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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本与现实发生冲突时，真的往往是现实让步于文本吗？这会不会只是对官僚体系一种常见而夸大的诽镑？不管服务于谁，大多数官员都是讲理的人，他们肯定会：“我们是用文字来描述田地、运河和粮仓的现实。如果描述准确无误，我们做出的就是符合实际的决定；但如果描述不准确，就会造成饥荒甚至叛乱。这种时候，我们或未来的政权领导者就能从错误中学习，努力让描述更准确、更真实。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文件记录就能越来越精确。”<br>
　　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但它忽略了一股历史的反作用力。随着官僚体系掌握的权力越来越多，他们变得即使犯错也无动于衷。这时，他们不再改变故事以符合现实，反而通过改变现实来符合他们笔下的故事。<br>
　　最后，外部现实终于与这些官僚的幻想达成一致，但一切都是强迫现实不得不做出这种改变。例如，许多非洲国家的边界无视山川或贸易路线，造成历史和经济区域遭到不必要的分割，地方种族和宗教也遭到割裂。同一个部落可能赫然发现自己被分到了好几个国家，而同一个国家也可能纳人了许多敌对的部落。这样的问题虽然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都在所难免，但在非洲却格外激烈。原因就在于，现代非洲各国边界所反映的并不是当地国家自己的期许和斗争，而是由从未踏足非洲的欧洲官僚一笔画定。<br>
　　19世纪后期，欧洲强权既擅自主张在非洲占有领地，又担心一旦互相冲突，可能导致全面的欧洲大战，于是各方在1884年共聚柏林，欲瓜分非洲，仿佛非洲只是一张馅饼。当时，欧洲人对绝大部分非洲大陆仍然一无所知。英、法、德已经拥有非洲沿海地区的精确地图，也清楚地知道尼日尔河、刚果河和赞比西河是在哪里入海但他们几乎不知道这些河流上游在非洲内陆的状况，不知道沿岸的王国和部落，也不知道当地的宗教、历史和地理这些事情，欧洲外交官根本不放在心上，他们只是在柏林一张光亮的会议桌上，摊开一张还有一半空白的非洲地图，在上面画了几条线，就私自瓜分了整个非洲大陆。<br>

[[文件:Weilaijianshi tu24.jpg]]

图2419世纪中叶欧洲的非洲地图。欧洲人对非洲内陆所知甚少，却仍肆意瓜分非洲、划定边界

　　等到这些欧洲人拿着先前早已商议定案的地图终于打进非洲内陆时，才发现在柏林画的许多边界根本难以适用于非洲的地理、经济和种族现实。但为了避免产生新的冲突，这些侵略者仍然坚持原协议，于是这些想象出来的线条就成了欧洲殖民地的实际边界〇在20世纪下半叶，欧洲帝国瓦解，殖民地纷纷独立，但新成立的这些非洲国家担心重定边界会带来无止境的战争和冲突，因此边界仍未改变。现今非洲国家面临的许多困难，都是由于这些毫无道理的边界造成的。欧洲官僚笔下的幻想遇到非洲的现实时，现实被迫投降。<br>
　　现代教育系统也有许多现实向文字低头的例子。如果我要量自己桌子的宽度，要用哪个度量衡单位无关紧要。不管它是200厘米还是
78.74英寸，桌子的宽度并不会有所改变。但如果是官僚体系要衡量人的时候，用哪个标准差别就很大了。学校一旦开始用说一不二的分数来评估学生，数百万学生和教师的生活就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分数是历史相对晚一些的发明。狩猎采集者从来不需要用标记来评估自己的成就，甚至在农业革命几千年后，也很少有教育机构会使用精确的分数。到了年终，某个中世纪的补鞋学徒并不会收到一张纸，说他的鞋带技术拿了个A,但鞋扣技术只有C-。在莎士比亚时代，牛津大学的毕业生离开学校时只有两种可能，即拿到学位或是没拿到学位，没人想过要给某个学生74分、另一个学生88分这种事。<br>
　　直到T业时代出现了大众教育系统后，才开始固定使用精确的分数。先是工厂和政府习惯用数字语言来思考，接着学校也开始效仿，并根据每个学生的平均分数来判断学生的素质；至于老师和校长的素质，则是根据学校的总体平均分数来判断。官僚体系采用这个标准之后，现实就变了。<br>
　　一开始，学校的重点应该是启发和教育学生，而分数只是衡量是否成功的工具。但很自然，学校很快就开始一心追求高分。每个孩子、教师和督学都知道，考试考高分需要的技能，与真正了解文学、生物学或数学所需的技能并不相同；每个孩子、教师和督学也知道，如果被迫两者只能选其一，大多数学校选的会是分数。
书面文字的力量，随着各种神圣经文的出现而达到巅峰。古代文明的祭司和抄书吏，习惯将各种文件看作现实的指南。起初，这些文本会告诉他们关于税收、田地和粮仓的现实，但等到官僚系统得到了权力，文本也就得到了权威。祭司不仅记录着诸神的财产，也记录着诸神的行为、戒条和秘密。而就此写出的经文，号称描述了完整的现实，也让一代又一代的学习者习惯于从《圣经》《古兰经》或《吠陀经》中寻找着一切问题的答案。<br>
　　理论上，如果某本宗教经典扭曲现实，门徒迟早都会发现，而让这本经典权威扫地。林肯就说过，你不可能在所有的时候骗过所有人只不过，那是林肯一厢情愿罢了。实际上，人类合作网络的力量就是依赖于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微妙平衡3太过扭曲现实，力量就会被削弱，让你敌不过那些能看清现实的对手；但想要有效壮大组织力量，仍然得依靠那些虚构的神话。如果坚持一切都要百分之百的现实、绝不加人任何虚构，追随者肯定也不会太多。<br>
　　如果用时光机把现代科学家送回古埃及，就算他用进化论、相对论和量子物理戳破了古埃及祭司的一切虚构，还是无法在当时拥有权力。当然，如果这位科学家可以运用知识制造出枪炮，就能在面对法老和鳄鱼神索贝克时大占优势。但为此，他必须开采铁矿、建造鼓风炉、制造火药，也就是需要许多辛勤劳动的农民你真的觉得，和农民大谈
E=mc2(爱因斯坦质能方程），就能让他们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吗？如果你真这么想，欢迎现在买张到阿富汗或叙利亚的机票，在那里好好施展你的才华。<br>
　　就像法老统治下的埃及、欧洲的各个帝国以及现代的学校系统，这些真正有力的人类组织，并不一定都把现实呈现得清清楚楚。这些组织大部分的力量，都在于能够将虚构的信仰建立在一个让人顺从的现实之上。例如，货币的整个概念正是如此。政府制作出本身并无价值的一些纸张，宣布它们是有价值的，接着就开始用它们来计算一切的价值。政府有权强迫公民只能用这些纸张纳税，于是公民別无选择，至少得拥有几张这样，这些钞票就变得真的有价值了，政府官员的身价也跟着得到肯定，而政府既然控制着钞票的发行，权力也就水涨船高。如果有人提出异议说“钞票只是根本没有价值的纸”，而且认真地只把钞票当成纸，那么他的日子肯定不会好过。<br>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教育系统，他们认为入学考试是评估学生的最好方法。教育系统拥有足够的权力，能够影响大学入学标准以及公职或私人企业的聘用标准。于是，学生就会全力以赴，一心取得好成绩。那些令人垂涎的职位都由成绩好的人抢下，而这些人自然又会大力支持这个让自己得到好处的系统。教育系统掌控着各项关键考试，也就使它更有权力影响大学、政府及职场。如果有人提出异议说“学位证书只是一张纸”，而且认真地只把证书当成纸，那么他的日子肯定不会好过。<br>
　　各种宗教经典也是同样的运作模式。各种宗教组织声称，自己的经典里有着我们所有问题的答案，而且同时也对法院、政府和企业施加压力，要大家照着经典行事。这时，如果有个聪明人读到经文，再看看周围的世界，会发现好像确实符合事实。“经文说，你必须向神缴纳什一税，而你看，大家真的也都缴了；经文说，女不如男，不能担任法官，甚至不能出庭做证，而你看，现在确实没有女法官，法庭也确实不愿意接受女性的证词；经文说，只要好好研读神的话语，就能在生活中得到成功，而你看，现在所有的好工作，确实都是由那些熟读经文的人担任。”<br>
　　这样一来，聪明人自然就会去研读宗教经典也正因为他是个聪明人，很有可能就会成为经典的权威，甚至会成为法官。如果他当上了法官，一定不会允许妇女上法庭做证；如果要选继任法官，显然他也会选个熟读经典的人；如果有人提出异议说“这本书只是一叠纸”，而且认真地只把这本书当成一叠纸，这个“异端分子”的日子肯定不会好过就算各种宗教经典从根本上扭曲了大众对于现实本质的理解，却还是能大权在握数千年。例如，《圣经》对历史的看法在根本上就有问题，却仍然成功传遍世界，数百万人深信不疑。《圣经》宣扬的是一神论的历史理论，声称整个世界是由某个唯一、全能的神来掌管，而且他非常关心我和我的行为。如果发生了什么好事，一定是他在奖励我的善行；而如果发生了任何灾难，也必然是在惩罚我的罪恶。<br>
　　因此，古代犹太人相信，不论是遭受大旱，还是因巴比伦王国的尼布甲尼撒二世人侵犹太王国而流离失所，也都是因为他们犯了罪而受到神的惩罚。至于波斯的居鲁士大帝打败古巴比伦人，允许犹太流亡者回家重建耶路撒冷，当然是因为慈爱的上帝听到了他们悔恨的祷告。《圣经》并不会承认，大旱有可能是因为菲律宾火山爆发而引起，尼布甲尼撒二世的入侵是为了古巴比伦的商业利益，居鲁士也是出于自己的政治因素而支持犹太人。因此，《圣经》显然对全球生态、古巴比伦经济或波斯政治体系都没有什么兴趣。<br>
　　人类的童年都有自我专注的特征。不论什么宗教或文化，儿童都会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对其他人的处境和感受兴味索然。正因为如此，父母离婚对儿童会造成莫大的创伤3—个5岁的小孩并不能理解，某件重大事情可能不是因为他造成的不管父母跟他说多少次——说父母都是独立的人，有自己的问题和希望，父母离婚不是因为他，孩子都不会懂。他一心认为，所有事情都是因为他的关系。大多数人长大之后就会摆脱这种幼儿期的妄想，但有些人却继续坚持、至死不改。就像孩子觉得父母是因为他才会吵架，一神论者也相信，波斯人与古巴比伦人是因为自己才会开打。<br>
　　在《圣经》时代，有些文化对历史的看法明显更为准确。在泛灵论和多神论宗教的眼中，世界就是一个各方权力竞逐的角斗场，而不只是有单一的神，因此泛灵论和多神论者很容易相信，有很多事情不管是与我还是与我最爱的神都无关，既不是为了惩罚我的罪恶，也不是为了奖励我的善行。不论是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希腊历史学家，还是像司马迁这样的中国历史学家，都已经发展出非常精致的历史理论，与今日的现代观点极为类似。他们认为，之所以会爆发战争和革命，是由于无数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因素人有可能没有犯下任何过错，却仍然成为战争的受害者。所以，这些让希罗多德对波斯政治深感兴趣，而司马迁也极为重视蛮夷文化和宗教。<br>
　　现代学者多半会同意希罗多德和司马迁的历史观，而不是同意《圣经》。正因为如此，所有现代国家都会投入大量精力，收集关于其他国家的信息，并分析全球生态、政治和经济趋势。在美国经济表现不佳的时候，就连福音派的共和党人有时也是把错怪到中国头上，而不是忏悔自己的罪。<br>
　　然而，虽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比《圣经》作者更了解现实，但这两种世界观一发生冲突，《圣经》就将对手一举击倒，最后，希腊人采用了犹太人的历史观，而不是犹太人接受了希腊人的历史观。从修昔底德的时代又过了1000年，希腊人反而越来越相信，如果有蛮族入侵，肯定是神在惩罚自己的罪行。不管《圣经》的世界观错得多么离谱，却能为大规模人类合作提供更好的基础就算到了今天，美国总统宣誓就职的时候，手也是放在《圣经》上。同样，在包括英美在内的全世界许多国家，证人上法庭做证，也会把手放在《圣经》上，发誓说出事实、完整的事实，也唯有事实。然而，发这个誓的时候，他们所凭依的书里竟是充满虚构、神话和错误，岂不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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