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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从深圳这扇大门走进了什么？

　　关于历史其实也可以说是后来人眼睛里的历史，其中包括了后来人的观点角度和立场。后来人关于特区的座谈、写作、展览和宣传，有时令人啼笑皆非。有一首歌唱道，“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金山，春雷啊，唤醒了长城内外,春晖啊，暖透了大江两岸……”。这首歌是歌颂邓小平的，全国人民都以为那个老人是邓小平。但是这个人真的是邓小平吗？当然不是，历史的一页一旦翻过，能去考究真实的人就已经不多，过去的一切成了罗生门。譬如说上面引用的那首歌所讲的那件事，其实当时在中国的南海边上划了一个圈的人是李先念*，这个圈起来的地方叫蛇口，划给了招商集团做工业基地。邓小平自有他过人之处，就我个人的看法，邓小平成为实际领袖之后的伟大在于他的格局，他放手让所有人都来想办法，就带来了热气腾腾的改革开放，邓小平说，“我想着重讲讲发扬经济民主的问题。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我国有这么多省、市、自治区，一个中等的省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大国，有必要在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之下，在经济计划和财政、外贸等方面给予更多的自主权。”邓小平考虑的是大策略方面的事情，面对世界阵营划分，他一仗功成，迅速安定了美国那颗动摇的心，引导了整个西方世界向着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方向倾斜。他是考虑大事的人，对国内，他注重实际，允许摸着石头过河。对国际，他知道中国该放下身段，便明确定下韬光养晦的策略。然而尽管人们奋斗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下，我们党和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的认识都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为了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九七八年年十一月十日中央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中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原定的调子是走一个形式，把工作重点从政治斗争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然而人心形成的裹挟力量左右了原定的会议议题，将这个会议开成了一个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为天安门事件和文革中一系列重大冤案平反，确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会。这个会议一共开了三十六天，是陈云同志以普通中央委员身份对毛主席评价带了头，并指导了整个会议的进程。拨乱返正，不拨乱不能返正，一旦会议进程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思维，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工作上来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到了十二月十五日，会议闭幕，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郑重提出：“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的讲话实际上也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报告。三天之后，从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都说十一届三中全会高举了改革开放的旗帜，其实那是后来宣传的说法，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粹是解放思想。我们可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勉强可以和改革开放挂上钩的只有这么两段话：“为了迎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任务，会议回顾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会议认为，毛泽东同志一九五六年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提出的基本方针，既是经济规律的客观反映，也是社会政治安定的重要保证，仍然保持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实践证明，保持必要的社会政治安定，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我们的国民经济就高速度地、稳定地向前发展，反之，国民经济就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倒退。现在，我们实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恢复和坚持了长时期行之有效的各项经济政策，又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因此，我国经济建设必将重新高速度地、稳定地向前发展，这是毫无疑义的。”“会议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应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实行分级分工分人负责，加强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权限和责任，减少会议公文，提高工作效率，认真实行考核、奖惩、升降等制度。采取这些措施，才能充分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普遍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这里面有那一句话可以和我们现在说的改革开放联系得上？再说了，“开放”两个字甚至没有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出现过，提都没提过。其实这不是任何人的错，在我们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候，的确没有人想到市场经济。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出发，全党全国人民走向了经济建设，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讲的是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谈的是“恢复和坚持了长时期行之有效的各项经济政策”，的确，公报调子昂扬，但是，会议进程和会后的公报的确都没有讲改革开放。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从阶级斗争转向了经济建设的拐点，但是不是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起点。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起点是特区。搞特区以及引进市场经济这件事就地方和中央的关系而言，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倒逼。就历史前行而言，将中国从计划经济带进了市场经济是解放思想呼啸着的裹挟力量。这种力量产生于人心，全党，全国人们的念想和意志。市场经济首先进入了广东，但是在什么时候进入中国的学者们的视野的呢？曾经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写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胡福明*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前夕，也就是特区创办十来年之后，找过几位研究经济学的青年教师谈话，希望他们写一篇文章，阐明一个道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决定社会经济制度性质的是所有制，不是经营方式。胡福明说，“他们没有按照我的意见写文章，他们不敢写。”按照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系列报道的文章的说法，“胡福明至今深以为憾。”说来奇妙，最早公开出现“市场经济”字样的是人民日报关于陈云副主席约请国家计委几位负责同志开了一个座谈会的报道，这篇文章把市场经济作为参照物强调了计划经济的重要性。这个报道的题目叫《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最早出现的“市场经济”字样的文章。而正面提出市场经济没那么大胆，事实上经历了一个颇长的铺垫过程。一九八二年，十二大提道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是在中央的文件上第一次出现了“市场”字样。一九八四年，十二大三中全会进一步说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过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文件里讲的也还只是“商品经济”，不见市场经济的说法。我曾经问过父亲在他心目中深圳的意义是什么，他回答我说，“深圳为中国重新引进了市场经济。”的确，市场经济就是从深圳这扇大门走进中国的精灵。邓小平是在南巡路上才开始讲市场经济的，在邓小平南巡之后，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几个字写进党的决议。这已经是在特区创办十多年之后的事情了。而到了那个时候，邓小平“不搞争论”的总体策略和我父亲在开始搞特区时规定的“只做不说，多做少说，做了再说”的约法三章却还是有异曲同工的味道。我们讲十一届三中全会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是因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成了一个解放思想的大会，以后的改革开放就是从这里产生的，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没有讨论过任何改革开放，因此当我父亲提出广东先走一步，提出划一块地方的时候，所有人都担心。在那个时候，绝大多数的人，也包括绝大多数北京的领袖，他们根本不明白，他们不知道改革意味着什么，开放意味着什么，更不要说特区了，因为解放思想成了潮流，他们被裹挟着，糊糊涂涂，顺着潮流，后来，写着改革开放四个大字的旗帜就顶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名头高高飘扬了。一九八九年之后，改革开放出现了几乎停滞的局面，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南巡重新推动了改革开放。为什么要南巡而不是北巡、东巡、西巡？因为中国在最南的地方有一个深圳，这个时候的深圳在邓小平的眼里有无比的分量。“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又证明了什么？证明的是：我们改革开放的伟大方针是正确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深圳与邓小平相互相成，但是从逻辑的角度出发，我们再往下问，改革开放的伟大方针是正确的，却又正确在什么地方呢？邓小平是在南巡路上开始讲市场经济的，没有深圳具象的成功，北京就明白了？邓小平的南巡那么轻易就能成功了？重新引进市场经济是改革开放的关键。这一点在改革开放初期没有人意识到，到了现在也有很多人不这么看，他们认为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

*李先念（1909--1992）湖北黄安李家大屋人，1926年参加农民运动，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高桥区委书记，安南县委书记、苏维埃政府主席，四方面军第十一师三十三团政委，第十一师政委，第三十军政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共豫鄂边区省委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军事部长，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司令员，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中共鄂豫边区委员会书记，鄂豫皖湘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原军区司令员，中原局第二副书记、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中原军区第二副司令员，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任武汉市委书记和市长，中南局副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主任，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李先念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书记处书记。他还是九届至十二届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下放，“九·一三”事件后，担任国务院的领导工作，是第七届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常委，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委。1983年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胡福明（1935--）江苏无锡人，中共党员，195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新闻专业，翌年进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学习，毕业后，在南京大学政治系任教，历任系党总支副书记、副系主任、副教授、教授，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省委常委、省委党校校长、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作者，2001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