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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广州红卫兵临时总部

附中红卫兵成立带动广州市各中学红卫兵成立，由附中、八一、外语、华实、铁一中等共同发起成立广州红卫兵临时总部，推选蔡晓彦为总指挥，陈立波为副总指挥。临时总部办公地点设在烟墩路6号，后搬至中山三路烈士陵园对面越秀区侨联小楼。蔡晓彦没有参加总部筹备会，被选为总指挥也没到过总部视事。陈立波去过几回也不去了。蔡晓彦事后回忆，临时总部里军区大领导子女太多，自己没办法指挥他们，事实上也无法对各校红卫兵的行动负责。既不好推，又不好指挥，干脆逃避，带上几个同学上北京去了。

大概从那时起，蔡晓彦已对文革和自己的举动有所怀疑，又无法辨认分析，不敢再有行动，只希望多找高人探讨解惑。蔡晓彦串联回来已是1967年春节后，回校后以11人为主，搞了个“学闯道”战斗队，后来觉得火药味太浓，改成“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以读书讨论为主，基本上不参加校外活动。我班龙小波、黄铁钧同学参加了这个组织。

11人里面文字最好，想得最多的苏立功没有参加临时总部领导，却十分关注文革的发展动向，琢磨出广东省委对广东文革持消极态度，没有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他收集当时广东文革领导小组的言行，先写了《是王匡，还是区梦觉？》，接着又写出四万字的长文《炮打王澜西，猛揪区梦觉》，秉持的还是矛头向上，寻根究底的战术，符合毛泽东的战略意图。

苏立功和留校的“学闯道”战斗队运动临时总部力量，要求羊城晚报（文革时改称红卫报）排版印刷上述大字报，发向全省。此举惊动省委、中南局，搞得中南局又召集一次常委会想办法熄火。陶铸派来秘书劝阻没拦住，反而提醒学生们陶铸才是最大保皇派。附中红卫兵在北京串联的李为民等人运用苏立功的资料，在北京贴出揭露陶铸问题的大字报。可以说，此事是引起陶铸倒台的导火索，当然不是决定性因素。

附中红卫兵在八月份参与成立广州临时总部后，依总部约定改称“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简称“主义兵”。临时总部也不尽是给管治者出难题搞斗争，曾经积极配合省市委、军管会做了几件全市性维稳工作。

一、守卫广州火车站（广九站）。大串联开始，全国红卫兵涌进广州。破四旧收尾，城市里被清理的五类分子要遣送回乡。这两股人流铁路公安无力管理，市委联系临时总部，请求总部派出红卫兵管理火车站。管理队伍由附中、八一两校主义兵组成，轮流值班。

值班的红卫兵既要维持人流进出站秩序，让排队的红卫兵凭票上车，又要搜查遣送回乡的五类分子行李，检查违禁品。恶劣行为就在搜查五类分子行李时发生。不少五类分子是全家迁回农村，锅碗瓢盆随身携带，自然免不了带切菜刀。刀被查出，即判为杀人武器，阶级报复工具，将带刀人揪出毒打。那些大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妇女，仍下狠手，有当场打死的。留城前来送行的子女只敢哭，不敢护卫，在一旁看着亲人在光天化日人来人往的火车站台硬生生被打杀。

记得打人特别狠的不是红五类子女，反倒是出身知识分子、华侨工人的子女。惊骇之余，直到几十年后看过电影《投名状》，才恍然大悟，他们下狠手打人，是向血统纯正的人表示自己的忠诚可靠，取得红五类的信任，江湖上便叫做投名状。其实《水浒传》里写的林冲雪夜上梁山也有这一幕，王伦要林冲下山杀个把人来，才让他入伙，就是这个意思。

二、维持“广交会”秩序。广州交易会每年分春秋二季举办，秋季交易会在九月举行。秋交会正碰上破四旧风潮，有外地造反派认为交易会工艺馆的展品是四旧，要封馆清除。周恩来出面调停仍不安全，主办方联系临时总部，请求派红卫兵来维持秩序。这项工作主要由六中主义兵负责，我是后来听六中农友说起的。

三、文革开始的第一次国庆需要隆重庆祝，广州要搞庆祝大典，需要仪仗队。仪仗队过去由军队派出，这回要搞搞新意思，总部争取由主义兵取代。仪仗队成员主要是八一、附中学生，因为部队子女多，熟悉操练那一套。经过严格训练，主义兵仪仗队临场倒也没出什么岔子。

四、看守破四旧抄家全市没收的物资。抄家没收的东西非常多，先堆放在石室教堂（圣心大教堂）内部，放满再放到教堂院子里，还搭了雨棚防水。抄家物资不断一车车拉来，实在放不下了，再开辟市一中附近的体育场堆放。贵重点的金条银元、字画雕塑等收存在教堂神甫宿舍，保卫、管理、分类、统计造册，由市委派干部和红卫兵共同进行。主要队伍是附中主义兵派出的十余人。市委干部按时上下班，红卫兵24小时巡逻值夜，晚上有市委提供的夜餐。

看守抄家物资的主义兵自律很严，连私取卷筒卫生纸回家也要挨批评。曾经发现附中同学偷拿已入册的金条，马上通报开除。盗窃者是铁路子弟，不服气找来一帮铁路小兄弟闹事。副总指挥陈立波公布其丑行，严词斥责，挥退来犯者。

上述四件事由八月底开始，国庆前后结束。可见跟着毛泽东造反的附中红卫兵，不免还是顺着潮流，走入保持政权稳定的刘少奇被动应付套路，成为维稳的工具。
主义兵临时总部为奖励参与管理的红卫兵，要求广州铁路局专门拨出北上的16次特快两节卧铺车厢送他们上京参加毛泽东愈加频繁的接见活动。我在这支队伍里，带队人为初三5 班肖力亚。队伍到京后集体入住安定门内大街一所小学课室，睡稻草铺，吃大白菜面条，全部免费。天天步行到各大学看大字报，顺便游山逛水，颐和园、北海、香山走了个遍。不安分的广州主义兵在北京还闹了点事，和北京西纠打了一架，把他们的人绑了。后来在各方朋友劝解下和解，并把挑拨离间的一个北京小混混扭送西纠指挥部。这次北上的军队干部子女居多，和北京老兵有诸多关系，不致误会过深。要不西纠岂肯吃这个哑巴亏。

广州主义兵帮助广州市当局维稳的四件事，我参与了守卫火车站和守卫石室抄家物资两件。在北京和西纠打架也是动手者之一。在发生这些事之前，还参加了广州第一次破四旧行动。

附中红卫兵一些成员在临时总部成立后还做过一件蠢事，试图以中学生的力量解放澳门。这事启端于11人中的刘敏荔，她建议总部派人“解放澳门”，为策划此事还偷来家里的军用地图，规划路线，寻找车辆。这个疯狂的主意居然得到大家的拥护，报名参加者上百。

当日，满载主义兵的三辆大客车先出发，车上约有百人。负责指挥的临时总部副总指挥杨秋元亲自开一辆中吉普，要去的人还多，一下装了26人。严重超载的中吉普尾重头轻，还没开出市区，就因避让障碍翻车，地点在荔湾区医院附近。伤员当即送进区医院，伤势倒不重，但医院发现伤员多是军队子弟，不敢负责，马上转送不远的陆军总医院。

先行出动的客车主力此时已经行进在郊外公路上，百把公里外就是拱北关口。广州军管会当即电话直报周恩来，周恩来严厉指令军管会一定要制止红卫兵的胡闹。广州军区电令前方驻军派出军车拦截，在中山县范围内把三车主义兵拦住，命令他们调转车头。在军车押送下，大客车乖乖调头回去，即将发生的一次外交事件随即平息。

“解放澳门”行动可以说明当时红卫兵的无知，非黑即白的认识缺陷，不知道外交协定为何物，不知道中葡外交历史、澳门历史。无畏和理想、青春和冲动，急于创造历史的狂妄，那时的中国就是被无数这样的年轻人搅动、冲击，连发动者毛泽东也始料不及。此后连续发生在北京的“火烧英国代办处”、发生在香港的“六七暴动”，其实是同一性质的行动，不是黄口稚儿胡闹而是成人有计划有预谋的行动了。谁又能说成人就比中学生成熟？就是整个中国在胡闹！

八月初，广州军区政治部保卫部联系主义兵临时总部，怀疑烟墩路6号的华侨宅院有问题。那里和军区政治部一墙之隔，保卫部老是觉得附件有电台侦听，没有证据又顾忌华侨政策，就想起让红卫兵以破四旧名义进去察看。这事交给了附中红卫兵，附中主义兵这几天已经部署在保安前街一带，目的是阻拦企图冲击省委的造反派，搜查烟墩路华侨住宅举手之劳。

6号是座大宅子，大花园后是三栋洋房，有一栋住着一位老太太和几个佣人。我们闯进去翻箱倒柜，找出一些国民党的老照片，在箱子角落找到几颗子弹几把小刀，就是没有枪支电台。老太太养尊处优惯了，见到小孩捣乱自然没有好眼色。几个女生把她拉到花园里，推落到藤椅上暴晒，不给水喝。有捣蛋的搞来鞭炮放在老人头上点放，很快把老人弄晕过去。有高中的男生出来劝住了，入夜，老人还昏倒在椅子里没人抢救，第二天就去世了。

我参加了这次行动，目睹第一次打死人而且是女生动手，惨像刻骨铭心。虽然自己没动手，但全程发生在身边不敢劝止，加上后来看守火车站看着同伙毒打老弱五类分子直至打死，怵目惊心。至今还讶异少年女性、非红五类学生为何出手如此狠毒卖力？事后分析，女性青春期的过激甚于男性，北师女大附中致死校长卞仲耘亦如此。非红五类学生比红五类卖力，则只有投名状行为可作解释。他们要获得革命的资格、信任，要取得革命的好处、利益，必须付出比红五类更激进的行动。手上粘上血，才能洗白自己不太光彩的家庭出身，才能获得革命队伍的接纳。这些潜意识，是十多年阶级斗争革命光荣教育的结果，完全泯灭人性。

我是这支队伍的一员，为什么没有动手反而有恻隐之心？在做文革回忆口述记录时对话人曾经问过我这个问题。当时他反复问我。真的没动手？说假话没有？我的回答没有迟疑。现在想来，大概跟和我家庭复杂的历史有关。我的父亲母亲家庭富庶，是抗战早期参加广东抗日游击队的老战士，算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大概在战争年代交过投名状，照理说我是“家生子”，不需再交投名状了。但是，奶奶是恶霸地主的小老婆，父亲把她接进城将我带大，接着带大我的三个弟妹，我和奶奶的感情极为深厚。我母亲后来的工作属于军事秘密，军队里左风更盛，要求母亲家里不能有成分不好的人员存在，以军法强行遣返我奶奶。

奶奶用尽心机带大四个孙子孙女，又担任街道居委会主任干得正欢。儿子革命有功，妈妈正好在城里享福安度晚年。奶奶舍不得儿孙，又无法违抗军令，哭哭啼啼被撵回乡下破茅寮里孤独度日，直至去世，没见过一次儿子孙子。这是文革前不久发生的事，对我心灵创伤极重，打击尤甚，留下许多不解愤慨，甚至对母亲不满。

也许这事对我的人性有所启迪，让我恢复一丝天良不致泯灭，让我感觉违反亲情灭绝人性的政策措施不合理不人道，让我思考，让我疑惑。我在天之灵的奶奶、妈妈，留给我珍贵遗产，使我在文革中不致疯狂迷失本性。没有以杀人打人交上我的投名状。

还有，我喜读杂书，文革前家中藏书算多，读了不少。其中雨果（旧译嚣俄）的小说《九三年》一段话也在时时提醒我，不致让狼性取代人性：“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大意）文革革昏了头，杀红了眼，悔青了肠的红卫兵，读过此书，犹如当头棒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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