦得很紧，就算是提了干入了党的知青也一样，任何一个人走，对大家的情绪都是打击。我实在太理解了，我在胜利队不就是经历过这种痛苦吗？

虽然强烈不满，连队干部并没有阻拦，让我走了。我感到了有点意外。那时，海南真的有些基层干部用反走后门的理由，将接到调令的知青强硬扣在连队。广州市教育局调这批知青的时候，确实有两个外语学校的学生被扣了下来。

所以，那位接我们离开的教育局领导见我去了，如释重负，很是惊喜。我走时，胜利队干部没有人提出写鉴定书的事，我也没提。好象，我根本就不在乎那张纸。

我记得，到场部后，一位坐办公室留胡子的北京男知青为我办了迁户口的手续，他叫什么我不知道。他竟然很认真地问我，婚否？我气得不理他。他居然还追问，结婚了吗？我说，没有！他还有点惊讶。

想必，那时，能转户口走的女知青很多都是通过结婚这条路吧。除此之外，我再没有其他的麻烦。小珞送我到南坤，小艺则从团中直接到了那里等我。我们还见到在场部工作的附中同班同学莹。

到了海口，我才知道，我们这一行人大约有一百人，约好在海口市集中。全体人马在海口仅住了一两个晚上，便登上红卫轮回广州了。我没有随大部队行动，因为在街上买了不干净的菠萝吃，我患了急性肠炎，最后是一个人坐飞机回广州的。

在海南，我属于被挑剩下的垃圾货，赤脚沿着细细的田埂上在广阔天地里走了四年，受到很多的伤害，后来被一纸调令改变了命运。我这一走，象李玉芳离开胜利队，伤了很多人的心，让很多人失落了。

次年，代表广州市知青办，我母亲带队到海南慰问广州知青，遇到一些兵团干部向她抱怨干部子女走后门所带来的干扰。一惯马列的母亲对他们也不客气了，很认真地说：你们要检讨知青工作存在的偏差，不要一昧埋怨走后门的现象。其实，他们真不知道，老太太就有两个孩子在海南的橡胶林干过活。

不过，我算是好运的，走得干净利落，想骂也骂不着了。胜利队的韦姐就惨了，她走不了，还受到批评，大会点名好几次。韦姐本来是个多么开朗的一个人，后来，遭受无情打击后，就不再是那样了。

我的胜利队朋友们仍然留在海南，她们都成了知青老师。

和小艺临别留影。
我走后不久，知青运动这艘巨轮终于遭遇冰山，开始下沉，很多人如梦初醒，开始借助各种救生工具逃生。尤其在海南兵团建制撤消、军队干部离开后，海南知青出走成风，很多原来的知青骨干，包括到广州开过知青积极分子代会的代表都走了，胜利队的那位女指导员也毫无例外地离开了海南。原来被千夫指责的、先走一步的“逃兵”，则成了人人羡慕的幸运儿。

这时，回广州的机会又成了某些干部犒赏知青的“糖果”。在“走”的过程里，还是接近领导的或者已经提了干部的知青比较方便，离开的时间不会太晚。更多的属于小小草们的知青，在广州的家人没有社会关系，在海南又与当地领导干部疏离，只好苦苦等待机会，那种期盼和焦虑真是让很多人在不到几年里，就苍老了不少，这是知青运动最折磨人的时期。

1973、1974年和1975年，广州所有的中专和技术学校都敞开向全省的知青招生，多少解决了一部分知青的回城问题。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回不来。我在胜利队的朋友们，小艺、小珞、韦姐和阿民无一通过中专招生离开海南，而我和海都是通过家里的关系先期离开。

在1974年 和1975年之间，韦姐和阿民走了曲线回城的路子，先调回广州市附近地区的单位，然后再想办法回广州。

中专招生高潮过后，1976年初，广州市为了更多地解决知青回城问题，广州很多单位都向知青开放招工指标，同时又允许各单位用子女顶替退休家长工作职位的方式为知青提供多一条回城路子。小珞就是通过顶替的方式在一九七六年回了城。

而小艺的情况是最不顺的，招生招工都没轮上，顶替又不适用，父母的问题解决晚，无法用走后门的方法回城。她父亲恢复自由，与家人会面的第一句话就是：小艺去哪里了，为什么我见不到她？她在海南前后呆了几乎十年，从十八岁到二十七八岁。

其他的人，老古是招工回城，方建的弟弟也是招工回城，他们都是呆到1976年才走的。调到武装连和团部的人总是比较容易走，读大学和读中专都不少，如双子、小江和东方。壮汉好象是在1972年随省外贸招工回广州的。1973年，杨迪和方建不约而同都走后门招工到了同一单位，也是奇遇。在胜利队的男知青中，数德子走得最晚，到了1982年才离开。

关于走，我还听到一位中坤故人说的“灵机一动”的故事。他原来是个天才的学生，附中时与我同班。在中坤农场，他有幸被首长赏识，到了团中教书，后来就被“遗忘”了。 知青回城成风，他苦于无门无路，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听说家里人正商量把妹妹送到香港照顾年迈的祖母，不料妹妹惧怕资本主义世界，死活不愿去。朋友灵机一动，马上执笔疾书给祖母，自荐到港照顾她。他的建议虽然让家里人感到突兀，但又都不否认这是个好主意，于是朋友自救成功，不但走了，还到了一个当时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地方。他回想当年，他只是庆幸。如果，没有那灵机一动，还不知人生将要蹉跎到何时？

其实，有些人在海南已经有很好的发展机会，回广州从头奋斗，反而得不偿失。但在那个时代没有人细细思量这些问题，一味以早些离开海南为荣。不少家长也是推波助澜，催促子女快快回城。

中坤农场的一位深受兵团干部推崇的知青铁姑娘，首长在全团大会上点名表扬她的忘我精神，要她站出来，给大家认识认识。但她的知识分子家长对她在海南的努力不以为然，尤其不满她在海南劳动过度拼坏了身体。从海南回到广州，她从受人赞扬的铁姑娘成了被人耻笑的傻姑娘，当年鼓励她的那些首长们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唯有操心的母亲在她身边絮絮叨叨，不停地埋怨，反差实在太大了。历史留给了她难以承受的负重，绝对是不公平的。

然而，广州市知识青年境遇在全国还是个异数。自一九七三年起，从政府到各行各业都为知青回城开路。到一九七六年，已有大量的知青陆续回城，与北京、上海、天津这些大城市相比，广州市的知青是非常幸运的。

当时主管知青工作的是广州市副市长钟明，他为使广大知青返回城市所作的努力是不应被忘记的。因为，那时父亲身体已很不好，而且历史问题还留有尾巴，他不可能象文革前那样，继续和钟明叔叔搭档主理知青工作。钟叔叔就点名要母亲担任知青办副主任，在他手下工作了几年。那时，母亲成了广州市灸手可燃的人物，我家访客盈门，络绎不绝。我亲眼目睹和感受到，知青的回城是如何成为牵动千家万户的敏感问题。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原来我所在的橡胶农场的政治部主任转业后，竟然在母亲手下工作过一段时间，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我是无意中从母亲那里听到这个熟悉的名字，那位曾经半夜把我们几位知青叫起来大加训斥的团“首长”。但是，我要求母亲永远不要在他面前提到我，母亲遵守了她的诺言，没有对他有任何打击报复的行为。

母亲也曾到海南慰问广州知青，手里捏着一大把知青家长交来的条子，到了一个农场，就召见那些家长的孩子们，对他们进行安抚。其中一张条子是我二姐交给母亲的，要她探望的一位同连队的好友。结果，二姐的同学在农场出了名，因为广州来的首长要见她。这是一棵从来没有人关心过的小小草，她出身工人家庭，性格木呐，最后通过结婚到了香港，结束了几乎十年的知青生活。

母亲从来没有到过中坤农场，每次到海南慰问知青，他们的活动路线总是沿着东西两线展开。

再过几年，连很多的江苏和安徽军工都陆续离开了海南，听说姚指导员在此时回安徽了。海南岛真的成了很多人路经之地，而不是安居之地。这是我在三十八年前，做梦都没想到的结局。

海南岛不是人间仙镜，却让我明白了很多事。所以，离开海南后，我的后劲挺足。我想，自己就是在海南时学习了独立。之前的我，没有什么主意，只懂得跟着我信任的人跑。我想，如果我不是在胜利队经历了那段孤独和寂寞的生活，我的生活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那时，多少知青在走还是不走着个问题上，左右为难，毕竟那是个革命的年代。而从很早起，我却很坚决要走。因为，那时我感觉自己的生存空间已被封闭在胜利队。

劳动的磨炼、学习的习惯、对人和社会的认识都是源自于我上山下乡的宝贵经历，但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充满着痛苦和委屈，下乡四年间，我一直处于郁郁不得志之中。回首以往，我庆幸自己，一是没有赔上身体本钱，二是看了点书，三是学会掌握自己的命运。

其实，没有上山下乡，我的人生不见得就万事如意。人生从来就没有平坦路，我们的上一代是这样，我们这一代是这样，我们的下一代也要这么生活下去。

我在美国的生活其实比海南更黑暗，更困难。在海南时，我们还有集体的温暖，一群青年朋友互相支持。在美国，我全靠孤身奋斗，美国人情薄如纸，比起海南时的那些领导更不如。

我很赞同胜利队队友杨子为《定格往事情怀》所引用的一段话：“当时官方称之为‘知识青年’，也就是后来人们简称为“知青”的年青人，从各个大城市放逐到海南到丛林、云南边陲、北大荒、新疆戈壁滩、内蒙大草原、西北黄土地，以及遍及全国的贫穷的农村生产队，让他们适者生存、弱者淘汰、自生自灭。”


已经走离开了海南的知青和还没走的知青在广州汇合。

钟明叔叔和老父在文革前到海南慰问广州知青。
后记：据说有人对我写《我曾是一个知青》的“飞鸟各投林”一章很不满，认为我丑化了某位知青朋友，弄得沸沸扬扬。我听说后，非常不安，很快地建议将这一章从知青网站上撤下。就在这时，文中提到“铁姑娘”给我来了一封电子邮件，说她本人很喜欢我写的知青回忆，甚至提到她的高龄老母也是我的读者。谣言不攻自破，我终于可以放下包袱，专心写作了。我很钦佩“铁姑娘”的襟怀，在我甚感迷惑的时候，向我伸出了援手。

铁姑娘没有等到我将《我曾是一个知青》全书刊印散发，便不幸因病离世。早年的过度劳动还是给她的健康带来终身的伤害。我所在的海南橡胶农场曾培养了数位铁姑娘知青标杆，至今已有不止一人过早离开人世。在2012年，我将《我曾是一个知青》自费印刷本亲自交到铁姑娘的妈妈手中，老人家拿出女儿生前从网上打印我的若干篇知青回忆文本，关于“飞鸟各投林"的公案至此终于了解。

广州知青铁姑娘黄向青，华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初二学生，是我在本章提中到的铁姑娘的原型，不幸因罹患癌症去世。照片拍摄于2006年夏天，她约一年后去世，图中的她健康已经非常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