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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时期编修的《清史稿    卷446》

曾纪泽，字劼刚，大学士国藩子。少负俊才。以荫补户部员外郎。父忧服除，袭侯爵。光绪四年（1878），充出使英法大臣，补太常寺少卿，转大理寺。六年（1880），使俄大臣崇厚获罪去，以纪泽兼之。

　　先是俄乘我内乱，据伊犁，及回部平，乃举以还我，议定界、通商。崇厚不请旨，遽署押，所定约多失权利，因诏纪泽兼使俄，议改前约。俄以崇厚罹大辟，怫甚。纪泽虑碍交涉，请贷崇厚死，上许之，论监禁。纪泽乃疏言：“伊犁一役，办法有三：曰战，守，和。言战者，谓左宗棠等席全胜之势，不难一战。臣窃谓伊犁地形岩险，俄为强敌，非西陲比。兵戎一启，后患滋长。东三省与俄毗连，根本重地，防不胜防。或欲游说欧邦，使相牵制，是特战国之陈言耳。各邦虽外和内忌，而协以谋我则同，孰肯出而相助？言守者，则谓伊犁边境，若多糜巨帑以获之，是鹜荒远、溃腹心也，不如弃而勿收。不知开国以来，经营西域者至矣。圣祖、世宗不惮勤天下力以征讨之，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伊犁底定，腹地始得安枕。今若弃之，如新疆何？说者谓姑纾吾力以俟后图。不知左宗棠等军，将召之使还乎？则经界未明，缓急何以应变？抑任其逍遥境上，则难於转饷，锐气坐销。是今日之事，战、守皆不足恃，仍不外言和。和亦有办法三：曰分界，通商，偿款其小者也。即通商亦较分界为轻。何以言之？西国定约之例，有常守不渝者，亦有随时修改者。不渝者，分界是也。此益则彼损。是以定约之时，其难其慎。修改者，通商是也。若干年修改一次。条文之不善，商务之受损，正赖此修改之年可以换约，固非彼族所得专也。俄约经崇厚议定，俄君署押，今欲全数更换，势所不能。臣愚以为分界既属常守之局，必当坚持力争。若通商各条，惟当去其太甚，其馀从权应允，俟诸异日之修改，庶和局可终保全。不然，事机决裂，必须声罪致讨，此战之说也。庙堂胜算，固非使臣所敢议也。不然，暂置伊犁勿论，此守之说也。是边界不可稍让，而全境转可尽捐，臣亦未敢以为是也。再不然，姑先为驳议，俟不得已时酌量允之，此和之说也。是乃市井售物尝试之术，非所以敦信义、驭远人也。盖准驳贵有一定之计，勿致后日迫於事势，复有后允之条。今臣至俄都，但言两国和好，自应遣使通诚。至辨论公事，传达语言，系使臣职分，俟接奉本国文牍，再行商议。如此立言，庶不至见拒邻邦，贻国羞辱。臣驽下，唯有懔遵圣训，不激不随，冀收得尺得寸之功，稍维大局。”

　　及至俄，日与俄外部及驻华公使布策等反复辨论，凡数十万言，十阅月而议始定。崇厚原约，仅得伊犁之半，岩险属俄如故。纪泽争回南境之乌宗岛山、帖克斯川要隘，然后伊犁拱宸诸城足以自守，且得与喀什噶尔、阿克苏诸城通行无阻。其他分界及通商条文，亦多所釐正焉。七年（1881），迁宗人府府丞、左副都御史。秩满，留任三载。

　　法越构衅，纪泽与法抗辩不稍屈，疏陈备御六策。十年（1884），晋兵部侍郎。与英人议定洋药税釐，岁增银六百馀万。明年，还朝，转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调户部，兼署刑部、吏部各侍郎。十六年（1890），卒，加太子少保，谥惠敏。子广銮，左副都御史；广铨，兵部员外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