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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祭

吴军捷写于2011-01-18   在内地刊物发表過

我的父亲吴柏松，1925年出生于香港城市贫民家庭。爷爷曾经当过香港警察，是九龙少有的“华人杂差”（便衣侦探），可惜英年早逝，三十多岁死于伤寒，留下三子二女，靠奶奶打零工养活。大姑姑很早出嫁，叔叔卖了给一个商人，伯父成年后，当了海员，漂泊四海。爸爸和小姑姑与奶奶相依为命。

1941年日寇入侵，香港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奶奶和父亲被日本鬼逼去石场砸石子，供日本人修机场和公路。有一天劳累回家，才发现发烧在家的七岁小姑姑已倒毙多时。

日寇的横行，激起年少的父亲极大愤怒。后来，父亲在餐厅打工，一见日本鬼来餐厅，就偷偷在咖啡、奶茶里吐口水以泄愤。到了十八岁，父亲再也忍受不了国仇家恨，辞别小脚的奶奶，回到家乡淡水参加打日本的游击队。

加入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后，因为读过几年小学，很快就派往干训班学习。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回部队任政治服务员（排级）。父亲回忆说，打游击很艰苦，睡山头，吃野菜，常拉肚子。有一次得了痢疾，无药可治，军医让吃子弹里的火药，竟然治好了。战士们天天都盼打仗，因为打仗前有一顿好吃的。打胜仗还会杀猪屠狗，每人先吃一包“保济丸”，再大吃一顿。
一次战斗，他们的中队负责打掩护，大部队打了胜仗，撤走了，没有通知中队，敌人援兵包抄上来，中队被打散，指导员牺牲，中队长只身走脱，父亲带领余下几十个同志突围找回部队，受到表扬，升任中队指导员。

1945年父亲在坪山司令部开会，看表演时，竟然认出了台上的一位小演员是自己的亲弟弟，兄弟意外重逢在抗日战场。父亲回忆说，当时在司令部还听过被游击队营救的美国飞行员科尔的演讲，印象很深的有这幺一句话：“今天我是从天上降临香港，将来我一定要从海上再访问香港，感谢香港人民”。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朱德总司令命令在广东的日军应向华南抗日纵队投降，接受东纵曾生司令的命令。父亲奉命以中尉衔，带朱德总司令的命令书去日军的一个中队队部招降。父亲携带一名台湾籍的俘虏当翻译，直闯日军据点。起初，日军中队长回答说，不能向中共军队缴械。父亲据理力争，说明国共、曾生和东纵游击队的关系，日军中队长不敢表态，只是客客气气请吃饭。父亲说肚子疼，婉拒吃饭，中队长马上取药出来。父亲犹豫了一下，就吃了鬼子的药，然后再吃了鬼子的饭，还喝了鬼子的酒。饭后，日军中队长答应向东江纵队缴械投降。父亲圆满完成任务，向指挥部复命。

东纵北撤前，父亲接受任务调回香港工作。回港后，父亲被安排去香岛中学读书。他的一篇记载指导员牺牲事迹的作文《英雄含笑卧沙场》，得到班主任陈残云（后为广东省作协主席）的赞赏，作为范文贴堂。后来父亲到劳工子弟学校、摩托工会开展青运、工运工作。父亲善唱歌、会指挥，懂拉小提琴、吹口琴，写得一手好字，创办了“蚂蚁歌咏团”。当时，蚂蚁歌咏团与虹虹歌咏团等“虫”字旁的左派青年组织，团结了一大批青年，包括一些富家子女。也发展了一批团员和党员。五十年代，随父亲回大陆参加革命工作的“小蚂蚁”就有近百人。
1950年，父亲在香港九龙任团委书记。随后，奉命调回广州工作。任郊区团委书记，后任团市委组织部长并负责团校工作。

1956年公私合营期间，父亲被调广州市商业系统任职。初任市糖烟酒专卖公司经理、而后广州果子食品厂书记、广州二商局储运公司经理、局党委宣传部长。文革时一度下放二商养鸡场。不论怎幺岗位，父亲一直勤勉工作。在印象中，父亲书桌上的灯光常常亮到深夜。

父亲爱好广泛，音乐、乒乓、足球、麻将样样皆通。性情随和，和什幺人都能往来，老战友，属下，朋友很多。

父亲文革前十七年，没有升过半级，亦从没怨言。文革后才知道，当年反地方主义，虽然没有抓到父亲什幺辫子，但因为有东纵背景，在档案上留下“有地方情绪，不予重用”的结论。
文革后，父亲调到省旅游局任处长，创办广东省旅游服务公司（广东海外旅游总公司），有了施展才华的一个舞台。他一手首创国内居民香港游、澳门游和海外游，从此打开新中国普通百姓走向世界的大门，功不可没。

父亲一生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本分，从来没有向组织要求过什幺，安排什幺工作就干什幺，从不考虑个人。他从香港调回广州工作时，本来组织上是安排和我母亲一起调回的，但是母亲的上线失职，没有及时通知母亲，结果临走那晚，父亲也没有敢告诉母亲一同回穗。害得母亲带着只有一岁的我在香港苦等组织安排，几个月后才接上关系，带我一起到广州。在商业部门工作时，父亲肺病，为了不传染别人，我们从机关宿舍搬出，自己租私人房屋居住，从此再没有住到公家分配的宿舍，因此父母去世时，都没有购到公房，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父亲在商业部门尤其在开放后的“油水”部门工作多年，一直洁身自好，从来没有以权揽财自肥。母亲去世后，我曾问父亲假若你去世，希望挽联写什幺？他指了我拟的“一生无悔跟党走，两袖清风遗人间”说:“就这条。”父亲不重钱财，我们兄弟姐妹也没有经商致富的，都是老老实实做好本职工作。

父亲的本分，还体现在他对地位的无求。据我所知，他在“港澳游”业务做大后，有机会更上一层，但他不争取，放弃了。后来他告诉我：官场上有很多派系，不入一派，很难升迁，但我一定不会加入某一派系的。现在活的实在，知足了。父亲曾经任大公司的总经理，座拥奔驰、福特、丰田三部专车。离休后，竟然愿意到一家旅行社当信差，背着信袋奔走各个商业大厦送信，令一些人十分诧异。

一方面，他保留了某些香港生活习惯，食不厌精，在家非雀巢牛奶、太古方糖不用，另方面亦适应平民生活。小时候，他常带我去越秀山看足球，买不到票，就到球场边“执死鸡”(等退票)，也不去体委的高官老友处求票。晚年，父亲住建平妹妹家，与左邻右里打成一片，成为受欢迎的“老革命”。

父亲那一代人，在深重的民族灾难面前挺身而出，拿起枪杆子拼命，胸中何尝不沸腾一腔热血？和平时期鞠躬尽瘁，脑里怎能没有宏图大计？改革开放后面对财富，风云变幻，又能没有受过诱惑、困扰？但是父亲走过来了。历尽坎坷曲折，没有大富大贵而心境淡泊，带着对现实的种种思考而不怨天尤人地走过来了。父亲一生只留下两个大字：“无愧”！他平凡而又伟大，因为他无愧于历史，无悔于自己，无负于后人。

小时候，父亲要求我们兄弟姐妹四人背诵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关于“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一段名言。我想，“本分”就是父亲给我们人生的一种楷模，是父亲留给我们兄弟姐妹最珍贵的遗产和精神财富。

回顾父亲一生，祭我父亲，祭那一代“无愧”的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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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整理中共在港历史，前人忍辱负重，舍己为党之坎坷，令人唏嘘不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