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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两个马克思*主义的报告 
    一九六零年八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局，分担中央部 分工作。中南局分管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五省，机关设在 广州。陶铸任第一书记。十月，我父亲调中南局，陶铸一下子许了他 四个职务，要他都管起来。所以在中南局成立最初的日子里，他任农办主任，同时任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政策研究室主任*。 我问，“农办主任是部委正职，你为后来什么不当农委主任？” 父亲道，“去过农办几天，那些处长们都是老地委书记、副书记，不好开展工作，我找陶铸，让他免掉我的农委主任，我说我还是做我 的政策研究室主任便好。陶铸让我继续当副秘书长，该兼还兼。但副 秘书长事多，本来也都是些政策上的事，挂名不挂名不重要，办公室 主任、政策研究室主任后来都不兼了。” 我和父亲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我看到的是陶铸的信任，而这些信任建立在我父亲保持独立思考问题的基础上，陶铸需要这么一个不跟 风的人，至于当什么官，这个人觉得怎么方便就怎么好。 这段时间的事情，父亲在《高山青松.陶铸诞辰 100 周年纪念文 集》的序言中有提及。
    庐山会议之后刮起的共产风，其规模和危害远超一九五八年。一九六零年十月二十六日*主席收到了信阳事件的材料，看到反映农村饿死人的报告越来越多，主席决定不吃肉了。 主席开始强调调查研究大概也就在这个时候，中南局集中力量搞 调研比主席提出的时间要早些，能下的人都下去了。所有的调研最后 都集中在那篇名字叫《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座谈会记录》的 文件里。我在文化革命的时候就知道这篇文章。中南局大院里的子弟们口 口相传，传的最多的是当时的农办主任李尔重*。孩子们说，造反派背语录，李尔重能和他们比着背。斗他一条罪名，一条语录就挡了回去。另外一个是我父亲，有几个偷看了斗争会的孩子，说长论短，分别给我讲过我父亲神奇的一幕。归拢起来，故事大概是这样的： 那天，在礼堂斗我父亲，斗得热闹，高帽，铜锣，九十度弯腰， 拳打脚踢，人家喊打到三反分子吴南生，我父亲也跟着喊。突然，他 就站直了，扯高了嗓子，他说，“同志们！”全场就楞了，一时不及反 应。“三自一包可以批，但是——”他的声音好高，全场乱了一阵， 渐渐所有的声音都没了，静得就像会场里没人一样。 他就站在那里，头上戴着高帽，胸前挂着牌子，一直等到会场全 静了，他说，“毛主席有过批示的，我的三自一包不能批！中南局的 三自一包不能批！” 他振臂一挥，“毛主席万岁！” 他喊，有几个干部也跟着喊，喊完了，大家看着他们，他们互相看来看去，迷迷糊糊的样子。 我父亲又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這個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之後所提出的意見也是馬克思主義的’。” 他又喊，“毛主席万岁！” 这回大家不得不跟着喊了。他再喊，“毛主席万岁！”大家没办法， 还得跟着喊。后来全场嗡嗡嗡了一阵，批判会就结束了。 就这样，我知道了中南局有《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座谈 会记录》这么一篇文件的存在。这篇文章主席批示过，主席给了这篇 文章两个马克思主义的高度评价。 再后来，当我和父亲聊天的时候，我便问，“那篇报告是你写的吗？”他说，：“不是，是其它同志写的。” “谁呢？”我问。 “记不起来了。”他说，“当时，陶铸和王任重*搞调研，在广西写出来的。” “文化革命的时候，批斗会上你说，‘我的三自一包不能批’，你 当时真的这样说吗？” “是啊。他们斗我，说我搞三自一包，走资本主义道路。” “但那不是你写的嘛。” “他们都当成是我写的。知道不是我写的人也认为我一定是参与 了。其实，思想形成是一个过程，那我当然是参加了。具体文章我不记得有没有在电话说过几句，很可能没有，那时的通讯条件不比现在。 但是，后来的补充材料都经过我的手。再说了，当时我说了出来，救我自己，还可以救很多人。” “就这样？文革就真的不批你三自一包了？” “那次批斗大都是中南局干部，主席批示了两个马克思主义，大家知道深浅，他们不敢。” 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批斗对象在批斗过程中被活活打死是一种大几率的事情。我父亲敢于涉险，敢于揽上身，现场分寸把握不差毫厘。 我敢说在诺大一个中国这事是孤例，而且他赢得漂亮。
    那篇文章的全称叫《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座谈会的记 录》。我找不到原文，托一个在省委的朋友去找，找到了下面这份文 件：关于印发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座谈会记录〔1〕的批语〔2〕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各同志〔3〕。 这个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 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否还有可议之处，请各同志研究。并且可以发给 省、地两级去讨论。 毛 泽 东 七月二十二日 根据手稿刊印。注释〔１〕指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一九六二年六月七日在广西桂林专区龙胜县召开的关于巩 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座谈会的记录。这个记录原载《中南通讯》一 九六二年第五期，分四个部分：一、对目前龙胜县形势的估计。执行 农业六十条以来，多数人积极寻找改进集体经济经营管理的办法，以 求迅速增加生产，改善生活。这是龙胜县目前形势的主流。据分析， 目前全县生产队中，大约有 60—70％基本上属于社会主义的集体经 济性质；有 20—30％基本上属于单干，不过还保留着某些集体经济 的因素；还有大约 10％完全是单干。原来估计全县 60％甚至 70％的 生产队单干了，实际上没有这么多。二、对龙胜县目前存在的几种生 产管理形式和性质的分析。生产管理形式大致有五种：（一）生产资 料集体所有，劳力与耕牛统一调配，生产统一计划安排，肥料统一使 用，庄稼统一收打，收入统一分配；在生产劳动方面，主要农活集体 操作，一般农活责任到人。实行这种严格的经营管理责任制，其优点 是责任分明，又比较简便易行，应该认真总结提高，加以推广。（二） 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统一计划，统一分配，生产短期安排，四定小包 工。这种几年来的老办法，群众不满意，必须予以改进。（三）生产 资料集体所有，统一计划，统一分配；按劳力或按人头基本固定田块， 少数农活统一派工，集体操作，多数农活长年责任到人。对采取这种 形式的生产队，从实质上看，应当分为两类：一类基本上还是集体经 济，一类很可能基本上已经是变相单干了。（四）居住深山的单家独 户和生产组，经过批准包上交。这是在特殊情况下的一种特殊形式， 仍然是集体经济的组成部分，属于社会主义性质。（五）明显的单干。 有的叫“包产到户”，有的叫“分田到户”。其中有一部分耕牛还是集 体所有，对五保户还有一些照顾，对困难户还有某种帮助，总算还保 留了一点点集体经济的因素。以上五种形式，是比较粗略的分法。对于每一个生产队，究竟它属于什么性质，是集体经济还是单干，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或者兼有两种因素，又以何者为主，何者为次，必须根据各队的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谨慎地加以判断。三、划清集体经济和单干的界线。集体经济最基本的是四条：一是主要生 产资料集体所有，二是生产统一计划安排，三是集体劳动，四是生产 收入统一分配。至于什么叫集体劳动，很多人都还不很清楚或者很不 清楚。集体劳动的意思，主要是指劳动力由生产队统一调配，而不是 所有的农活，都要大家拥到一块去干。所以，不能单纯从集体操作农 活的多少，来确定是不是集体生产。四、目前巩固集体经济的方针。 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根本原则是自愿和 示范这两条。工作重点是努力办好一批生产队，做好示范工作，而不 是采取行政命令的办法硬性地去“纠”或“扭”那些单干户。第一， 对目前出现的各种生产管理形式，要根据上述四条原则准确地判明它 究竟属于什么性质，谨慎对待。第二，从各方面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 必须逐步做好的工作是：明确和稳定所有权，继续克服“共产风”； 适当调整征购任务；改进和调整农副产品收购中的换购与奖售工业品 的办法；改善生产队的经营管理；发展多种经营。 〔２〕毛泽东的批语连同这个座谈会的记录，一九六二年七月二 十二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中发〔６２〕409 号发至省、地级。 〔３〕指即将在北戴河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这次会议 于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四日举行。 
    父亲决意不讲五三年以后的事情，一句半句涉及五三年以后的事 请都在对话中出现，然后我得拼图，自己去搞清楚来龙去脉。找到了 这篇印发批语，我很高兴，一头就钻了进去。 从印发批语的注中我们知道调研的对象是广西的龙胜县，这也就 是这篇文章也叫《龙胜座谈纪要》的原因。 这篇文章涉及的一个概念叫包产到户。包产到户的故事最初发生 在安徽。三面红旗时期，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推行大跃进、人民公社，万斤粮，大食堂不遗余力。三年困难时期，安徽是重灾区，饿殍 遍野，没有办法可以解决。后来，基层自救，产生了把土地让农民承 包的办法。这种办法推行后迅速改变了安徽农村饥荒状态。 在 1961 年 3 月的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曾希圣将这种被称为包 产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当面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同时在会上做了介 绍。当时，毛主席听了曾希圣的包产到户，道，“你们试验嘛！搞坏 了检讨就是了。” 曾希圣非常兴奋，立即打电话回安徽，道是“现在通天了，可以 搞。”其实主席虽然这样应答，但心中犹豫，过了几天，广州会议还 没有结束，主席通过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嘱咐曾希圣，将这一方 法的试验局限于小范围。然而，就那么几天功夫，主席准许试验消息 已经散开了，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这一制度在安徽、四川、河北、 广东、广西、福建、湖南、浙江、甘肃、贵州凡是地方党组织没有强 制性反对的地方如同星火燎原般铺开，在最早产生这一制度的安徽， 包产到户的比例甚至占到了农村社队的 80%。 当时中央相对务实的领导人经过调研，基本上都将“责任田”作 为解决农村问题的方法。那一年，陈云*就农业恢复问题，向主席提 出了个体经营与合作经济在我国农村相当长的时期内还要并存的看 法。邓小平*认为，要恢复农业生产，要看情况，在生产关系上不能 完全采取固定不变的形式，看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积极性就用那种 办法。他的“白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说法便是产生于这个时期。 然而，主席的想法一直在变，1961 年 3 月，他允许试验。过了 十来天，他明确要求将试验局限在小范围。到了 1961 年年底，他认 为农村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最后的政策界限。 1962 年 1 月份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了书面 报告，总结了自 58 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和教训，分析了 几年来工作的主要缺点和错误。在这个会议上，刘少奇脱稿讲话，讲 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对形势的判断和主席完全不同，大家都能感觉 到主席和刘少奇之间的矛盾。关于七千人大会，一般的说法是“白天 出气，晚上看戏”，是一个纠偏的会议，尤其在会上刘少奇的说法和 主席不一致，更增强了这种印象。但印象归印象，实际上，就是在这 次会议的后期，曾希圣因为前些年对安徽饿死数百万人负有直接责任 在先，支持“责任田”，“犯方向性的严重错误”在后，被批判撤职。 新的安徽省委做出了改正“责任田”的决定。其他省份就纠正“单干 风”也发出了一系列的文件。 1962 年 4 月上旬，邓子恢到了广西龙胜调查包产到户情况，又派 调查组往安徽调研责任田，形成了支持包产到户的主张。他认为，建 立生产责任制“是今后搞好集体生产巩固集体所有制的根本环节”。 到了 1962年7月份，主席提议以党中央名义起草一个关于巩固 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并确认搞“责任田”是单干风。中南局的《龙胜座谈纪要》完成于 1962 年 6 月 7 日。时间在各 地纷纷以“责任田”和“包产到户”解决农村问题之后，在七千人大 会之后，也在曾希圣因而“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之后。却在邓子 恢因明确支持包产到户受到了重点批评之前。 1962 年 7 月 22 日主席批示“这个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 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肯定了包产到户。 十五天之后，即 8 月 6 日中央召开了北戴河会议。北戴河会上主 席开始强调阶级斗争，同年 8 月份，他提出质问，是要社会主义，还 是要资本主义？农村合作化还要不要？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 是集体化？口气极为严厉。紧接着，明确支持包产到户的邓子恢受到 了重点批评。北戴河会议之后，批“单干风”，批“三自一包”，批“翻 案风”，凡粘到了“单干”，“三自一包”等同于反党反社会主义，是 死罪。这篇文章出笼的背景在于北京对“责任制”的认识不统一。 虽然毛主席曾答应曾希圣三自一包可以试验，但是在主席心里对 这事一直是疑惑的。当他经过思考，确认了三自一包不是社会主义道 路后，他找过曾希圣，他说，生产恢复了，是否把责任制这个办法改 变过来？曾希圣答，群众刚刚尝到甜头，是否让群众再搞一段时间？ 从这样的对话里我们可以看出，曾希圣关于三自一包性质的判断其实 和主席一致，他们都将三自一包归纳为私有所有制的范围。其他的领 导人陈云、邓小平关于三自一包性质的判断其实和主席也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三自一包属于个体经济范畴。 在认识上和毛主席、陈云、邓小平、曾希圣拉开了距离的是邓子恢。他认为，建立生产责任制“是今后搞好集体生产巩固集体所有制 的根本环节”，但是他没有涉及三自一包的性质问题。 中南局的这篇报告在将生产责任制看成搞好集体生产巩固集体 所有制的根本环节这一看法上和邓子恢一致，然而分析却细很多，文 章列出了划清集体经济和单干界线的标准共四条：“一是主要生产资 料集体所有，二是生产统一计划安排，三是集体劳动，四是生产收入 统一分配。”这篇文章通过分析，从性质上将绝大部分的“责任田” 划回到集体经济一边，从而捍卫了集体经济。 如果我们脱离当时的语境，纯粹从理论角度研究这篇文章，我们 可以看到，既然承担责任田的个人对责任田（即生产资料）完全没有 所有权；既然谁耕作那块责任田的确经由生产队统一计划安排；既然 责任田的收获，个人得多少，集体得多少，生产收入得经过一个统一 分配的过程。因此“责任田”本质上并没有脱离集体经济的说法是成 立的。中南局的报告采用了将走到了“分田到户”地步的“包产到户” 与一般的“包产到户”切割开来的方式，以朴实的逻辑说明了大部分 的责任田其实是在完全不改变土地的集体性质的前提下，集体与个体 之间相对灵活地约定工作及分配的一种模式。文章捍卫集体经济的立 论非常明确，在我看来正是这种逻辑的力量，以及这种说法客观上和刘少奇将包产到户作为私有成分对立，导致主席当时一提笔就为这份 报告批了两个马克思主义。 但是倒过来看，当土地依然完整地属于集体所有的情况下，其实 是不可能有走到了“分田到户”地步的“包产到户”的，纵使按劳力 或按人头基本固定田块，多数农活常年责任到人，但谁也不能得出基 本固定的地块就不属于集体所有的结论，因此，也可以说中南局的这 篇报告内里却是百分百支持包产到户的。 中南局的这份报告本来可以说“责任田”本质上是集体经济，我 们得保留下来，这样一类的话，但是，这篇文章没这样说。文章给出 来的是“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根本原则 是自愿和示范这两条”这么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很常识，主席对这篇 文章给出了两个马克思主义的评价，其中第二个马克思主义指的是 “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指的就是这条原则。 然而，按中南局的这篇报告提出的，已经“包产到户”的地方得 通过自愿和示范慢慢改变，操作起来，其实与邓子恢、陈云、邓小平、 曾希圣希望得到的结果无异。为什么那些就是错的，而中南局的这篇 就是两个马克思主义的？ 通过分析，可以把中南局这帮人勾画成了文革时期所说的标准的 反革命两面派。也许我的分析不对，然而，主席对这个报告批示了两 个“马克思主义”，把一个天纵英明的领袖说成是受骗上当的普通人，亦不合理。倒过来，如果说，主席是真心同意这个报告的，批示完没几天，主席的调子变成了“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批三自一包批了十年又怎样解释？ 这算不算是两面派？算是两面派的话，既注意到主席一直在讲的 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又实事求是，这是革命的两面派还是反革命的 两面派？主席说过，“对党和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这就是我们的出 发点。”主席忘了说的是：如果对党和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不存在的时候，该以什么为我们的出发点。他也忘了说，如果这两点冲突的时 候，我们该以哪一方面为我们的依归。刘少奇在延安时期，林彪*在 文革前夜他们不约而同强调了另外一个出发点，这个出发点是领袖。 他们认为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但毕竟在许多共产党人如陶铸，如赵紫阳，如我的父亲的心底，人民才是最重要的。 父亲说，“惨不忍睹啊！一个人好好的走在路上，突然就倒下去， 死了。其实就是没饭吃，路边随时都可以看见倒下去的人。” 有那么一批共产党人，在党出现了错误，在党高压，在党不可理 喻的时候，他们知道前车之辙，他们没有飞蛾扑火，他们没有据理死 谏，他们甚至不敢光明磊落，他们通过调查研究，他们选择最适当的 时机，用党认为最正确的语言，最委婉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使这个党 和他们的领袖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他们的做法，有如这篇《龙胜座谈纪 要》。他们想出所有他们能想到的办法，包括让部分人逃港。保住老 百姓这就是他们的出发点，从这个角度看，什么革命的两面派，反革 命的两面派其实不重要。我看过王任重的儿子怀念他父亲的文章，湖北是放卫星的始作俑者之一，当儿子的去辩护，真是难为了。但看这篇《龙胜座谈纪要》，我们知道王任重知道自己的错，他实实在在纠正自己的错，但他意识到对党和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不存在的时候， 他选择了人民，曾希圣亦是如此，尽管他们的错误不可饶恕，但他们 还记得人民，这就是本义上的共产党员，初心意义上的共产党员。共产党本来就是应该为人民的。 

    *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1818－1883 年 3 月）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是马克思主 义的创始人，第一国际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缔造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 开创者。他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被认为是指引全世界劳动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 义伟大理想而进行斗争的理论武器和行动指南。他是德国的思想家、政治学家、哲学家、经 济学家、革命理论家和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 
     *关于父亲那个时候的任职，同时兼任副秘书长、农委主任、办公厅主任和调查研究室 主任四职是父亲对我说的。在他写的《朱陈往事增惆怅 心底无私天地宽》一文中，他说， “10 月我也从广东省委调到中南局工作，担任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还担任农委工作。” 文字所述只有三职，而讲完三职后，陈述陶铸到大石公社，讲的却是“我和政策研究室的同志都到这里……”反倒支持了四职的说法。再看中组部审阅定稿的《吴南生同志生平》，列入的只有副秘书长、农委主任两职。我相信三职与四职的区别仅为不同时期回忆的记忆误差。至于《生平》只列两职，我推论父亲兼任办公厅主任和调查研究室主任虽出自陶铸的安排， 但因为是下一层兼职，可能没有向中组部报备。至于到底有没有向中组部报备，得日后档案 公开了才能知道。据我所知，父亲那个时候在外地出差的时间很长，他的工作重心似乎是根据陶铸的指令去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他说，“副秘书长事多，本来也都是些政策上的事， 挂名不挂名不重要，办公室主任、政策研究室主任后来都不兼了。”指的应该就是这个情况。 
     *关于主席知道信阳事件的时间在《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里有记录。
     *李尔重（1913—2009）河北丰润人，1929 年参加革命工作，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中共北京市东城区代书记，八路军晋南干部学校政治队主任，冀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 武装部部长，冀南第五军分区地委书记兼政委，东安土改工作团副团长兼中共鸡西县委书记， 中共牡丹江省委常委、民运部长，铁道兵团党组成员、宣传部长，中共武汉市委常委、宣传 部长、市委第二书记，湖北省委常委，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宣传部长，农委主任，中国科 学院中南分院院长、党组书记，中共广东省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兼海 南区党委书记，中共陕西省委常务书记，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兼省长；中共湖北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李尔重在文学创作方面亦有成就。他是中共八大、十二大候补代表，五届全 国人大代表。
     *王任重（1917—1992）河北省衡水市景县人。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景县县委委员，冀南五地委书记，冀南区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 行署副主任，党组书记，行署主任，区党委副书记，代理书记，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省人民 政府副主席，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兼武汉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政协湖北省委员会主席，中共第 八届中央候补委员。文化大革命受迫害，被关押。1978 年恢复工作，历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王任重是中共第十一、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
     *曾希圣(1904--1968) 湖南兴宁州门司镇人，1922 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 年 黄埔军校第四期生，参加过北伐战争，后赴苏联学习， 1927 年回国，转入中国共产党。历 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秘书长、中共中央军委谍报科科长、红军总司令部侦察科长、中共中 央军委二局（情报局）局长，中央保卫委员会委员。新四军第 7 师政委兼 19 旅政委，皖江 军区政委，中共皖江区委书记，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参谋长、山东野战军第 7 师政治委员，中 共中央华东局国民党统治区工作部部长，第二野战军副参谋长兼豫西军区司令员，中共皖北 区委书记兼第三野战军皖北军区司令员、政委，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第一书记，安徽省人民 政府主席，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 文化大革命中遭迫害，1978 年中共中央为其恢复名誉。
     *柯庆施（1902--1965），安徽歙县人，192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在中共中央秘书处 工作，历任中共上海闸北区委书记，红五军第五纵队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河 北省委军委书记，中央党校副校长、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晋察冀边区民政处处长，财经 办事处副主任，石家庄市市长，南京市市长，江苏省委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南京军区 政治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柯庆施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 员。
     *陈云（1905－1995）江苏上海青浦人。1925 年参加五卅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陈云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 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邓小平（1904～1997），四川广安人，原名邓先圣，学名邓希贤。1922 年参加旅欧中 国少年共产党，1924 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 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之一，文化大革命后领导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之一，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成员。
     *林彪（1907—1971）湖北黄冈林家大湾人，原名林祚大，曾用名育容， 1923 年加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历任营长、团长、 军长、军团长，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指挥了辽沈 战役、平津战役等重大战役，1958 年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副主席，1959 年 庐山会议后兼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969 年中共九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被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并写进了党章。1971 年 9 月 13 日与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等从山海关机场强乘飞机，飞至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肯特省贝尔赫矿区南10公里处机毁人亡。1973 年中共中央认定其抢班夺权谋害主席在阴谋暴露后 叛国决定开除其中国共产党党籍，198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确 认其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