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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因为某种机缘,余涅获得了毛远新老师撰写的《〈红镜头〉与杜修贤》一文。在征得作者本人同意后... 毛远新 |《红镜头》与杜修贤 余涅附言:因为某种机缘,余涅获得了毛远新老师撰写的《〈红镜头〉与杜修贤》一文。在征得作者本人同意后,发表在这里,以飨读者。 ---- 《红镜头》与杜修贤 毛远新 听到老杜去世的消息,我回想起十多年前的一次会面…… [[文件:《红镜头》与杜修贤1.png|400px]] 《红镜头》初版封面书影 上世纪90年代末,朋友给我寄来《红镜头》一书,上下两册,说其中有我珍贵的照片。我打开一看,该书由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出版,署名:"顾保孜撰文、杜修贤摄影"。封面"红镜头"三个大字下面,还有一个副标题:"中南海摄影师眼中的国事风云。"扉页分别有聂荣臻、徐向前两位老帅的庄重题字:"历史的见证"和"忠实再现历史"。可见此书在出版者眼中历史价值之重。 [[文件:《红镜头》与杜修贤2.jpg|400px]] 毛远新肃立在毛主席的遗体旁边 打开书后,因朋友说书中有我珍贵的照片,我便首先翻看书中的图片。果然,在下册第667页上方,有一幅我站在主席遗体旁的照片(附图2)。这张照片,我还没见过,实在是太珍贵了。仔细端详照片,我的思绪不由得回到30多年前,人生五味杂陈,在胸中翻滚起伏…… 从往昔回到现实,第一反应就是从心底里感谢老杜,是他为我用镜头留下了那终生难忘的瞬间。杜修贤是新华社派驻中南海的摄影师,我和他多次接触而逐渐彼此熟悉。又因为他接替石少华,当了江青的摄影老师,我们多次在钓鱼台江青的住处见面而成为朋友。记得有一次,客厅中央的长桌上,铺满了他帮江青冲洗放大的彩色照片。当着江青的面,他给我讲解某张照片采光如何好,某张照片取景角度选得好,满口赞誉之词。我觉得其中有几张确实拍得不错,其他我看也一般。我没学过彩色摄影的原理,什么色调、色温等等术语,老杜讲得津津有味,我却听得似懂非懂。江青当面训斥老杜:"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少拍马屁!"发觉老杜略显尴尬,我还替他打圆场说:"老杜是专家,从摄影专业角度讲,恐怕他说的还是有道理。"…… 凝视着手里书中的这张照片,我想,下次到北京,一定要约他见上一面,当面向老朋友表示感谢,并请他能给我也洗一张。 翻过一页,第668页下方的图片(附图3)却让我吃了一惊:长方形四个角的照片,右上角被一刀斜砍下去,变成了一张五边形照片。这可真是新闻图片史上的奇迹!细看照片内容,在毛主席的遗体前,由左向右站成一排的是张春桥、王洪文、江青三人。从江青再往右,却是被斩首、被砍腰、被断腿的五个人,从"残缺不全"的肢体看,很难辨认出那五个人是谁。图片下面的说明:"'四人帮'的目光聚集在永远看不见这个世界的毛泽东遗体上"。 [[文件:《红镜头》与杜修贤3.jpg|400px]] 看到这个图片说明,不免令人费解。说是"四人帮",却有八个人站在那里,其能看清的只有三人,不知其他五人作何解释。如果他们也属于"四人帮",那为何要被砍头腰斩呢?如果不属于"四人帮",图片的说明为什么要写成"'四人帮'的目光聚集……",其他五人的目光又聚集在哪里呢? 再看说明中加在"毛泽东遗体"前那个"永远看不见这个世界"的定语,似乎表达了作者某种特殊的心理情结,结合此后我阅读全书所感知的作者的立场和口气来看,不知是幸灾乐祸,还是某种说不出口的怨恨。 我心中的老杜,还是30多年前原来的印象。当年在主席遗体前拍照的时候,他和我的心情,无论从表现出来的还是从彼此所了解的,是完全一样的。现如今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呢?沧海桑田啊…… 失去了共同语言,朋友也会变得陌生!急于想见他一面并表示感谢的心情,变得茫然了。也好,这倒提醒我不要只看照片,还要看照片的说明,读镜头之外的文章。 书中文字,都是以杜修贤第一人称写就,虽然封面注明,是个叫顾保孜的人撰文,读来还是如同聆听老杜亲口叙述一般。老杜身为新华社派驻中南海的摄影师,又是文革中深受江青信任的摄影老师,书中图片,除少数另行注明摄影者外,基本都是老杜亲自拍摄,那老杜亲口所述文章内容的真实性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 书中所叙文革以前的事,我未亲身经历,难以评说。但文革以后,特别是1968年以后的事,许多是我亲身经历亲眼看见的,可并不都像书中所写的那样。有些事我虽然没有亲身经历,根据常识,稍有头脑的人都会提出质疑。比如,书中提到1976年2月江青去游泳池见主席那一段,人家老两口子当时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又没有第三者在场,更不会请摄影记者去拍照,你老杜怎么能有板有眼说得那么具体呢?难道你真在主席身边安装了窃听器?他书中好像提到,后来还被很多文章引用,说文革初期给他扣的罪名之一,就是带着窃听器潜伏在中央领导身边。读到这里,我就想笑,如果他当时真的背负有这类"罪名",江青还可能把他一直留在身边而且那么信任吗? 此类涉嫌虚假的文字,在书中比比皆是。 一年后,我有机会到了北京,住在马甸桥那边的湖南省驻京办事处。当年主席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来看我,谈话中偶尔提到杜修贤,我说他那本《红镜头》书中,有一张我在主席遗体旁的照片,不知能不能帮我弄到。 他们马上用电话和杜修贤联系,老杜说他一定要来湖南办事处看我。 第二天晚饭后,老杜就来到我的住处。20多年没见面的老朋友了,我们俩都很激动。老杜拿出个大信封,出乎我的意料,里面除了我想要的那张照片外,还有另外两张上面有我的照片。其中一张就是在《红镜头》书中有五人被砍头腰斩的那张,而且是完整的彩色的照片。 [[文件:《红镜头》与杜修贤4.png|400px]] (附图4)彩照原件 这回我看清了,江青右边被砍头的是华国锋和我,再往右被斩腰、断腿的依次是姚文元、陈锡联、汪东兴。 我双手紧握老杜的手,向他表示由衷的感谢。老杜也很激动,上下打量我说:"你,你身体还可以,我放心了。外边传你一条腿被打折了。"我说:"别听外边瞎传,我在监狱里从来没有挨过打。只是十多年的铁窗生涯,脊柱患病,造成股骨头坏死,行动不大方便了。"我们共同回忆起20多年前的一些往事,聊得很开心。 是老杜先问我:"你有我那本《红镜头》吗?我可以送给你一套。"我说:"朋友已经送给我了,我是从书中得知这张照片的。" "你对这本书怎么个看法?"老杜坦率地问。 "想听真话还是听假话?"我道。"当然是真话了。"老杜说。 "怎么说呢?......"我犹豫了一下。 "老朋友了,就直说吧!"老杜拍了拍我的手臂,爽快地说。 "你那本书里的照片,记录着我们党的真实历史,正如两位老帅题字所说,可以说是无价之宝。我给你打120分。"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70年代初,一次在钓鱼台江青的客厅里,江青、老杜和我三个人曾一起议论江青拍摄的几张茶花照片,其中有一张拍得很好,我说可以打100分,老杜说可以打120分。 大概老杜也想起那次"打分"的故事,嘴角露出会意的微笑。 "但是,"我接着说,"作为记录历史的史料来看,你那本书里的文字,实在不敢恭维。照片和文字加在一起,顶多值50分。这还是看在老朋友的份上。你那些文字,一文不值。" "你,你......你怎么能,能这么说?"老杜瞪大了眼睛。原本就有点口吃的老杜,此时因为出乎意料,情急之下显得更加结巴了。 "老杜啊,"我说,"如果你出版的不是这本添加了许多杂七杂八文字的书,而是出版一本画册,除了你拍的照片,每张照片顶多再加个简要说明,包括拍摄的时间、地点、画面中人物姓名身份就完全够了。如果出版这样一本摄影集,作为历史资料,那将是无价之宝,完全可以得120分。" 老杜摇了摇头,看来无法接受我的说法。 "你当时不过是新华社的一名摄影记者,"我说,"你的任务,就是用镜头如实记录下每个重要事件的历史瞬间。至于描述那些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评价那些事件中的是非曲直,原本就不是你的工作。据我的印象,你有相当高的新闻摄影专业水平,却没有那么高的政治水平和文字水平。况且,你工作的条件、环境,也不可能接触那么多政治内幕。" 老杜默默地听我说,既没有摇头也没有点头。 "比如,"我说,"中央高层开了个什么会,你的任务不过是根据会议的安排,会前会后拍摄几张会议相关照片就离开会场了。你又不是会议的正式成员,你怎么就知道会议是怎么开的、谁说了些什么、谁是什么表情、谁的心里又在想些什么?而你书中,对这些内容却写得活灵活现。那些文字不是你臆造出来的,就是后来听别人讲,你抄来的。不是吗?还有些会议,没有你的拍照任务,你连边都沾不上,又怎么会知道会议内幕呢?比如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会议,我是亲身参加者,我就没见请你去拍过照片,你怎么就知道会议的真实情况呢?还不是后来听了或看了别人写的东西,你抄来加工一下,变成了你的东西。我说的对吧?" 老杜很不情愿地轻轻点了下头。 我接着说:"既然是若干年后,才从别人那里听来抄来的文字,那么加上你中南海摄影师的身份,就变成为真实的历史了吗?如果别人写的文字原本就有误或有假呢?尽管搭配上你真实的照片,难道就能变成真实的历史档案了吗?我注意到了两位德高望重的老帅题字,说是'历史的见证',肯定是指你拍的那些照片,聂帅题词还特意指明是为你的'摄影集'题的字,而不是指你另写的那些文字。那一堆你听来抄来的文字,他们恐怕连看都没细看过,更不要说去一一核实考证了。你说是吗?这本书真正的价值在于你的那些照片!老杜啊,那些镜头之外的文字不仅不能增加价值,反而给你大大地打了折扣,因为其中许多内容经不起推敲,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老杜只是听,没有再和我争辩。看来他还是个老实人。我给他茶杯里加了点水,又递给他一枝香烟,并帮他点着。 两人默默地抽着烟,相对无语地坐了好一会儿,谁也没说话。 "唉!"老杜深深叹了口气,却欲言又止,似乎有难言之隐。 我转了个话题,问他:"你知道李志绥在美国出版的那本书吗?" "知道,"老杜说,"那是,是胡说八道。是美国人利用他的身份,故意丑化主席的。" "我和你的看法一样。"我说,"据说李志绥原稿只写了政治问题,那些生活上乌七八糟的事,是别有用心的人后加进去的。" "我也听说了。"老杜说,"书一出来,他就心脏病死了。我看他是自己吓……吓死的。" "李志绥,"我继续说,"不过是保健局派来工作的医生。除了生病,主席从来不喜欢医生在身边,更不用说让他介入中央高层的政治问题了。中央高层许多会议,他连会场都去不了,他怎么会知道会议的情况?说实话,他还真不如你,会前或者会后,你还可能按要求去拍照片呢。对吧?" "嗯。"老杜点头肯定。 看来老朋友之间还是有些共同语言。我又转回到《红镜头》话题上,说:"你不觉得你那本书,和李志绥的书有某些相同之处吗?" 老杜猛地从沙发上站起身来,气冲冲地说:"你……你,你怎么能把我和李……李志绥相提并论?" 我也急忙站起身来,笑着拉他坐下:"别生气,别生气。老杜,我仅仅是讲,中央高层的一些重要活动,你和他都不是真正参与者。然而,你和他却都以亲身参与者的口吻,在那里评说一通。凭什么呢?无非是利用你是中南海的摄影师,他是主席身边工作医生的身份,以此抬高读者对你们所写文字真实可靠性的认同。在这一点上,你们基本上相同吧?" 老杜不置可否,只是坐在那里大口地吸着烟。 "但是,"我说,"你和他还有本质的不同:他发泄出对毛主席、周总理甚至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强烈仇恨,而你还是拥护主席、总理,拥护共产党的,只是流露出对'四人帮',特别是对江青的强烈不满。我说的对吧?" 老杜还是不置可否,大口地吸着烟。 我说:"就说江青吧,虽然她也训斥过你,但我总的感觉,你们当时的关系相当好,她多次当我的面夸奖你。而你呢,当时对江青也非常敬重,甚至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说是江青的摄影老师,后来更像是她随行摄影师。除去外事活动,你和江青个人的来往,你给江青拍的照片,加上帮她冲洗放大的照片,比起你和主席、总理的个人来往,比起给他们拍的照片,恐怕还要多,这是事实吧?可是从你书中的文字看,从一开始和江青接触,你就带着强烈的对立不满情绪,甚至是仇恨。这符合历史吗?如果你和江青的关系,真像你书中所写的那样,你也知道,江青那个人有那么过分敏感的神经,还有那么霸道的脾气性格,她早就给你扣上顶什么帽子,叫你滚蛋了。而事实是,直到主席去世她被抓之前,她对你都一直十分信任。我没说错吧?" 老杜依然不置可否,但脸色越来越难看。 "举个例子,"我往下说,"你书中说江青1974年给你改了名字,把'杜修贤'改成'杜秀咸'。你是什么态度呢?书中写你当时如何气愤,很有种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气魄。还说由于受不了江青这种强加于你的无理行为,还专门跑到医院,为此事向重病在床的周总理告了江青一状,经总理劝解,才忍气吞声地改了名字。是这么写的吧?" 老杜轻轻点了下头。 "这是历史事实吗?"我接着道,"江青给你改名字,我当时就在现场。好像不是1974年,大概是在1971年左右或更早。当时我恰巧就在北京,就在钓鱼台十号楼一进门的大厅里,还有一中队几个工作人员。你从江青的客厅里跑出来,兴奋得大声喊道'江青同志亲自给我改名字了!'你说江青认为'修贤'二字有封建色彩。你还拿起笔,边写边给我解释什么'秀丽的秀,咸阳的咸'。那时你那个高兴劲儿,在场的好几个人都有目共睹。我说的没错吧?那时候总理还没有生病住院。就为这点屁事还专门去请示'重病在床'的周总理,鬼才相信呢!江青是有给人改名字的爱好,但她只给当时她最亲信的人改名字,比如把'浩梁'改成'浩亮',把'银禄'改成'英路'。当时你能得到这样的'待遇',高兴还来不及呢,哪有一丝一毫的气愤不满?你居然还把周总理扯进来为你改名字之事作挡箭牌,你对得起总理吗?" 老杜原本就疙里疙瘩的脸胀得通红,只是闷头在那里不停地大口喘着气。 "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我问他。 憋了好一阵,他终于抬起头来。"唉!"老杜长叹一声:"远新啊!就,就因为我和江青的特……特殊关系,就因为那些照片,你知道我吃了多少苦哇!粉碎'四人帮'以后,说我是江青的死……死党,审查批判了好几年,揪着不放呐!不这么写,人……人家能放过我吗?" 原来是这样。我说:"原来你也受了这么大的牵连,我确实一点也不知道啊!"我诚恳地说,"我理解你的苦衷。对不起,刚才有些话,我说过头了,请你原谅。" "算了吧。我吃的苦,比……比起你来,还差远了。"老杜说。两个人都逐渐平静下来,相互递烟,点烟…… 老杜和我不同,他不过是新华社一个摄影记者,被组织上派到江青身边工作,是执行上级下达的任务,他并不涉及、更未参与任何党内路线斗争的问题,不过是因为和江青的特殊关系,却受了几年的审查批判。种种因素驱使之下,出这么本书表示自己和江青划清了界限,也情有可原。只望读者能体谅其苦衷,书中照片是真实的历史,而许多附加的文字,不过是老杜为洗刷自己"清白"所制造的泡沫。泡沫终归还是会被历史的风雨冲刷掉的。 我拍着老杜膝盖说:"有位看过《红镜头》这本书的朋友问我,杜修贤是否也参加了抓捕'四人帮'的行动……" "没有的事!"老杜打断我的话,"人……人家会相信我吗?" "我对那个朋友也说,完全不可能。"我接着道,"而那位朋友说,有可能哟。杜修贤不是在书中说,在他给王洪文拍工作照时,就已经察觉出这位党的副主席正忙着搞阴谋诡计,想要篡党夺权吗?" 老杜满脸的无奈,哭笑不得地摇了摇头。 我从茶几上拿起那张八个人在主席遗体边的彩色照片,用另一张照片的背面,按他书中处理的方式,盖住其右上角,对老杜说:"书中这张照片的处理手法,堪称新闻图片史上空前之作。你说呢?" "那是出……出版社决定的,否则书都……都不让出。"老杜说。 "那张图片下面的文字说明,为什么要那么写呢?什么'目光聚集在永远看不见这个世界的毛泽东遗体上'。这是什么意思?"我问。 "是那么写的?不,不……不会吧?"他疑惑地问。"一字不差。不信你回去查查看。"我答道。 "那,那……是顾保孜和出版社定的稿,我都没再细看。"他说,"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哪有那么高的文……文学水平,根本写不出那些文字来。文字部分,全都是顾保孜写的,有些,还是按出版社要……要求改写的。不那么改,人家不……不给你出版。" 我明白了。《红镜头》这本书的副标题叫"中南海摄影师眼中的国事风云",是不是可以说,中南海摄影师老杜"眼中的国事风云"主要是指书中的图片部分;而书中的文字部分,说是女作家顾保孜"眼中的国事风云"也许更准确些。老杜需要顾女士帮他涂抹富含泡沫的洗涤液,以洗清自己和江青的关系。而顾女士很可能需要老杜这块"中南海摄影师"的招牌,提高自己文字的可信度。各自的需求使双方合在一起,诞生了《红镜头》这样一个大量真实图片与不少虚假文字杂交的混血儿。 我送老杜到电梯口,说:"是你说的嘛,老朋友要说真话。我说过头的,别往心里去。我真心感谢你那三张照片,我会永久保存的。" 老杜极不自然地苦笑了一下,连手都没握,扭头就进了电梯。 2014年10月初稿,2015年6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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