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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卑贵贱之别乃是人类社会之常——差等和平等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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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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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赐稿 儒家网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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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二五六九年戊戌三月廿三日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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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2018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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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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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尊卑有别的主张，是反儒派批判火力最集中的一个焦点，也是让一些儒家学者不能理直气壮的一大难题。其实，人类既要讲平等，也要讲差等。尊卑贵贱之别乃是人类社会之常，民主社会也不能免，只是有所淡化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力地位则不可能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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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系辞上》开宗明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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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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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阐述了乾坤二元的重大作用、乾坤两卦的重要意义，也说明了天地有尊卑、万物有贵贱的自然特征。“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天尊地卑，乾健坤顺，井然秩序，乾坤两卦的道理大义，乾坤二元的性质特点，就这样决定了。尊是崇高，尊贵，尊严；卑是，谦卑，卑逊，顺从。儒家强调仁爱有差等，天地有尊卑。尊卑也是差等，有尊卑差等方有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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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天地完全平等，或者天卑地尊，那世界就平面化了，不能成立了。借用系辞的话说，如果天不尊地不卑，乾坤就不定，也就没有后面的一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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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文言》说：“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坤阴虽然具有自身的美质，但不宜表现出来，“含之”为贵，这样做是为了“以从王事”，为了乾元的事业。坤阴不是没有条件自成，而是不敢，乾阳有始，坤阴则要代乾有终，完成乾元的事业。这是地道，也是妻道、臣道的道德要求。这就是“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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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有贵贱，依次陈列，各得其位。“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从初二到五六，六爻依次排列；从大地到上天，万物依一定次序陈列，贵贱上下就表示出来了。《周易正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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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谓地体卑下；高，谓天体高上。卑高既以陈列，则物之贵贱，得其位矣。若卑不处卑，谓地在上，高不处高，谓天在下。上下既乱，则万物贵贱则不得其位矣。此《经》明天地之体。此虽明天地之体，亦涉乎万物之形。此贵贱总兼万物，不唯天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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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贵贱总兼万物，不唯天地而已。”意谓天地万物、包括人类，皆有尊卑贵贱之别。从自然界的天尊地卑，可以引申出人世间的男尊女卑、夫尊妇卑、父尊子卑、君尊臣卑等。人类如果没有等级差别，没有尊卑贵贱的区别，会导致社会平面化和无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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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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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坤关系即男女关系。《礼记》说：“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董仲舒说：“阳者，阴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又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阴道无所独行，其始也，不得专起；其终也，不得分功。”(《春秋繁露•基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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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夫妻、父子之道亦同于天地阴阳之道。阴阳关系是“阳尊阴卑”、“阳贵阴贱”，君臣父子夫妇同样是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和夫尊妇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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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尊卑贵贱，以维护政治、社会、家庭秩序，是礼制的重要功能。《礼记》说：“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记曲礼上》）礼是用来判定亲疏关系，解决嫌疑问题，区别同异，辨明是非的。朱熹集注：“嫌疑，谓事有同异而可疑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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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说：“子云：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也。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则民有所让。”（《礼记·坊记》）礼是用来表明嫌疑、辨别隐微，为人民提供道德规范的。所以贵贱有等级，衣服有差别，朝廷有秩序，人民能礼让。章疑别微，《礼记集说》：“疑者，惑而未决。微者，隐而不明。惟礼足以章明之、分别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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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说法类似：“凡百乱之源，皆出嫌疑纤微，以渐浸稍长至于大。圣人章其疑者，别其微者，绝其纤者，不得嫌，以蚤防之。圣人之道，众堤防之类也，谓之度制，谓之礼节，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制，朝廷有位，乡党有序，则民有所让而不敢争，所以一之也。（《春秋繁露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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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又说：“礼者，继天地、体阴阳而慎主客，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外内、远近、新故之级者也。”（《春秋繁露·奉本》）《礼运》说“礼本于太一”“礼本于天”，故说“继天地”。君臣、父子、夫妇之义取之于阴阳，故说“体阴阳”。礼施之人我，各有其处，各得其宜，无礼则不合情理，故说“慎主客”。安排尊卑、贵贱、大小之位分，区别外内、远近、新故之等级，都是礼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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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说：“故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者亡，古今一也。故尚贤使能，等贵贱，分亲疏，序长幼，此先王之道也。故尚贤使能，则主尊下安；贵贱有等，则令行而不流；亲疏有分，则施行而不悖；长幼有序，则事业捷成而有所休。”（《荀子·君子》）荀子将先王之道即王道政治和礼乐制度的要义概括为：“尚贤使能，等贵贱，分亲疏，序长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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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加封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之碑文说：“父子之亲，君臣之义，永惟圣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只要有人类在，就要讲父子之亲；只要有政府在，就要讲君臣之义。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大同时代，仍然需要政府，仍然存在君臣关系，仍然必须君君臣臣。政府首脑就是君，各级官员就是臣。有父子和有君臣，就有尊卑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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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民关系，主权在民，治权在君。论主权，民为贵；论治权，君为贵；论道德，儒为贵。唐太宗在为《晋书·宣帝纪》所作的史论《晋宣帝总论》中说：“天地之大，黎元为本；邦国之贵，元首为先。”说得非常好。主权在民，不影响君民尊卑有别。就是民主制度下的民选总统，自有其巨大权力和崇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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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加一句：道德之重，儒家在上。主权在民，治权在君，教权在儒。儒家圣贤道德最高，天爵高于人爵，儒家高于君臣更高于庶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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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说：“人生于世间，但能享获人格的平等与自由，而受他人之爱护与尊重，此世便为天国，若再有男男女女的思想，而尊之卑之，是封建思想一大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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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平等与自由，都有其适用范围。反对男男女女，不是平等而是平等主义。所谓男男女女，就是男的要有男的样子，女要有女的样子。男男女女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兄兄弟弟一样都是良性秩序的必须，普适于一切时代。反掉这一切，男不男女不女，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妇不妇，兄不兄弟不弟，政治社会家庭无序化，此世便为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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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论语季氏篇》）礼乐是制度，征伐是战争，天下有道，君君臣臣，礼乐征伐由国家元首批准，理所当然。如果诸侯卿大夫甚至他们的家臣都能擅自修改制度、发动战争，天下就乱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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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说：“古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周室既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桓文之后，大夫世权，陪臣执命。陵夷至于战国，合从连衡，繇是列国公子，魏人信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资治通鉴汉纪》）西周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进入春秋时期，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齐桓晋文之后，礼乐征伐自大夫乃至自大夫之家臣出。进入战国，列国公子弄权当政，愈趋愈下，先是诸国战乱，丛林化；然后暴秦一统，地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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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说：“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做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不是天子不能议订礼仪、制订法度和考订文字。这是为了保证天下车子轮距一致，文字字体统一，道德规范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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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有天子之位，若没有相应的德行，不能制礼作乐；虽有天子之德，若没有相应的地位，也不能制礼作乐。朱熹《集注》引郑氏说：“言作礼乐者，必圣人在天子之位。”这种规定，有助于保障政治、社会、道德的基本秩序。当然，时代不同了，这个要求太高，只适合于三代，三代多圣贤多圣王也；不适合于后代。秦汉以后，“必圣人在天子之位”才能建设礼乐制度，那就罕有改制建制的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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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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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儒家差等、等级是良性的，尊卑贵贱不是绝对的，男女、君臣、父子、夫妇既有尊卑之别，也有平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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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作为人这个类的人高平等，从本性上说，人人皆有良知，人人良知平等，即“人人皆可以为尧舜”。所以，尊卑之中又有平等之义。天尊地卑，然地亦在天，地中有天，乾坤有别而不二。例如夫妻之间，夫尊妻卑，然尊卑中又有一定的平等。《说文解字》解“妇”字：“婦之言服也，服事於夫也。”又解“妻”字：“妻，與己齊者也。”可见夫妻既有差等，又有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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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内则》“聘则为妻”句，郑玄注:“妻之言齐也，以礼聘见问，则得与夫敌体。”“敌体”也可称为‘齐体”。《白虎通嫁娶》说：“妻者，何谓？妻者，齐也，与夫齐体，自天子下至庶人其义一也。”齐，即平等、相等义，意谓妻子与丈夫处于匹配齐等的地位。《白虎通嫁娶》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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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从父母，既嫁从夫，夫殁从子也。《传》曰：“妇人有三从之义也。”夫妇者，何谓也？夫者，扶也，扶以人道者也；妇者，服也，服于家事，事人者也。配疋者何？谓相与为偶也。婚姻者，何谓也？昏时行礼，故谓之婚也，妇人因夫而成；故曰姻。《诗》云：“不惟旧因。”谓夫也。又曰：“燕尔新婚。”谓妇也。所以昏时行礼何？示阳下阴也，婚亦阴阳交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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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人有三从之义，这是卑。但作为母亲，在儿女面前，又有尊贵的一面。儿女对父母亲要一样尽孝道。昏时行礼，表示以阳下阴，阴阳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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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有亲迎之礼，即新婿亲往女家迎娶新娘，也是以阳下阴。杜佑《通典·第十八天子纳妃后》记载：“夏亲迎于庭，殷于堂。周制限男女之岁定婚姻之时，亲迎于户。”《白虎通嫁娶》说：“天子下至士，必亲迎授绥者何？以阳下阴也，欲得其欢心，示亲之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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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时男女平权观念较后世浓厚。东汉名士樊英生了病，于是妻子派婢女去探问，樊英竟起身下床答拜。有人不免诧异，樊英就解释说：“妻，齐也，共奉祭祀，礼无不答。”《后汉书方术传》虽然一般夫妻日常相处不会如此迂腐拘谨，然窥其一斑，亦可见当时夫妻平等观念之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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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男女和夫妻之间，偶尔尊卑倒过来，乾坤颠倒，反而吉祥。如泰卦，地天泰，乾下坤上，大吉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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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卑者自有尊严，尊者应该谦卑。《礼记》说：“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礼记·曲礼上》）礼的精神，自我谦卑而尊重他人。即使小摊贩也有人格尊严，也要予以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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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虚和威严不矛盾。官员一方面要有官威，包括德威和权威，一方面要谦虚谨慎，谦恭敬民，平易近人。谦卦彖辞说：“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孔颖达疏：“尊者有谦而更光明盛大，卑谦而不可逾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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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诗外传》也强调了谦德的重要，说：“德行宽裕，守之以恭者荣；土地广大，守之以俭者安；禄位尊盛，守之以卑者善；人众兵强，守之以畏者胜；聪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闻强记，守之以浅者智。故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国家，近足以守其身，谦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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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卦彖辞说：“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损上益下，侧重于物质和经济利益，也包括礼贤下士和亲民爱众，体察民意。这是政治王道，光明无限。屯卦初九象辞说：“以贵下贱，大得民也。”自上下下，也是谦德的体现。谦卑和尊严，相反相成。这个道理，反儒派和西化派很难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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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其次，尊卑贵贱可以因德而变。转变的关键在德。尊贵者缺德就会卑贱化，桀纣就是典型，从天子之尊，因为缺德而性命不保，不如奴隶。卑贱者有德则可以尊贵化。如孟子所说，“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中，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伊尹、傅说从奴隶到宰相，都是卑贱者因为德才兼备而尊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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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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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以有德为尊为贵，以缺德为卑贱。孟子说：“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即使君王，也要尊德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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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皇帝、天子及公卿大夫等概念，本是爵称，也表德才。帝王地位最高，道德要最高，责任也最重。真正的帝王，必须德称其位，德位相称。帝王的称号，是用来表明功德的。帝王号令臣下的资格，根源于其道德的高大。《白虎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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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者何？号也。号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明德，号令臣下者也。德合天地者称帝，仁义合者称王，别优劣也。《礼记·谥法》曰：德象天地称帝，仁义所在称王。帝者天号，王者五行之称也。皇者何谓也？亦号也。皇，君也，美也，大也。天之总，美大称也，时质，故总之也。号之为皇者，煌煌人莫违也。烦一夫、扰一士以劳天下不为皇也，不扰匹夫匹妇故为皇。故黄金弃于山，珠玉捐于渊，岩居穴处，衣皮毛，饮泉液，吮露英，虚无寥廓，与天地通灵也。号言为帝者何？帝者，谛也，象可承也；王者，往也，天下所归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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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位高低与德行才干成正比。除了天子，公爵爵位最高。孔子说：“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论语》）公正无私则人民喜悦。公之下为卿，“卿之为言章，善明理也。”（《白虎通》）特别明白事理，善于彰明道理；卿之下为大夫，“大夫之为言大扶，扶进人者也。”进贤达能，选拔贤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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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卿、大夫、士爵位有别，是因为道德不同。董仲舒说：“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宜视天为父，事天以孝道也；号为诸侯者，宜谨视所候奉之天子也；号为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敦其礼义,使善大于匹夫之义，足以化也；士者事也，民者瞑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从上而已。”（《春秋繁露》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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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公卿大夫之所以尊贵，是因为他们德性高尚，所尊所贵者在德。所以孟子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孟子·告子上》）如果没有仁义忠信，人爵就不值得尊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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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对策说：“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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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患祸必至也。”（《资治通鉴·汉纪》）天子大夫，君子之位。如果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追求财富利益，就是德不配位，难免有后患和灾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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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感是道德一大要义，道德意味着尊贵，也意味着责任。尊卑与责任成正比，愈尊贵，责任愈重大。男性、丈夫、父亲、君主比较尊贵，所承担的责任也比较重大，在道德上、事业上和工作生活中，都要起模范带头作用，所谓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君为臣纲，纲举目张。舜帝说：“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论语·尧曰篇》）天下有问题，人民有问题，天子都要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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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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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与差等，相反相成，两面一体。只讲差等不讲平等，那是极权主义的恶性等级制，有秩序而无自由；不讲差等只要平等，那是平等主义的丛林化社会，有自由而无秩序。故儒家既反对等级主义，也反对平等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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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指出：“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天下万物没有相同、同等的。不齐，就是差等，就有尊卑贵贱之别。这句话是孟子批评农家许行时说的。许行依托神农氏“教民农耕”之言，主张“种粟而后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可称为小农经济平均主义---属于平等主义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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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门徒数十人，穿粗麻短衣，在江汉间打草织席为生。滕文公元年，许行率门徒自楚抵滕国。滕文公划给他一块可以耕种的土地，经营效果甚好。儒家陈良之徒陈相及弟陈辛从宋国来到滕国拜许行为师，摒弃了儒学观点，成为农家的忠实信徒。同年孟轲游滕，遇到陈相，展开了一场史上著名的儒农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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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在批判其思想时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孟子·滕文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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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指出，物品的价值有的相差一倍、五倍（蓰：五倍），有的相差十倍、百倍甚至千倍万倍。倘若把它们合在一起等同看待，是扰乱了天下。孟子举例说明，如果巨屦（做工粗糙的鞋）与小屦（做工精细的鞋）同价，谁还肯做小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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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也是平等主义者，遭到荀子的批评。荀子说：“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有后而无先，则群众无门；有诎而无信，则贵贱不分；有齐而无畸，则政令不施；有少而无多，则群众不化。”（《荀子·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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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同时批评了慎子、老子、墨子、宋子四人学说的错误。慎子只有后退没有前进，群众就没有了前进的方向；老子只知委曲求全而没有进取，高贵和卑贱就没有了分别；墨子只讲平等而不讲等级差别，政令就难以实施；宋子只知寡欲而不知人有多欲的一面，就难以教化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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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齐而无畸，则政令不施。”齐，平等。畸，不齐。大家都绝对平等，地位完全一样，谁也无权指挥谁，政令自然就无法推行。荀子又说：“分均则不偏，势齐则不一，众齐则不使。”（《荀子·王制》）名分相等就无法统属，权势相齐就不能统一集中，大家地位相当就谁也不能支配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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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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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有别，夫妇有别，内外有别，理所当然，礼所当然，天经地义。男主内女主外，这是家庭之内外；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这是政治之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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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在政治上，一方面强调“王者无外”，天下一家。《公羊传·隐公元年》：“王者无外，言奔，则有外之辞也。”何休注：“王者以天下为家，无绝义。”这是公羊大义，也是儒家政治共识。《礼记·礼运》说：“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这是对“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最好的古典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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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儒家又强调华夷之辨，似乎矛盾，实无矛盾。董仲舒说：“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王道最终目标是天下一统，但王道的运行和大同的实现有一个由内向外的扩张过程。在此过程中，须有内外之别、严夷夏之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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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主义者很难理解长幼有序、尊卑有序、男女有别、夫妇有别、内外有别的重要性，不明白平等与差等各有适用范围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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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主义在男女间有如下表现：反对从夫居与从父姓，宣扬从妻居的优越性，主张女性冠姓权或自由选择姓氏，鼓励女性参军和参与各种高强度社会劳动，要求女性赡养自己的父母，不主张女性出嫁，鼓励单身与丁克家庭……诸如此类婚俗改革，貌似尊重女性，其实既不利男更不利女，并制造女性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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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主义、女权主义的泛滥，并未给女性带来美好幸福，恰恰相反，让女性越来越丑陋和悲苦。民国已经男不男女不女，四九之后变本加厉，更加人不人鬼不鬼。女性普遍阳亢化凶狠化，男性大多阴毒化奴性化。男人固无尊严，女性更加卑琐、卑微、卑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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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主义最容易被极权主义利用。两者貌似相反，其实互依，所谓相反相成。平等主义口号越流行的社会，极权主义最容易成功，原因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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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知道马学是极权主义学说，很多人不知道马学更是民粹主义学说，将平等、民主等概念扩大化、主义化，使它们从自由的价值从属演变为自由的敌人。民主主义、平等主义、平均主义都属于民粹主义范畴，与极权主义最为配套。马学又将两者结合得特别天衣无缝，圆满无瑕。文革时人民日报有社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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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是根本对立的，是不能和平共处的。无产阶级革命是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是要逐步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的最彻底的革命，这不能不遇到剥削阶级最顽强的反抗。”（1966年6月1日人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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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堪称平等主义的经典表述，后果天下皆知。平等、民主一旦扩大化主义化，往往有极权主义相依而起。古今中外造反派，或以民粹始以极权终，或一开始就是民粹、极权双轨并行，原因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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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余东海]]，本名[[余樟法]]，男，属龙，西历一九六四年生，原籍浙江，现居广西。自号东海老人，曾用笔名萧瑶，网名“东海一枭”等，出版有学术著作：《儒家文化实践史（先秦部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大良知学》（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儒家大智慧》（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论语点睛》（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春秋精神》（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四书要义》（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大人启蒙读本》（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