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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原创2021-12-23 10:41·[[骏骅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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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南生（1922年8月—2018年4月10日），原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成立吉林省委并任命陈正人为书记是四六年七月十一日东北局的决定。同时，又决定吉林成立吉南，吉北和吉东三个地委。

我到吉林的时候，吉林省委正在贯彻东北局“七七决议”动员干部下乡。随即我就带了一个临时组建的军政工作队到了珲春县搞土改。珲春县的县委书记是雍文涛，当年到东北，雍文涛曾任省委副书记，自己要求下基层，到了这儿。我到珲春县的时候，是四六年九月。

几个月后，踏入四七年，省委设政策研究室，调我任副主任，政策研究室只有三个人，我、主任汪小川和秘书万迁。当时的省委机关也没几个人，工作主要是协助省委书记陈正人同志搞土改工作。四七年秋冬，随着战争节节胜利，大家的头脑也热起来了。我不赞成那些过左过火的做法，和汪小川，还有当时也在省委的邓力群同志总是讨论。我这个人，有话在心里不说出来总是不安，于是写了个报告给陈正人。陈正人开头接受了，还表扬我。过不久，一位著名的党领导人提出“贫雇农坐天下”的口号，于是“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风刮起来了，陈正人觉得我误了事。但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结果是挨了一顿批，政策研究室被撤销，我被派往毗邻四平长春前线的吉南地委任民运部长兼宣传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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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苦，是土改发动群众的重要内容

我到吉南时，杨尚奎已调省委，张策同志接任吉南地委书记。我到时，地委在磐石召开扩大会议，会后于杰同志调到省委当民运部副部长。当时地委领导只有张策和我两个人。地委机关在磐石县城天主教堂院内。

吉南地委领导成员少，委员兼职多，实际就是张策和我主持工作。我名义上是民运部长兼宣传部长，但什么事都管，部队的事有时也得过问。有一次我下乡到烟筒山，部队的一个干部严重违纪，民愤很大，反映到了我这里，为了挽回影响我打电话到军分区协调，军分区领导商量后，就地枪毙了。

那时我和张策同志经常下乡，到县里检查工作，调查研究，不仅环境艰苦，有时还冒着极大的风险。春节期间，我带着两个警卫员和两个班的战士到双阳新收复区开展群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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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王牌部队新一军

一天我们正在开农民大会，国民党新一军一支部队坐着爬犁从长春分两路包围占领了双阳，我们所在的区成了敌后。我带着这两个班战士在那里打游击，坚持了两三天。我带的两个班战士多是春节前才入伍的新兵，有人连枪都不会打。如果真的遭遇了大股敌人，恐怕够呛。

当时地委和专署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发动群众支援前线，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东满战勤动员委员会布置战勤支援前线，确定五大任务，就是筹粮、筹款、担架，军鞋，运输。那时我们困难，群众更穷，完成这些任务是多么不容易啊。可是人民爱护党、爱护我们的军队，为了支援部队打胜仗，宁可自己挨饿受冻，也出钱出力，支持战争。一九四七年，我们吉南地区筹粮11万多石，筹款2亿多元（东北币），出担架近万付，大车爬犁近2万台，动员民夫10万多个，还有军鞋、乌拉草、铁路枕木、木料等军需品和其他物资。我们地委和专署整天忙于战勤工作。冬季攻势后，因主力部队转南满作战，战勤任务稍稍减轻了些。

四八年初中央关于土地改革纠偏指示下来后，地委的工作重心转向纠偏工作，我的日子也好过多了。土改对谁来说都是一项新的工作，所以在吉南也曾发生一些“左”的错误，比如侵犯中农利益、损害城镇工商业者等。我调查双阳县炮手屯的情况，打击面达到70％，部队参加土改有些人不懂政策，挖浮财时，连老太太戴的耳环都给摘去了，造成了人心惶惶。当时提出“打狗运动”，这本来是指镇压反革命和汉奸，而部队的一些战士不懂，就真的打起狗来了，一天晚上把一个屯子的狗全都打光了，闹成笑话。为了指导纠偏，我曾写了一些调查报告呈送省委，炮手屯的纠偏经验登在省委的内部刊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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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翻身的农民颁发地照

土改出现偏差的另一个原因是干部少，顾不过来。有些地方是贫苦农民自发搞起来的，这就难免出现一些过火的地方。有的地方一个晚上就把农会全部搞起来了，开展斗争。老百姓把这种一轰而起的作法叫“急性土改”。有些农会干部不会掌权，农民意识严重，作威作福，还有些农会干部成分也不纯。我到双阳县的一个农会，那是一个很大的屋子，墙上挂着没收地主的几十座挂钟，地上还摆着不少没收的桌椅，农会主席坐中央，两旁站着一些人，威风凛凛，和土匪集会差不多。

土改纠偏工作我们主要采取5种做法：1.当年集体收割打场，认真做好出勤记工，按工折粮，开销工价，保证出工的没白劳动，以刺激生产情绪，使“尖头”和“二流子”干部不能以任何借口不从事劳动。2．给被斗的地主富农家保留同群众相近的口粮。3.对被斗错的中农如实退赔。4.四七年年土改中地主粮食被没收，使一些雇工未得到工资，这次如数开销。5.此外的剩余资金和财产，用来照顾一些无劳力的烈军属，或低利贷给有生产热情而生产底垫不足的农户。这些做法，既有效地纠正了偏向。也有力地激励了农民的生产热情。

总之，在前一段土改中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和浮财，但也有一些农户受到了伤害。当时问题不显，是因为军事上的胜利和农民既得利益掩盖了政治上的缺点。

我在吉南工作的时间不长，只有半年左右。四八年三月吉林市解放,六月我调到吉林市委，任宣传部长兼管农村工作，孔原是市委书记，沈越是市长，申东黎任组织部长。工作不到一年，调令一到，我又动身了。

摘自吴晓南著《吴南生和他的那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