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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礼院士与葛又文先生，谁更应该获得“国家荣誉称号”？
张伯礼院士与葛又文先生，谁更应该获得“国家荣誉称号”？
文/王世保

从2019年12月开始爆发的新冠肺炎是我国近百年来所发生的最严重的瘟疫，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都在这次抗疫过程中全力以赴地救治疫病患者，表现出了大无畏的精神。为了隆重表彰这次在抗疫过程中做出重大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中央政府准备为他们颁发“共和国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国家荣誉称号，是国家最高荣誉，授予在经济、社会、国防、外交、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领域各行业作出重大贡献、享有崇高声誉的杰出人士。国家荣誉应该体现出国家的信义，如果被评选的人选不合适，就会引起社会的巨大争议，甚至让这种奖励行为失去应有的社会意义。
从国家表彰办公示的人选看，授予中医领域国家荣誉称号的只有张伯礼院士。张院士这次在武汉抗疫与刘清泉院长搭档，共同负责江夏方舱医院，创下了567例轻症患者没有转重症的好成绩。除了张院士外，黄璐琦院士带领首批国家中医医疗队整建制接管了金银潭医院的一个独立病区，重点收治重症和危重症患者；仝小林院士与刘保廷教授搭档则在武昌区负责社区疫情防控，都取得了令人称赞的成绩。针对这三位中医院士，能够代表中医被授予“国家荣誉称号”应该是谁呢？我们如果对国内媒体报道的中医抗疫新闻进行整体观览，就不难发现遗漏了一位对抗疫真正做出更大贡献的无名人物，他就是这次治疗新冠肺炎特效中药方剂的拟方人葛又文先生。
如果不是“清肺排毒汤”在这次抗疫中发挥了特效药的作用，没有多少人知道葛又文先生；即使“清肺排毒汤”在这次抗疫中发挥了特效药的作用，葛又文先生仍然是默默无名，这就有些不正常。由于葛又文先生个人的信息量很少，我们就来看他拟定的抗疫方剂“清肺排毒汤”在这次抗疫过程中发挥了多大作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5月20日，纳入“清肺排毒汤”临床救治观察的10个省份（不包括湖北省）66家定点医院1337例本土患者中有1323例（占98.95%）临床治愈出院，这其中有57例是重型患者。救治对象中无一例轻型转为重型、普通型转为危重型。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校长王伟教授在4月17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清肺排毒汤”是治疗此次新冠肺炎的特效药。就在西医举全国之力至今也没有研发出特效药的情况下，葛又文先生仅凭个人之力却能开出治疗本次新冠肺炎的特效方剂“清肺排毒汤”，国家对这样做出重大贡献的中医家无论给予多么高的荣誉和奖励都不为过。
再来看看这次被评为“国家荣誉称号”公示人选的张伯礼院士，他虽然在武汉协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在武汉江夏方舱医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毕竟是与刘清泉院长共同努力的结果。张院士作为中医的代表，被国家委以重任，却始终在媒体上不能为中医独立治疫和走向独立自主发声，始终在“坚持中西医结合”。即使他在媒体上能够信心满满地表示中医完全可以拿下新冠肺炎的轻症，但是张院士仍然在媒体上宣称要“坚持中西医结合”。既然中医能够独立治疫，为何还要坚持不自信的“中西医结合”？即使是刘清泉院长亲自开方治愈了李文亮的几位已经被医院放弃的危重症同事，张院士仍然在媒体上宣称治疗危重症需要以西医为主中医为辅。既然西医连新冠肺炎的轻症都没有特效药，那么重症依靠呼吸机就能治愈吗？中医的针灸从来都是用于急救的，针药并施为何不能主导这次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的救治？直到最后在领袖面前汇报，张院士依然要“坚持中西医结合”，让这次中医本应该争取走向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机会彻底丧失。
对那种不能为中医独立自主发展请命的中医家，对那种没有中医理论自信的中医家，对那种始终坚持“中西医结合”、推动中医走向西化的中医家，他们能代表全国在抗疫一线基于理论自信去治愈一个又一个疫病患者的那些中医家去接受国家奖励的荣誉吗？对人民有大功的人不应该被忘记，葛又文就是对人民有大功的人。不管国家有没有奖励“清肺排毒汤”出方人葛又文，我们都应该默默地记住他的功绩，还有治疗20世纪50年代爆发的流行性乙型脑炎的郭可明，治疗70年代爆发的流行性出血热的周仲英，以及治疗2003年爆发的非典型肺炎的邓铁涛，他们都是有大功于人民的值得所有中医人为其骄傲的中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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