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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曾是一个知青 第二章 还没奋斗就胜利了

作者：侯建平 2020-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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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队男知青大陆给我们拍的一张广州女知青集体合影。我们胜利队知青的许多老照片都与一部照相机有关，这是我父母在1956年苏联展览馆购买的爱好者牌120型照相机，使用国产公元牌胶卷，黑白效果。

才听说我被分到胜利队时,自己一点感觉都没有。而坐在我们前面的一位高中的同学--老古被分配到奋斗队，他回头开了我和小艺一个玩笑。他说，我们要继续奋斗，你们还没奋斗就胜利了。结果，还真的被他说中了。胜利队的条件在中坤农场算是挺好的，离场部仅一个小时的路程，属于中坤农场已开发的地形平缓的老区。我们到达胜利队时，那里已建起了好几橦砖瓦房。据说，该队工人的工作就是以割橡胶为主。

当我们一行提着大大小小的行李走进胜利队时，全队的农工们都在打量我们。那些小孩妈们看见我们，不禁“咦”了一声说：还说是大城市来的青年，怎么看上去这么显老，女孩子们怕是到了该嫁人年纪了。我的班长二老戴说：你们没来之前，我一直在想，这城里来的知识青年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见到你们，我的心就放下了，不就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嘛！

我们打开行李、安顿床铺时，小孩妈们又说话了：瞧，女知青带了好多东西，怕是嫁妆呢！她们还发现，有人带的东西多，有人带的东西少。带东西少的阿姨（她们喜欢称知青为“阿姨”或“阿叔”）肯定是家里穷，她们马上下了结论。那时，我带的行李又简单又潦草，当然就被她们列入了穷人的另册。

小孩妈们陆续还有很多新发现。例如，大城市来的阿姨们穿衣服不掐腰，直上直下，很不好看呢！又例如，知青们不修脸毛，眉毛也是粗啦啦的，小孩妈可看不顺眼了。她们又说：大城市人白是白些，不过，脸上毛渣渣的，眉毛那么粗，还是不好看。

当然，所有的这些议论都是背着我们进行的。经过一番比对，小孩妈们很快就抚平了城乡差别。她们觉得，大城市人和她们各有长短，不相上下，不再是那么神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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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背景就是胜利队的瓦房群。从左到右，小珞，小艺，韦姐，阿民，海和我。

而当我走进胜利队时，我只注意到不多的几个人。一位是姚指导员的妻子芳子。她是个大眼睛的女人，身体显得比其他妇女要肉实，皮肤还有些光泽。另一位就是穿着蓝色工作服和黑橡胶雨靴的小赖。他那时刚从中坤农场农中毕业，被分配到胜利队工作。再一个就是李玉芳了。那时，她还带着孝，给我的印象是深的。她体态丰满，却不失线条，皮肤不黑，透着红润，油黑的头发整整齐齐抿在耳边，微微下坠，鬓角上方斜插一朵小白绒花。她走起路不轻盈，但腰肢显得软，扭动之间散发着成熟女人的韵味。

其他的人，不论男女，我觉得都是一样的黝黑、憔悴，很难有亲切的感觉。直到打量完胜利队的农工们，我才想起要看看与我一同到胜利队的知青们。我们胜利队女生刚在场部相聚时，互相都不熟悉。韦姐是高三的学姐，海是她的妹妹，八一中学的高二生。阿民是高一生，孤零零地被插进胜利队。小艺、小珞和我都是初三的，而且，还是同一个班的。在三位高中的学姐面前，我们自然挫了一截，怎么想，我都是觉得自己是最傻的。

我很喜欢韦姐的满不在乎的个性，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她那时的形象很健康，朝气蓬勃，肤色红润，旧军装穿在身上很显精神。海则与韦姐正相反，娇小玲珑，珠圆月润，肤色细白，尖鼻子使人觉得她有点骄傲。

高二的阿民最让我吃惊是她的乐天精神，来海南时，她肩上还背个小提琴。以后，我再也没见过有她那么浪漫的人。她那时活力十足，一米六四的个子，双腿修长，脚下蹬着一对男装塑料凉鞋，走路时煽着疾风。她的老父是海南岛琼崖纵队的老革命，她那有点火辣辣的大眼睛和黝黑的皮肤让我想起《红色娘子军》的吴琼花。

小艺嘛，向来是我们班的形象代表，样儿从来没错过，走到那里，都是男生们的目标。小珞是我们中间最见小的，那时还没有很好地发育。她有一双深而亮的大眼睛，复盖着长长的睫毛，是个外国洋娃娃样，实在令人怜爱。在中坤场部时，她吵着要和我们一起到胜利队去，眼泪汪汪的，弄得附中军训团的“小广潭”都无法拒绝。海一见她，就给了她一爱称：小珞。

说到那时的我，可能是女孩子里最不象样的，处于发育和没发育之间，经常弓着背，象个大虾米，在众靓女中，都不敢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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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的小乐队。

再看那些男孩子们，我的眉毛就禁不住皱了起来。在他们中间，我只能叫出大陆的名字。大陆是高三的党员学生，来农场时，人家已经是满脸的成年人的表情，说话也是有板有眼的。其他的男生，我基本都不认识，仅知道他们在学校时都是“某某兵”的，与自己不是一个派。其中，有一个是高一的男生，五短身材，圆头外加圆脸，别人都叫他“壮汉”。与我们同年级的两位男生，也被分配到胜利队。一位是邻班的，叫杨子。因为他常参加红卫兵宣传队的演出，所以，我们都认识他。他的弟弟叫杨迪，也是一起被分配到胜利队的知青。

一位是另外一个班的，如果不是小艺告诉一声，我连名字都叫不上来。他叫方建，也有个弟弟跟着来到胜利队。这两兄弟长得很象，不小心很容易会弄错。除他们以外，还有好几个都是附中的初二男生。一个叫东方，一个叫双子，还有一个叫德子。他们都剪着一式的光头或寸头，喜欢穿印着红卫兵字样的背心。我觉得和这样的男孩子在一起，真是没意思 ，但我知道这就是工宣队和军训团的分配原则，也很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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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队附中男生和小赖的合影。前从左到右，方建弟弟，双子，方建，大陆；后从左到右，小赖，杨迪，东方，壮汉。身后的新瓦房就是胜利队基建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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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知青大陆和探访他的弟弟在胜利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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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知青杨子和方建合影。

那时，我们还年青，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胜利队，男孩、女孩聚在一块，与农场原来的老职工混合在一起，经历了多少看似平凡，却是令人一辈子忘不了的往事。说实话，初到海南时，大家的想法都简单，就象参加一个长期的野营，一切都集体行动，几乎没有讨论过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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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胜利队的橡胶林里合影。

我们刚到胜利队时，指导员老姚很照顾女知青，在已建好的砖瓦房里，挤出了一间房，让我们六个女生人住下，其余的男生都要住在一间透风的大泥瓦房里。

刚到生活点没两天，老姚就张罗着给知青盖了个小伙房，那是我第一次亲手参与盖房子。男工们在一块空地上竖起几根柱子，搭上房樑，再铺上狭长的格子木板，就在上面铺瓦片了，房顶很快就搭好了。女工们在着房顶下面插上一圈小木棍，然后，在竖起来的小木棍上横扎上几条相同粗细的木棍子，这就是未来泥土墙的骨头架子了。盖泥瓦房的最后一步就是将泥土刨松，加水，再混进稻草杆，和成泥浆，然后，把沾着泥的稻草浆搭在横向扎好的小木棍上，从上往下，一层层地搭下去。这个程序就叫做糊墙。讲究一点，还可以在泥墙干了以后，涂上白石灰，这可就属于泥瓦房的精品了。许多年后，我到日本旅游，参观日本幕府时期的建筑天守阁，发现古代的日本曾用同样的方法修建围墙。

这座知青小伙房被间格成两间，男女知青各一间。队里还在两间小伙房里各打了一个结结实实的砖灶，架上了铁锅。知青在海南岛生活的品质，除了以住房的质量好坏来衡量优劣外，是否能拥有一个象样的小伙房又是另外一个衡量标准。因为，小伙房可以用来煮热水洗澡，还可以自己加菜、补充营养，这是我们保证健康的重要条件。

广州知青在海南上山下乡的过程里，很多知青的生活条件恶劣，吃不好，住不好，卫生条件差。很多女知青劳动后，找不到地方烧热水洗澡，用冷水洗头、洗澡，身体健康严重受损。我的姐姐长期用山泉冷水洗头，引起头发大把脱落，回到广州时，原来的又粗又厚的辫子变成了老鼠尾巴。

与其他地方的很多女知青相比，胜利队的女孩子们是很幸运的。我们的生活条件，真的象老古同学说的，还没奋斗就胜利了。我很感激胜利队的小孩妈们对我们生活指点。她们说，干活累了不怕，就是怕流了汗洗不到热水澡。

我在附中时到郊区支援农忙，一位农村大婶也对我说过，劳动后不洗热水澡，将来会得骨寒症（关节炎）。如果当时，我不是相信了她们的话，坚持劳动后烧热水洗澡，我不可能在经过四年的艰苦体力劳动后，还能保持身体健康。

胜利队的工人可谓是来自五湖四海。其中，有不少从江苏省的苏北地区来的复员军人，还有从安徽省合肥市郊区来的复员军人，再就是来自广东省信宜地区和海南本地的农工。资格最老的工人当数土生土长的海南农工，胜利队就有两名原来琼崖纵队的红小鬼呢。

我记得刚到海南时，胜利队女孩子们一块疯的很多情景。刚来时，我们对很多事都感到新鲜，而且，还看不顺眼。首先，江苏军工大老戴那件白色警察服让我们很不明白，看着他每次都南坤街市赶集，都穿着那件白上装，我们都笑破了肚子。

我们又拿队里最正人君子的男知青大陆做话题，给他一个雅号“李党员”。至于那几个穿红卫兵字样背心的剃平头男生，我们则冠之“痞子”。他们常聚在一块说些让人不能不笑的牢骚话，尤其喜欢调笑一个比我们稍晚来胜利队的广州小男生。但我们又不好意思笑，怕他们以为我们偷听他们说话。反正，每天都有数不清的笑料，让我们笑呀笑的。

然而，笑也给我带来麻烦。刚到海南的那年，胜利队姚指导员做国际形势报告，说到非洲的莫山鼻子给的人民如何如何，我听了，扯扯坐的身边其他女孩子的衣角，开始大笑。姚指导员被我的大笑气得不行。有一次，他对知青训话时说，有的知识青年太骄傲，什么都要笑，莫山鼻子给这个国家名字不外有点奇怪，她也要笑。哈哈！我再次忍不住要笑出来。但是，我看到姚指导员气得铁青的脸，才知大事不妙，强压住不笑。姚指导员的语气变得非常难听，笑，不就是看不起我们大老粗嘛！后来，我果然受到惩罚。在胜利队就再也没有得志过，别人纷纷调走，洗脚上田。唯我巍然不动。

我们到胜利队后，姚指导员给知青分班，从按年龄大分到小。韦氏姐妹和大陆、壮汉分在一班，班长是老吴，付班长是大陆，明摆是着兵强马壮。小艺、阿民、杨子、方建、东方，加上农中知青小赖、光月和小庞，分在二班，班长是老李，小赖是付班长。小珞和我被分到三班，同班的几个男知青全都比我小，气得我咕哝了一句：这里不是幼儿园吧？！不知为何，那时我真是恨透了要做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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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同班同学的合影。

初到海南的我，真是很偏狭，不知怎的，心里和姚指导员暗暗别上了劲，觉得他看不上我。不久，老姚也感觉到我不喜欢他。

说实话，我活到这时候，才算真正遇到了人生的克星。在附中时，不管老师怎么批评我，我都不觉得有什么，凭着自己优越的家庭出身，我从来没有在乎过。

文革时，虽然父母亲都被揪了出来。但我没有颓然，反而很活跃，成为附中一个著名战斗队的成员，更多地兹长了高人一等的骄傲情绪。虽然，我也听到别人的议论，觉得我这人太张扬，没有黑帮子女应有的自敛。可能，我属于那种缺乏自知之明的傻瓜，居然不当回事。

后来，附中军训团的高团长调到教育局，我母亲成了他的阶下囚，他还挖苦她说，你女儿在文革时很活跃嘛！但是，军训团派到我们班的潭排长却是好人，多方保护了我们几个反军分子。

我们到胜利队的次年开春，姚指导员有了一个基建的大计划。他把胜利队男知青集中起来，成立了一个砖瓦运输班，班长好象是大老戴吧。其他没有被抽调到运输班的知青都参加了割胶工的培训。我记得，我们六个广州女知青，大陆和几个年纪大些的男生，都参加了割胶培训。

从此以后，我们常看见牛车班的男生们，也就是被我们称“痞子”那帮牢骚大王们，赶着拉着木轮牛车，运砖运瓦，有时车速还很快呢。那种牛车的制作又让我们笑了一气。胜利队的木工李明保将粗大的四角枫树干锯成一截截，很象我们在广州做饭用的砧板，竖起来，中间凿洞，上个木轴，然后架在同样也是木制的车架子上，套上牛，就可以干活了。这种牛车的制作简单得出人意料，原始程度也是闻所未闻，恐怕比四千年前两河流域文明人类制造的马车还落后。因为牛车轮子的圆形很不规则，牛车走动时歪歪扭扭的，工作效率很低。不过，牛车班是胜利队基建实现机械化、减轻劳动负担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胜利队在那次基建中盖了许多间瓦房、影壁和牌坊，也修了路。真没想到，这就是胜利队建设的全盛时期。

人在十几至二十几岁时，胃口总是好的惊人，这一辈子再吃什么好东西，都没有初到海南那时光吃东西香。

为了吃，胜利队的六位女同学真是费尽心思。高一的阿民既爱吃，又会做吃的。刚到海南时，她就在吃的问题上表现出特别的能力，其他人都是在她领导下，为吃作出大小不同的贡献。

在我们中间，韦姐最具有外交能力和掌握信息的敏锐性。她很快就打听到，在胜利队附近的苗族村寨可以买到价格合理的鸭蛋（一块钱可买十到十二只鸭蛋），还有花生油和蜂蜜。于是，胜利队的放牛郎老张成为我们专职采购员。这些源源不断的资源成为我们身体健康的有力保证。那时，我从黄幸民那里听到一味客家名菜瓤蛋。除了炒蛋和煎荷包蛋外，我们还发明了用肥肥白白的花生芽子炒蛋。那时，胜利队女知青的小伙房经常烟气缭绕。

然而，最让我念念不忘的是上山干活时，吃考木薯的乐趣。说起海南的木薯，也是一绝，无毒，薯肉洁白，含淀粉丰富，味淡略甜，以当年栽种的木薯味道最妙。木薯的吃法以烤为佳，那树根色的木薯皮一经火烤，便微微爆裂，露出粉白的薯肉，略带焦黄，吃到嘴里，面香面香的。烤木薯可以说是海南的一种山野文化。

虽然，1969年兵团建制时期，工人在山上烤木薯常常要受到连队干部的批评，但这种活动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屡禁不止。只要是各个生产班分散到山上干活，干了不多久，那些妇女们就开始魂不守舍，频频向班长使眼色。再想坚持原则的班长也拗不过她们的缠磨，默默点头。

于是，班里一两个最机灵的女人便带上锄头、砍刀和竹簸箕飞也似奔向山中的木薯地。剩下的人继续干活，直至班长招呼大家休息。这时挖木薯的人也回来了。无需班长多说，众人便散开收拾柴薪，搭柴点火，准备开烤。

烤木薯最好的季节是冬天，工间休息时，围坐火边吃考木薯，又解肚饿，又暖手脚，最美不过。烤木薯也讲火侯。木柴刚点着时，先不要放木薯。待柴烧得出炭时，再将木薯投入火中，用烧得火红的炭灰盖住木薯，不消一会儿，木薯皮开始爆裂，香味扑鼻，用柴枝拨动一下，翻上几次，就可以吃了。说也奇怪，平时再有不和，只要坐到烤木薯的火堆前，便都是一条战壕的战友。我怀念烧木薯的香味，也怀念那种气氛。大家围坐在一起，不分你我，共同享受。

当然，木薯还有其他吃法，将其研磨成粉，做丸子或煎饼，也都是不错的吃法。有一次，我们几个女知青煮木薯丸子糖水，小艺和小珞是最后从小伙房回到房间的，她们端着盛满了糖水的锅子走进来，不知为何，让人感到有点虚张声势地招呼着，快吃，完了有重要的事情告诉你们。

我那时是世界上最老实的傻瓜之一，一心以为她们真有什么好笑的事要说，三口两口便吃完了糖水。结果，这俩位坏家伙捂着嘴大笑，说，对不起，木薯丸子糖水不小心，落下了几只扁虫（海南话蟑螂）。气得我哇哇大叫，很无奈被她们骗着吃了一顿蟑螂糖水。

我们那时由于胃口好，吃什么都是香喷喷的。胜利队的伙房常常在蔬菜旺季时，将吃不完的新鲜菜腌起来。可能是技术不佳，到吃的时候，咸菜不但带有咸味，还带有点说不清的臭味，但我们照样吃得津津有味，轻而易举地把半斤米饭送进肠胃。

有一次，全队到山上修公路，误了午饭时间，回到胜利队，已经是下午两点。我们感觉到从来没有的饿，于是冲进伙房打了半斤米饭。谁知半斤米饭下肚，居然没有任何解饿的感觉，马上又再打半斤米饭，吃了还是感觉饿。后来，大家想起，铁罐里还有从南坤镇买回来的小月饼，每一只需要现金外加一两粮票，我们每人又穷吞了五只，才把饿劲压住了。吃了这么多，我们绝没有撑的感觉。

在海南以后，我们开始学喝酒，记得我们常喝本地土酿菠萝酒。几个人共就着一个大大的搪瓷口盅喝酒，不一会喝掉了一斤多的酒。回来，我调回广州，喝起酒的那股豪气把家里人都吓坏了。过了不久，我的酒力开始下降，再后来，基本不能喝。现在，我差不多是滴酒不沾。

还有一样很特别的海南吃食要提，那就是年糕。海南话将年糕念成“粑”的类似音。年糕的用料不外是红糖加上糯米粉，但做法却很有讲究，糖和粉混合后，几条大汉用木棒子在大木臼子反复搅动，最后做成口感柔韧、颜色金黄的年糕。许多海南人逢春年时，做上大大的一块年糕，放在家中，客人来了，用线切割出薄薄的一片，放在锅里煎得焦黄，也是一种美食。我们在海南时，年年都白吃了老工人不少的海南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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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古和双子都被调到团部武装连，属于非生产人员了。我记得双子也属于我们所指的“痞子”，但他比其他人要沉静的多，后来，他调出了胜利队，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了。五、六年后，我在广州偶遇双子，他已是个“工农兵”大学毕业生，在省电视台担任技术工作。而且，我偶尔发现我们的父母都相互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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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组建兵团后，很多知青被上调到非生产岗位，成为人人羡慕的幸运儿。

我们初到海南，吸引我们的除了以前鲜见的食物，还有那些我们在原来生活环境里闻所未闻的轶闻趣事。

姚指导员是我走上工作岗位的第一位顶头上司，他是胜利队的指导员。他属于1960年集体复员、退伍的军人群体，安徽人，人瘦小，但有一个与身材不相称的大嗓门。他文化程度不高，但很善于在听首长报告的过程中提高自己的水平，平日说话、甚至言行举止都比较其他退伍兵不一样。老姚在文革期间是中坤农场的造反派头头，好象此时农场的退伍兵比较吃香，那批老农垦领导干部都是挨斗的对象。

老姚就是中坤农场中造反派的领军人物，在文革的“三结合”时期，老姚作为造反派代表被结合进了中坤农场革委会。我们到达海南的时候，中坤农场已进入抓革命、促生产时期，原来的农垦干部都基本官复原职，老姚也明白他的历史作用正在贬值，自动请缨，带着一班安徽和江苏籍的退伍军人，掺上几家海南、信宜农工，在中坤农场老区的上游队和猛进队之间硬划出了一个新点的地盘，建立了胜利队，由他本人担任胜利队的指导员。

据说，胜利队的驻地地是老姚动用农场革委会成员的职权便利，调动了推土机硬推出来的。至今，经过胜利队的路人还会惊叹这个生活点怎么会建的那么好的地点上，高高在上，向下俯视蜿蜒而过的公路。可惜，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胜利队已是破败一片，已属于被撤消的生活点，仅有几户当年的老胜利队工人，舍不得这块风水宝地，守着几栋旧瓦房，仍然住在那里。

我们到了胜利队，听到最多的故事是关于老姚的前妻。据说老姚的前妻是个很优秀的女性，在家乡已经入党，随他到海南后，担任过家属队的队长。还听说她人长得也很漂亮，常盘在头上的两条黑亮长辫子是她最大的亮点。可惜，她刚来海南不久，就患了肝炎病去世了。老姚对爱妻的早逝痛不欲声，下葬前，握着她的辫子久久不肯放手。那年月，说谁好看，全凭口说，既无电视又无电脑图片，加之本人又早已去世，真是无从考证。我被老姚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弄得心神不安，真想将这位妇女队长从坟墓里请出来，见证一下她的美丽。

关于我和老姚的恩怨，在本章节前部分已提到，这里不重复了。

1969年春天，生产兵团在海南组建后，原来橡胶农场的退伍军人自然成为了依靠对象。期间，老姚常到团部开会，每次回来都有不小的长进，不断地从团首长那里批发思想方法和语言表达，甚至动作。他说话总想学习团部军队干部们的居高临下的语气，拖腔拖调的，连他的小舅子在团部警通班都学了不少懒洋洋、满不在乎说话语气。他本来很单薄的身子却要模仿首长们大腹便便的姿态。我越来越不喜欢与他打交道，他不再是那个有几分感动我的姚指导员了。

后来，老姚被提拔成为营级干部，离开了胜利队。对他以后的情况，我知道得很少。听说在八十年代初，大批的安徽省和江苏退伍兵都离开了海南，回到了故乡，老姚也在他们之中。在海南农场，基层干部实际上就是拿工人工资，做领导别人的事。象老姚他们这样离开农场，估计连国家职工的待遇都丢掉了。听说这些，我禁不住地感慨，兵团那些年，确实让老姚意气风发了一番，但也酝酿了他后来的失落。

老姚后来的妻子芳子也是满出众的，听说念过些书，说话很有些学生腔调。因为丈夫是干部，芳子也不象其他妇女，苦哈哈地过日子，房子和小伙房都是胜利队最好的，干活也常受到特殊照顾。总之，她在胜利队，就是个人人羡慕的享福角色。甚至，芳子的小弟也成了胜利队的“大少”，整天晃晃悠悠，不务正业，还娶了个如同他一般懒的江苏媳妇，翠儿。

这位翠儿与队里的寡妇李玉芳是同村姐妹，两人秉性很象，好吃懒做，三姑六婆。见翠儿有姚指导员这座大山可靠，李玉芳当然羡慕不已，不久，也步其后尘，成功改嫁一位团领导这是后话。

当年，清高孤傲的我很反感这对胜利队的姐妹花，却也无奈。四十年后回顾往事，我又为自己当年的耿耿于怀感到好笑。最近，我与朋友闲谈中国的“小蜜”和“二奶”现象。朋友说，女人与男人不同，男人一生只有一条命，女人嫁一个男人就有一次命，嫁两个男人有两次命，如此类推。我为他的高论叫好时，李玉芳扭动着腰肢闯进了我的脑海。一时，堵在心中多少年的疙瘩解开了。我好感慨，一个识字不多的女人在二十几岁就及时地明白了我五十岁都弄不清楚的道理，佩服佩服。

与胜利队为数不多的“干部家属”比较，大多数的军工和农工“家属”的日子就比较艰苦。她们的婚嫁过程大致都一样，个个都是电影《牧马人》的“李秀枝”。她们先是被同乡姐妹们的“花言巧语”、或是那吃国家粮的跳出农门的机会所诱惑，胡里胡涂地长途跋涉、飘洋过海到了中坤农场，被人簇拥着与不认识的男人见了面，然后，就到场部登记结婚，马上就成为自家小伙房的女主人。于是，她们生儿育女，干工吃饭，从此告别少女时代对生活和婚姻的所有憧憬。

有的女孩子很顺从地接受了这个过程，有的性子刚烈的女孩子则要闹上几天或是几个星期才愿意就范。胜利队的军工媳妇文英当年就是闹得很凶的一个。文英来自苏北农村，那里是电影《南征北战》的故事发生地，人都比较单纯朴实。文英刚到中坤农场时，是个很水灵的十八岁女孩，大大的眼睛，细细的腰，皮肤白，牙齿整齐。那时，她的同村姐妹要把她说给二老戴。二老戴本来也不是军工，他是随着哥哥退伍兵大老戴到了海南中坤农场。胜利队的二位老戴象貌都不佳，头发毛很年青时就稀疏不齐，皮肤黑粗，五官丑陋，扮演《巴黎圣母院》的钟楼怪人几乎不用化妆。

文英初见二老戴，咬牙就是不愿嫁他。无论别人怎么劝，她都不肯松口。她是性格挺硬的女人，闹起来，别人都拿她没办法。当然，后来二老戴还是如愿以偿，将文英迎进了自己的小伙房里。至于，文英如何改变了自己的主意，我记不清楚了，仅记得她很甜蜜地告诉我们，二老戴对她真好，是个会过日子的男人。我们到胜利队时，文英嫁给二老戴多年，有了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和一个四岁的女孩。但是，她年纪也不过二十四岁左右，只是由于在海南岛强烈的阳光照射下，她皮肤已变得深黑，细细的皱纹布满脸颊，然而她的腰肢还是很细，眼睛还是大大的，黑皮肤衬着她那口白牙齿，显得黑白分明。

玉梅与文英是妯娌，二人长相很不一样，玉梅身材高大，比大老戴还高，马脸，嘴大牙也长，看上去很凶，脾气不好。据说，她在家乡是上过中学的，有时也与我们提及她以前学过哪些哪些课文。在我们的面前，玉梅脸上堆满笑容，声音甜美。但只要见到了大老戴和前妻留下的儿子，她脸马上拉长，声音变得尖锐和严厉，判若两人。我实在害怕看到她面对丈夫和儿子的那种后娘脸。玉梅和文英关系很僵，互不理睬，因为，善良温柔的文英看不惯她对弱夫和继子的霸道强悍。不知怎的，我内心一直很体谅玉梅，读了那么些年的书，最后落到要嫁给大老戴这样又丑又钝的人，遇到这种事儿，还有谁能保持心态平衡哟？！

其实，胜利队的广州知青只有在1969年春天，人员还是齐的。后来，兵团组建后，胜利队的知青就不断地被抽调出去，什么武装连了、医院了、宣传队了、学校了。到1970年春，胜利队知青能走的，该走的，都离开了。走不了的人员，不是家庭太黑，就是表现欠佳，当然都很失落。

1969年秋天前后，胜利队广州知青开始调出，十几个人走剩下拉五六个人，胜利队安静了，连副指导员老陈都说，知识青年走了，太安静了。虽然，有大批潮汕知青补进，但这只是一个新的开始，原来的气氛没有了。更重要的是原来“大家都一样”的平衡被打破，知青开始为改善自己的处境斗心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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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手执工具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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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初到海南时不满十八岁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