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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论语》作为孔子思想的代表作，今天我们有选择、有分析地读一些其何以为学、何以为士君子（在《论语》中，从内圣的视角，偏重于问仁）、何以为政（在《论语》中，从外王的视角，偏重于从礼乐刑政，总结历史经验，从“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视角，评价历史人物在为政上之得失）这些方面相关的论述，加以注释、语译和相应的说明，相信这样做能为我们广大中层和基层干部队伍，在比较方便地阅读过程中，继续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之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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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地位》一文中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毛泽东说：“我八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堂读书，一直读到十三岁，早晚我到地里干活，白天我读孔夫子的《论语》和‘四书’。”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上说：“我们的工农干部要学理论，必须首先学文化。没有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就学不进去。学好了文化，随时都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我幼年没有进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校，学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套，这种学习的内容虽然陈旧了，但是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我识字便是从这里学来的。”这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便是《论语》第一篇《学而》之第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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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讲到写文章的问题，说自己写完以后至少看两遍，接着便说：“孔夫子提倡‘再思’，韩愈也说‘行成于思’。”“再思”这个典故便出于《论语·公冶长》：“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这已是一九四二年二月的事了，说明毛泽东后来还是从《论语》中吸收养分。韩愈的这句话，出于他的《进学解》这篇文章中的成语：“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尽管《进学解》是一篇游戏文章，但这个话还是有道理的，读书要与思考相结合。《论语·为政》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话的意思是：“学习而不用脑子思考，会迷惘；思考而不好好读书，那也有危险，会增加盲目性。”现在国外我们设了那么多孔子学院，实际上还是教语言的，要推荐中国的传统文化，还应该从《论语》这个起点开始。读《论语》也要思考，其中有许多精辟的人生格言，但也有糟粕的部分。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思考也就是分析，对照社会实际和自己的生活，进行分析，从而丰富自己的思想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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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要继承中国几千年文化历史遗产，孔夫子当然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一个人物，孔子的思想，不仅是二千年来历代统治者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它也与民间的世俗文化紧密相联。千百年来，它更是士大夫知识分子为学、为人、为政带有根本性的思想基础，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还得从《论语》作为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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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以后，毛泽东在日常闲聊时，还谈起过孔子及其思想。毛泽东曾跟斯诺说：“1919年初，我和要去法国的学生一起去上海……在去南京途中，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到孔子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及圣人儿时生活过的小镇，我还看到了有历史意义的孔庙和庙堂那棵著名的树，相传是孔子亲手所植。我曾驻足在孔子著名弟子颜回生活过的河边，也参观了孟子的出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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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年10月28日，他曾游览了孔府、孔庙和孔林，他对陪同的杨尚昆、罗瑞卿等说：“[[曲阜]]作为王都有八百年，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特别是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影响更大，一直是中国统治阶级的思想。过一会儿，你们看看孔林、孔府、孔庙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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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夫子年年有进步，代代都加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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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孔林确有特色，不仅中国独此一家，大概世界也找不出第二个啊！研究中国的墓葬，不用到别的地方，这一处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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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论语》这部书，《汉书·艺文志》称：“《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汉兴，有齐、鲁之说。”故《论语》有齐《论语》与鲁《论语》，此外还有出自孔氏壁之古《论语》。今之论语，以鲁《论语》为主，合有齐、古之内容，为二十篇。今本《论语》是汉人张禹定的，《隋书·经籍志》称：“张禹本传《鲁论》，晚讲《齐论》，后遂合而考之，删去烦惑，除去《齐论·问王》、《知道》二篇，从《鲁论》二十篇为定，号《张侯论》，当世重之。”这个张禹，《汉书》有传，汉宣帝时，曾为太子授《论语》，这个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汉元帝。其传末云：“始，鲁扶卿及夏侯胜、王阳、萧望之、韦玄成皆说《论语》，篇第或异。禹先事王阳，后从庸生，采获所安，最后出而尊贵。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这是今本《论语》最后定型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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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底《论语》也就是孔子与其弟子之间谈说旧闻汇编成[[帙]]，那么《论语》这本书到底出于孔子哪一些门弟子，说法各异，有认为出于子贡、子游，东汉郑玄及后来的王肃主张此说，郑玄亦认为其中部分内容出于子夏及其弟子，柳宗元则主张出于曾子、有子，后人亦有主张出于曾子、子思及其门人者。《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去世前，在孔子身边的弟子以子贡为主，“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曰：‘赐，汝来何其晚也？’”“后七日[[卒]]。”孔子死后，“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赣庐於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在孔子诸弟子中，子贡最富，地位最高，守墓时间最长。《论语》中，提及子贡者，多于其他弟子，子贡最终[[卒]]于齐，齐论或许与子贡有关。但《论语》中，批评子贡的话最多，故子贡不可能是《论语》定稿者，应当是发起者之一。按照《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子去世以后，最受诸弟子拥戴的是有子，其文曰：“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状似孔子，弟子相与共立为师，师之如夫子时也。”有子是当时参预《论语》编撰者之一。再次便是子夏与子张了，“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子夏在卫有一大群弟子，最有实力。子贡问孔子：“师与商孰贤？”孔子回答说：“师也过，商也不及。”从子贡与孔子的对话，可知子夏即卜商、子张即子师在孔子诸弟子中地位甚高，这些人都曾经参预或主持过孔子言论的编撰工作。司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卷末云：“论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他认为出于孔氏壁之古论语，比较接近当时的原始状态。现在我们所见之《论语》以鲁论为主，综合齐论与古论而成，孔子诸弟子皆曾出一分力，《论语》成于孔子众弟子之手，非一人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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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其成于众弟子之手，在诸弟子之间，亦有不同意见，若《韩非子·显学》讲儒“号为八”，“其首为子张之儒”。《论语·子张》：“子游曰：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接下来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论语·子张》）曾子公然批评子张架子太大了，这已是曾子之弟子传曾子之言了。柳宗元认为《论语》最终定于曾子之弟子，他说：“孔子弟子，曾参最少，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按：《论语·泰伯》：曾子有疾，孟敬之问之，曾子容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则去孔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之也。”（柳宗元《论语辩》）孔子死时，曾子二十六岁，从孔子死到曾子死后，最后一次编《论语》相隔了五、六十年，加上诸弟子门派之间的纷争，《论语》中难免有自相矛盾及前后重复、不一致之处，此亦不足为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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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语》二十篇，可以分为上、下二大部分，以《先进》篇为界，前十篇是上论，后十篇是下论，上论展示孔子思想及其渊源，下论则论其弟子及弟子与夫子之间的对话。《先进》对诸弟子多有评语，孔子对其弟子的要求还是很严格的，如对子路，“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子路好勇，孔子说：“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对冉有，因其为季氏聚敛，而称其“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子贡问孔子，子夏与子张哪一个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他还说：“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彦。”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这里对每个人都有批评，高柴太笨，曾参迟钝，子张浮夸，子路卤莽。颜渊还可以，但太贫穷。子贡不守本分，做生意，会投机取巧，获利颇丰。对于宰予，因其昼寝，便批评他“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公冶长》）从这些批评，可见孔子对学生的要求相当严格。然而学生也可以批评老师，孔子去见南子，子路不悦，孔子便解释说，如果我做错了什么，“天厌之，天厌之。”（《雍也》）孔子自己对学生也高度透明，其云：“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述而》）可见孔子与其弟子之间是坦率而有一点民主精神，师生相处生动活泼。所以孔子死了以后，弟子们守墓，为其编纂《论语》，没有这一点精神，哪会有《论语》呢！孔子周游列国时，弟子们做官的不少，尚且对孔子如此尊敬，'''如今师生之间如果也能有这一点相互尊重的精神，少一点商业味，那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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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语》文体，是以语言为主，它也反映了一个历史时期文体的特征。[[刘知几]]在《史通》之内篇载言称：“古者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左右二史分司其职。”左史是记言的，右史是记事的，在那个时代，记言比记事更为看重。《尚书》是上古之书，它是记录古代君王言行的书，带有口语的特征。《春秋》是记事，然而《春秋》三传中[[公羊]]与[[榖梁]]以释言为多，《左传》则以叙事为主。故在汉代是公、榖二传的地位高，比较早便在朝廷立博士，《左传》要到西汉末才有地位。[[刘知几]]在《史通》之疑古篇便讲：“孔门之著录也，《论语》专述言辞，家语兼陈事业，而自古学徒相授，唯称《论语》而已。由斯而谈，并古人轻事重言之明效也。”可见在春秋时，言语的记述是当时的主流文体。不仅《论语》是如此，其实《老子》何尝不是口语的记录。故语录应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文体，言虽微而短小，却承载着从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积叠而来之大义。论说文单独成篇要到战国的中后期才慢慢风行，这在战国时期诸子的作品才能见其眉目，即使《孟子》之七篇，亦以对话为主。《荀子》的文体有较大的变化，不再是简单的语录体，而是有说有论，一个命题要展开来讲，许多篇目都是论说文。即以《荀子》首篇《劝学》为例，将其与《论语》相关章节加以比较，其差别就很明显了。孔子在《为政》有“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荀子·劝学篇》便展开来讲，其云：“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以上是讲思的问题，在学的问题上，《荀子·劝学篇》亦有大段的论述，其云：“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整个《劝学篇》把《论语》中论学诸章集合并展开成为一篇比较完整的论述文了。由此可知从春秋到战国在文体上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当然，荀子的作品中仍然可以看到语录体的痕迹，结构也并不严密，但它毕竟是从语录为主向论说文的散文体过度的一种中间型的产物。如果我们去读《韩非子》，这种变革的印象会更急深刻，如《孤愤》、《说难》、《五蠹》、《显学》、《二柄》都是能够各自成篇的属于论说文的散文典范，这是其长处。但语录体仍不失其光辉，“短小而精美，灵性而生动，言简而[[隽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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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语》看上去零碎，话语都有其所以如是的对象和具体的历史背景，不会是孤零零而突兀的一句话。那么我们能不能还原孔子当初说这些话的具体细节呢？有的可以，有的则很难了。就以《论语》开篇的第一句话：“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迄今我还没有见到谁能说明白孔子讲这句话的现场背景，是对什么人讲的，是什么原因触发孔子讲这一番话的。这三句话的结构时由内而外，由己及人。第一句是讲自己如何把为学与践履结合起来的愉悦，这当然不是一个人的自说自话，旁边应有听者，那听者是谁呢？没有人能交代清楚。后面两句，前一句是讲志同道合的朋友久别后重聚，自有一番快乐的感受。后一句是当别人对自己不理解时，不因此而烦恼，这是君子应有的处理人己相互关系的态度。这三句连贯起来是由己及人，自内至外，对外则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作为君子如何对待。后人借用这三句话时，往往只取其某一句了，这与后来借此而言者所处的具体历史场景有关，如毛主席接待阿尔巴尼亚来宾访问时，便说过：“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在具体的历史场景上，说者只能断章取义，听者一般也能理解借以所表之义。故一般人在借用《论语》中孔子之名言时，也都是断章取义。这三句话展开的不是概念的逻辑推演，而是生活逻辑的推演，是人与人相处如何在生活和心理上处理好相互关系的意义逻辑。正因为如此，孔子在《论语》中许多格言式的语言，往往引起人们内心世界的共鸣，从而借以表达自己的心情和思想。'''中国的逻辑思维方法不是展示概念的推演，而是展示其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取向，二千多年来，它一直影响着中华民族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些基本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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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论语》中一些人尽皆知的格言，是否都不能还原到它的历史现场和社会背景呢？这就不能一概而论了。有的根据各种资料的印证，也能做到一些，如《论语·子罕》之二十八章：“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讲的是自然现象，喻指人处在困境时，有没有韧性战胜苦难和困境的斗争精神。这句话没有告诉我们孔子是在何时何地对何人说的，杨义《论语还原》在《庄子·让王篇》的第十二节找到了根据。其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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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糁，颜色甚惫，而弦歌于室。颜回择菜，子路、子贡相与言曰：“夫子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商周，围于陈蔡。杀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无禁。弦歌鼓琴，未尝绝音，君子之无耻也若此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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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回无以应，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叹曰：“由与赐，细人也。召而来，吾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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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路、子贡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谓穷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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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于道之谓通，穷于道之谓穷。今丘抱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何穷之为？故内省而不穷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陈蔡之隘，于丘其幸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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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段文字，在《吕氏春秋》的《孝行览·顺人》之第四小节，亦有同样的记录，在这后面还加了一段话：“昔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会稽，于丘其幸乎！”说明一个人经历一些困厄，未始不是一件幸事，看你能否经受得起。孔子还有一句名言：“朝闻道，夕死可矣。”得道于此，则穷达一也。通过这个背景的还原，“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的意味更加深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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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语》中精辟的格言还原历史背景以后，都能加深其所包含的意蕴吗？《论语·泰伯》第六章，“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把这句话译成语体，是讲：“什么人可以把幼小的国君委托给他，可以把国家的命运交付于他，面临重大危难的时节，也休想改变他。这是君子的为人吗？是君子的为人。”有人把此章的背景说成是孔子垂老时，孔鲤死得早，自己只有十岁的孙子孔伋即后来的子思，孔子将其托给曾子而言，这样反而把这句话的意义缩小了。韩愈在《送王秀才序》中提到：“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曾子。”这样为道统的继承勾画出一条线索，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后来宋儒朱熹编著《四书》，把《论语》与曾子的《大学》、子思的《中庸》和《孟子》汇集在一起，使之环环相扣，成为儒学道统的系统。那么顺此而言，孔子把子思托孤于曾子也就顺理成章了，但这样解释，毕竟把“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的一般性命题含义缩小。《泰伯》篇第三章讲的是曾子临终前的心理状况，他召集门弟子说：“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这是临终以前的话，说自己一辈子为人，都是“战战兢兢”过来的，今后可以免了，说明自己一生没有大的过失。第四章也留下二句名言：“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后面讲“托六尺之孤”，则是讲国君临终托孤之事，这不仅是托孤儿，还有托国家命运的含义在内，这便不是一般意义的托孤之事，也不仅仅是孔子托子思给曾子所能概括了。在中国历史上君王临终时的托孤之事，距离曾子这段话最近的案例便是在春秋时，晋献公托奚齐给荀息的故事。《史记·晋世家》记其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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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献公）病甚，乃谓荀息曰：‘吾以奚齐为后，年少，诸大臣不服，恐乱起，子能立之乎？’荀息曰：‘能。’献公曰：‘何以为验？’对曰：‘使死者复生，生者不惭，为之验。’于是遂属奚齐于荀息。荀息为相，主国政。秋九月，献公[[卒]]。里克、邳郑欲内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乱，谓荀息曰：‘三怨将起，秦、晋辅之，子将何如？’荀息曰：‘吾不可负先君言。’十月，里克杀奚齐于丧次，献公未葬也。荀息将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齐弟悼子而傅之，荀息立悼子而葬献公。十一月，里克弑悼子于朝，荀息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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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子讲的“君子人也”，也许是指荀息而言。此后君王托孤之事，比较典型的是魏文帝曹丕去世时，把明帝曹睿托孤给司马懿，魏明帝去世时，又托孤给司马懿与曹爽，把只有八岁的齐王曹芳托孤给他们。魏明帝是忍死以待司马懿，还让齐王芳去抱司马懿之颈，以示托孤之忍，结果是司马氏取代了曹魏的天下。唐太宗李世民在《晋书·宣帝纪》之后，为司马懿写了一段制文，其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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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帝将终，栋梁是属，受遗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托，曾无殉生之报。天子在外，内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诛戮，贞臣之体，宁若此乎！尽善之方，以斯为惑。夫征讨之策，岂东智而西愚？辅佐之心，何前忠而后乱？故晋明掩面，耻欺伪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奸回以定业。古人有云：‘积善三年，知之者少，为恶一日，闻于天下。’可不谓然乎！虽自隐过当年，而终见嗤后代。亦犹窃钟掩耳，以众人为不闻；锐意盗金，谓市中为莫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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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托孤这个事难啊，孤儿寡妇靠托孤是很难有保障的。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后周的孤儿寡母又能如何呢？这类案例还有不少，隋与北周之递代也是如此这般一出戏，说起来杨坚还是孤儿的外祖父，寡妇还是杨坚的女儿呢？当然，曾子写下这段话，在历史上有善始善终的正面的典型，那就是周公辅成王。故后来汉武帝托孤给霍光时，《汉书·霍光传》载：“（武帝）病笃，光涕泣问曰：‘如有不讳，谁当嗣者？’上曰：‘君未谕前画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那张画的内容便是周公负成王朝诸侯，周武王去世时，成王少，周公恐诸侯叛周，周公旦乃摄政当国，这事也曾引起成王的疑心，有金縢释其疑。金縢是武王病重时，周公作册书向先王祈祷，请求代武王死。事后此册书存于一金属匣子，后来成王看了金縢之书，才释疑而迎周公辅政。故曾子在如何才能成为“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的理想型的君子，那是以周公辅成王为榜样啊！从历史上看，似周公那样的案例少，如司马懿那样的案例多一些。曾子这一段话在历史上的深远意义更显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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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语》全文，据清人阮元的校本，为一万二千七百字。孔子的言论不限于《论语》，如《左传》、《国语》、《孟子》、《荀子》、《易传》、《礼记》、《吕氏春秋》等亦载有《论语》所不载的孔子之议论，唯以《论语》所载之孔子本人的言行较为标准且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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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语》的注释本，二千年来，浩如烟海，有人统计过不下五、六百种，近人程树德的《论语集释》所引的著述便有六百八十种之多。《四库》本《论语》，用的是魏人何晏注、宋人邢昺的疏。此后较有代表性的是朱熹的注本，近人认为何注代表玄学派，朱注代表理学。近人注释比较通俗易懂的是杨伯峻的《论语译注》，然错讹之处亦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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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语》二十篇的篇名皆以该篇之首句为名，若第一篇的首句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便以《学而》为篇名。第二篇的首句是“为政以德”，便以“为政”为篇名。第三篇的首句是“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便以“八佾”为篇名。故诸篇的篇名并未揭示该篇文字的主题，全书由于是众弟子先后集合而成，故前后重复之处不少。许多问题，孔子是因人因时而答，同一“仁”字的回答，往往前后各异。同时亦难免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如关于管仲的评价，有以其为仁者，亦有以其为无一可者。前者反映齐论的观点，后者反映鲁论的观点。这种差异、矛盾和重复，不仅反映在文本上，在注疏上，由于注者的观念之差异，亦往往作不同之标点和解读，那就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状况，其中有一些词语，迄今无解，或因传承上的以讹传讹，这些都是我们阅读时需要注意的地方。目前二十篇的编排，由于孔门弟子之间门派关系，在内容结构上各篇的安排自成体系，因此为了找某一条目，除非是熟悉的，有时常常要花费不少时间从头到底翻检。当然，现在可以利用网络搜索，但毕竟要花时间，这方面的难处，我体会很深。故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和了解孔子言论的主旨，在编排上，我们拟适当打破原来的篇章结构，按事类来分列，分论学、为人、为政三大类，各类亦分若干小节，把相关的内容集合在一起，在次序的排列上尽可能使其观念前后有相应的逻辑结构，这样既便于读者查阅相关的专题，又便于读者比较完整和系统地掌握孔子的思想，了解同一专题，孔子面对不同人，如何作不同阐释之内在不可分割的联系，同时也可以揭示其时代之局限和不足之处。这是我们所以把《论语》不同于古人重新做一番编纂工作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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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论语》中许多词语，早已成为人们习惯性常用的格言，它被使用时，往往各有所指，与文本之前后文根本不相关联了。如“是可忍，孰不可忍？”“既往不咎”这些成语的前后文早已不为人所关注，我们还是全文照录。这个现象说明，孔子及其弟子的某些语言或格言，已深深地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烙印了。再说，一部《论语》是孔子与其弟子谈话的集合，还体现了孔子因材施教与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而谈话又离不开为学、为人、为政这三个主题，然而，若要再现他们师生之间在不同场合，与不同的人，在同一问题上如何生动地互动过程中的原始状态，这就很难了，故我们在编纂过程中不得不多次重复排列。我们的注释和语译尽可能集诸家之长，力求做到客观公正，使读者能够原汁原味地吸取中国古典之精华，并扬弃其糟粕。编纂也是一项专门的学问，做得好，于后人读经典、学习中华传统文化之精华，功德无量。这是一次很艰难的尝试，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故而总会有各种缺陷和不足之处。原来二十篇有不少重复矛盾之处，如果分类编纂，有的条目是两可的，重复会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同时，又难免遗漏一些重要的内容，在尝试的过程中，请允许我们不断地加以改正。我们这一工作的出发点，只是为了方便今人翻阅古代的经典，当然，读者也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系统地去阅读原典，作出自己的判断和认识。也希望后来者能够在这个基础上，让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也能跟随时代的步伐，不断地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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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对以孔子为首的儒家有一个简要的概括，其云：“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博而寡要”，是讲其“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其事难尽从”，是指其礼仪上的繁琐主义，难以在日常生活中实施，故云“当年不能究其礼”。尽管如此，在人伦关系上，儒家思想是一个稳定器。《汉书·艺文志》所录儒家，春秋战国至秦汉有五十八家之多，其中包括近日尚能见到的若子思、曾子、孟子、荀子及汉儒诸篇目，班固称赞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在那个时间段，真正与儒家并列的是道家，其代表作为老子的《道德经》，在汉初占据统治地位的是黄老思想。《汉书·艺文志》称：“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所以他的《六家要旨》推崇道家学说，其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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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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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者相较，儒家讲的是义，道家讲的是利，如何因时因势而趋利避害。法家是道家在政治上的应用，兵家是道家在军事上的应用，故儒家比较拘束，道家比较能随机应变。故而在社会处于动荡和变革的时期，儒学往往成为批判的对象，这在古代是如此，在当代也是如此。在战国末变法改革盛行时，法家便把儒家作为批判的对象，韩非子的《显学》篇便是批判儒、墨二家的，《五蠹》也是批判儒家的。西汉初，虽然以道家黄老为主，在有一些人身上，如贾谊与晁错，亦混迹于儒法之间，学派的界线并不那么清晰。到了汉武帝时，便“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这也是相对的，汉朝的家法是儒表法里。在当代史若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时，社会处于大变动前夜，便有打倒孔家店的思潮。五四以后，原来受这些思潮影响的代表人物，又都转而研究孔子和儒学了。文革时期，为了批判林彪的假象，又连带着批孔了。实际上林彪对孔子思想并不真懂，他只是投机取巧，是一个搞阴谋的伪君子。故在变革和转折时期，斗争哲学处在第一位，那么对孔子思想势必有客观批判的需要，自然也有批判过头的地方，对于这些历史现象，我们应抱理解的态度，理解特定时代社会环境的需要。当社会恢复常态时，孔子所代表的“和为贵”的思想观念，毕竟还是社会秩序的稳定器。故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沉浮不定，但儒家特别是孔子的思想仍然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重要的组成部分，不断成为世之时者，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需要，我们不要非此即彼，搞形而上学的绝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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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评论部编了一本《习近平用典》的书，介绍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与文章中引用的大量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经典性的格言，其中出自《论语》的便有九条之多。今年5月24日，讲到中日人民友好相处时，便引用《论语·里仁》中孔子说的“德不孤，必有邻”，如果大家以德为邻，便能世代友好。他还曾经引用孔子讲如何为学的格言，如在2009年中央党校春季开学典礼上，在讲到领导干部如何读书的方法问题上，便引用了《论语·为政》中孔子说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在2013年中央中央党校春季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为了鼓励领导干部读书，他引用《论语·雍也》孔子的话：“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在如何为人的问题上，他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演讲时，引用了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句名言。2014年，他在北京民族小学召开的座谈会上，强调孔子在《论语·里仁》讲的为人要“见贤思齐”。他在与办公厅干部座谈时，强调干部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他用了《论语·学而》曾子讲的“吾日三省吾身”。在中共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引用孔子在《论语·季氏》讲的“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说明为人要求善避恶。在如何为政的问题上，他在《之江新语·多读书·修政德》一文中，引用了《论语·为政》中孔子所言“为政以德”的观念。他在《之江新语·要用人格魅力管好自己》一文中，引用了《论语·颜渊》中，孔子说的“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以及《论语·子路》中讲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是作为执政党的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做到的行为准则，否则的话又何以管好我们的国家大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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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以《论语》作为孔子思想的代表作，今天我们有选择、有分析地读一些其何以为学、何以为士君子（在《论语》中，从内圣的视角，偏重于问仁）、何以为政（在《论语》中，从外王的视角，偏重于从礼乐刑政，总结历史经验，从“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视角，评价历史人物在为政上之得失）这些方面相关的论述，加以注释、语译和相应的说明，相信这样做能为我们广大中层和基层干部队伍，在比较方便地阅读过程中，继续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之精神还是有益的。当然，这里不仅有发扬的问题，还有超越的问题，作为一种观念，总受其时代的局限。由于时代不同了，经济基础变化了，应当根据现实的需要，知道如何扬长避短。故对传统文化仍需要抱着分析的态度，这与我们根据时代的需要，更好地接受一些新的思想观念并不是完全对立和矛盾的，两者之间应是相得益彰，其中有一些观念，又往往是亘古长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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