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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念挚友崔坚

在今年10月16日崔坚逝世七周年时撰文纪念，是几个月前与大维商定好的，岂料国庆长假过后的第一天，便接到市政府文史研究馆通知，10月14日要与省馆的馆员一道到云南举办书画展及开展考察活动，人在江湖，身不由已，撰文纪念崔坚一事，只得耽搁了下来。大维依约首发，加加、德韶等同学紧接着跟帖，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崔坚的崇敬和怀念。匆匆的旅途中，同学们的文章我都读了，七年过去，大家还是这样怀念他，可见崔坚的品格感人之深。

也许是有缘，我与崔坚初中、高中都同在一个班。我们平常的相处都很平淡，可不知为什么，每次的外出劳动，无论是在岗顶农场、龙眼洞农场，或是在花县的大陵、岐山，我跟他都被分在同一个小组，一起找饲料、一起放羊、一起割禾、一起挑公粮。有一年的暑假，我们都没回家，而是相约到花县新华公社歧山大队参加修水利，一块搬石头筑水塘。我与他两个人在一个叫杭叔的单身汉家中搭食，晚上一同睡在用禾草铺就的地铺里。时逢“四清”运动期间，当时的四清工作队有一条规定，工作队员在社员家中搭食不许吃肉，崔坚向我提议，我们虽然不是工作队员，但也应该向工作队员学习，在社员家中搭食不吃肉，于是，在杭叔家搭食的二十多天里，我们都没吃过他的一箸鱼、一块肉。

与崔坚相约做的事情还有两件难以忘怀，一件是我们常常在星期天从学校出发，经过岗顶、苗圃、天河机场、扬箕村、梅花村、东山，再到永汉路东横街土中巷他的家，由此我认识了他那慈祥的阿嫲。还有一件，就是每年清明后的某个星期天，我都会随他从学校步行到银河公墓，到他父亲、革命烈士崔楷权的墓前拜祭一番，没有香烛、没有供品，只有我们沿途采摘的野花。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的那一次最令我难以忘却，因为从银河公墓回来的那天晚上，我突然发觉自己竟然没有一点食欲，第二天去医院检查，被告知是得了急性黄疸型肝炎，要立即隔离，过了几天，我离校回到家中休养。

重明同学贴大字报的时候我还在家中养病，等我回到学校的时候，学校的文革运动已开展好一阵子了，不久，“血统论”甚嚣尘上，自惭形秽的我只好缩在一边。记得我刚考上附中的时候，到户籍所在地的罗岗公社写证明迁户口，所有考取广州市区中学的人都顺利把户口迁到了市区，唯独轮到我办理时却遭到了拒绝，理由是我那样家庭出身的人不配读那么好的学校，负责人还说：“谁给你办谁犯错误！”我在学校当了半年“黑人”后，才由学校出面把户口迁出，所以，在附中的几年，我都是夹着尾巴做人。刚上高一的时候，我曾做过一次入团的白日梦，团支部委派招小波与我谈话，明确告诉我，我是不能加入共青团的。还记得有一天傍晚，一位干部子女问我；“为什么你的脸色总是青青黄黄的？”我随口回答他：“可能是没油吃吧。”没想到他听后勃然大怒，狠狠训了我一顿，有一句话我至今记得：“你说没油吃，难道是我们干部子女把你的油都吃光了？”我无言以对，一个人偷偷走到宿舍旁边那个泥地篮球场里，坐在球架下面哭到了半夜。由于有以上的经历，所以，面对着来势汹猛的“血统论”，再加上母亲此时被斗被囚，整个文革期间我都在惶惶之中度过。

大串连开始后，出身红五类的红卫兵们分批上北京接受伟大领袖的接见，不少人走上了“长征”路，我不愿回到妈妈被绑走后空空荡荡的家，也不敢轻举妄动去“长征”，只是每天呆在学校里。一天，崔坚找到我，问：“想去北京吗？”我点了点头，但马上又苦笑着摇了摇头。他明白了我的意思，没有再说话，随即递给我一张小纸片：“给你的。”我拿过纸片一看，原来是一张广州至郑州的“革命师生串连临时乘坐火车证”，他继续说：“好不容易弄到三张，一张给你，一张给弼仔，一张给大军。我打听好了，这列火车的终点站是北京，火车到了郑州，你们不要下来，就可以到北京了。”几天之后，我便与陈嘉弼、黃德磊一起，挤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这张饱浸着纯真友情的小纸片，我一直带在身边，珍藏至今。

要上山下乡了，临报名时我一直为回不回夏园纠结，夏园是农村，自己在那里长大，妈妈也还在那里生活，回到那里顺理成章，但我明白，妈妈是“牛鬼蛇神”，我回到那里绝无好果可吃，与其回家受屈受苦，不如随着大流到外面闯荡一下，在征得妈妈的同意后，我决定不再“回乡”。崔坚当时是校革委会副主任，负责学校的上山下乡工作。当他知道我作了不回夏园的决定后表示十分赞同，同时，他对我说：“你不要去海南，就去东莞好了。”这样，我便被安排到了所有华附学生下乡点中离广州最近的东莞县麻涌公社，并与黄锦耀、林德韶在同一个生产队里。三年后，崔坚领着苏立功、陈嘉弼等几位从海南回广州探亲的同学到我插队的麻涌公社漳澎大队来看望我们，见到我们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状况都不错，他感到很高兴。临走前，他告诉我，当年华附对口东莞县的下乡点有麻涌、长安、沙田三个公社，他曾当着三个公社派来的领队的面问，三个公社之中，那一个最好，三位领队异口同声都说麻涌最好，接着，他又单独找到麻涌的领队问，麻涌公社里那个大队最好，这位领队说漳澎大队最好，于是，他便把我、锦耀、德韶安排到了麻涌公社漳澎大队。至于他明知我原籍海南却叫我不要去海南的原因，他也告诉了我，他说他大哥当兵时在海南生活过，知道那里生活异常艰苦，有时甚至连盐也吃不上。

招工回城后，我与他的来往更加密切，相约一起做的事情更多了，可以说，我回城后经努力拼搏取得的每一个成绩，都第一时间告诉他，与他一同分享。记得我作词的一首新歌在中山纪念堂首唱，他与太太都来到了现场；我出版的每一本新书，无一遗漏都送给了他；我母亲的回忆录《逝水留痕》从手稿转成电子版后，我还未开始编辑，便首先给了他看，并让他给我把把政治关，可以说，他是文稿的第一位读者。班里的大小活动，他是领导者和组织者，而每一次活动前，他都拉上我与他一起策划，活动后，他都自己花钱制作好活动时的照片，并与我分工，设法送到每一位参与活动的同学手上。我们两人的合作，可以说是天衣无缝。

2012年9月底，我与他商定于当年11月份秋高气爽之际到我和德韶下乡插队的漳澎聚会和观光，为了这次话动的内容安排得更丰富，进行得更顺利，10月3日，他夫妇二人与我一起先行到漳澎打前站踩点。回到黄埔后，我们约定，等他从韩国旅游回来后就给同学们发通知。这天的傍晚，我送他们到地铁口坐地铁回广州，没想到匆匆一别，竟成永诀。

10日27日，我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是日，参加崔坚告别仪式，大哭。从此前路无知己了。”

挚友崔坚永远在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