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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自一个半军人半文人家庭，父母是军队里的文化兵，抗战老兵。祖上富庶，文革前填各种表格，我家庭出身填“革命干部”，我父亲填“恶霸地主”。父亲参加抗战、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大约于陈忠实《白鹿原》的描述相近，偶然性大于必然性。父亲年少时逃婚出走，因喜爱戏剧跟了一支国军演剧队。这支队伍表面属于国防部二厅，里面却由共产党员领导，父亲因此成为共产党员。国共摩擦时，里面的共产党员离开国军进入东江纵队，继而北上梅岭（东纵粤北支队），会合延安南下“两王部队”，未果，留在粤北坚持武装斗争，历经始兴“奇心洞”等多次国共武装冲突，身旁死伤战友无数。<br>
抗战胜利，国共和谈，划江分治。东纵骨干三千余人，其中有我父母，搭乘美军登陆舰三艘北撤山东烟台，编入“华野”为“两广纵队”，打徐州战役；划入“东野”与起义国军（讲粤语之桂军）混编仍称“两广纵队”。南下驻军中山石歧，为中南军区珠江军区。中南军区后改称广州军区，父母调广州军区政治部文化部。父亲任文化部创作员，母亲任《士兵文艺》编辑。<br>
授衔前父亲转业至广州作协（即后来的广东作协），从诗歌编辑干起。母亲自抗日演剧队起与父亲相识，自始不离不弃，为“两纵”文工团当家花旦，演《白毛女》，编小话剧，带“小鬼队”。母亲也于授衔前转业至华南文艺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和父亲一起到北京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班学习一年，班主任为丁玲。母亲后来因需要重回军事单位做秘密工作，隶属广州军区司令部，实为总参二部广州局，以农妇面目出没边防线，足迹遍及海外，直至文革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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