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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抗日战争和新四军五师<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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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任全胜 更新时间：2005-6-24 21:4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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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分为东、西方两大战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东方的主战场。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指出：“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连成一体，中日战争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不能离开世界而孤立起来（注l）”有中国这个主要战场，才有东方反法西斯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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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五师是在中国抗日战争由东北、华北地区转入华东、华中地区，整个抗日战争由日寇的战略进攻和国民政府军的战略防御、退却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时，由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豫鄂挺进支队、豫鄂挺进纵队而逐步发展起来的。1941年“皖南事变”军部重建后，编为新四军第五师。应当这样说：新四军五师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东方主战场进入相持阶段的特定的历史背景、特定的战争环境、肩负着特定的历史任务、起着特殊的历史作用而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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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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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1936年德意两国联合侵略西班牙，1938年德国占领奥地利、捷克，“慕尼黑协议”引起了欧洲的极大恐慌，欧洲战场战事一触即发。1938年9月，毛泽东同志指出“如果过去还不能称为世界大战，他还没有世界规模，那么现在就不同了，现在已是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这是帝国主义战争的新阶段。（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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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在东方战场，1938年6月至10月，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发展，中国军队在武汉地区同日本侵略军展开了大规模的会战，史称武汉会战。会战前，由于日本侵略军在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和南京会战中的节节胜利，使日军大本营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日军大本营认为：“攻占汉口作战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通过这一作战，可以做到以武力解决中国事变的大半”；“只要控制中原，实际上即能统治中国”（注3），所以，日军大本营下决心发动武汉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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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虽然二次世界大战尚未正式爆发，但是以德、意、日新兴帝国主义为各自利益企图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已波澜起伏，以牺牲殖民地、半殖民地利益为手段企图诱使日本进攻苏联的“东方慕尼黑”阴谋也正在酝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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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行武汉会战，日军大本营在华东、华中地区集中4个师团的兵力，几乎占了关内侵华日军的1/2。直接参加武汉会 战的是第二集团军共9个师团的兵力，约25万人，并配以海军第三舰队、航空兵团等，共有各型舰艇约120艘，各型飞机约300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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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武汉保卫战的国民政府军队以及空海军，总计14个集团军，47个军，120余个师，作战飞机约200架，舰艇30余艘，总兵力近100万人。各兵团部队分别利用鄱阳湖、大别山脉、幕阜山脉和长江两岸的山川湖泊等天然屏障、构筑工事，进行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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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国民政府军处处防御，指挥不统一，缺乏守军之间的相互配合作战；全军上下士气不足，又不敢主动出击和深入敌后从侧后方击敌；反而被日军各个击破。苦战4个半月，终于全线失守。国民政府军委会于10月24日下令放弃武汉，长江南岸部队退至湘西北及鄂南山区，长江北岸部队分别撤至大别山区、鄂北、鄂西山区，至此，国民政府军拱手让出了中原地区平原地带的大部分国土。武汉保卫战宣告结束。由此开始，中国抗日战争转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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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个历史的关头，中共中央于1938年9月29日至116日及时地召开了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对战争的形势及其可能出现的变化进行科学的、全面的估价，并规定了党在今后的抗战中的各项战略任务。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明确的指出：“全中华民族的基本任务应该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便克服困难，增加力量，停止敌人进攻，实行我之反攻，以取得最后驱逐日寇出境和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新中国的光荣胜利。”并规定了当前最为紧急的具体任务，就是：“扩大原有的军队，创造更多的抗日根据地，缩小敌之占领区，并配合主力军作战。”“扩大民众运动和发展民众团体，动员广大民众积极参加抗日战争。”全会分析了敌后游击战争在各地的不同情况，明确提出今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基本方针是“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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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的中原局和以朱理治同志为首的河南省委坚决地贯彻了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于1939年1月及时地召开了豫鄂边区党委军事会议，确定了向豫鄂边区敌后挺进，发展军事武装，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方针，会后由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军事委员李先念率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和随行干部共160余人，由竹沟南下与鄂豫边区，湖北境内的地方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汇合，迅速地发展武装力量，建立起豫鄂挺进支队，后扩编为豫鄂挺进纵队，在鄂豫皖敌后很快地建立起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新四军五师就是在这样的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诞生、成长，壮大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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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的战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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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初，原本是企图速战速决，建立起以日本为首的“日满华同盟”，再依靠这个“同盟”赋予日本以强大的战斗力，实现其南进和北进的所谓“大东亚共荣”的对外扩张的总体战略。但是经过自“七·七”芦沟桥事变至武汉会战共15个月的大规模战争，日本的军力、国力消耗大半，日寇的梦想彻底地破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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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会战后，日本被迫将原有的以军事进攻为主的战略方针改为以政略为主，战略为辅的新方针。1938年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在《东亚新秩序》的声明中，一改以往“惩膺暴支”，“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狂妄恣态，在“合作”、“提携”、“互助”等道义的招牌下，对中国政府发出了政治诱降，日军大本营则把“军事打击的重心移向对付后方的抗日游击战争。”把巩固占领区作为“当前第一位的基础性工作，”“固定配备充分的兵力”；对正面战场则要求把“兵力配备限制在最少限度内。” （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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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0月以后，日军在华共有24个师团，4个独立混成旅，一个骑兵集团（辖2个骑兵旅）和一个支队。其中华中派遣军有13个师团，1个支队，占其在华总兵力的1/2，驻扎在华东、华中地区；华南有3个师，占其在华兵力的1/8：华北方面军有8个师团，4个独立混成旅和1个骑兵集团，占其在华兵力的3/8。从日寇兵力部署和分配来看，日军已将华东、华中地区作为其战略的重点地区，企图将经济资源富庶的华中、华东地区作为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殖民政策的基地，为其继续扩张势力范围解决经济和军力枯竭的困难，同时又以重兵压境逼迫国民政府投降。截至1940年底盘距在武汉地区的日军——中国派遣军仍有8个师团和2个旅团，共218万人。日军总结其兵力密度曾作过这样的比较分析：若以华北占领地区的兵力密度为1，武汉地区则为9，长江下游三角地带为3.5，华南为3.9。由此可见，武汉地区成了侵华日军兵力密度之最。（注6）占了在华日军近1/3的兵力，另外还有8万伪军，布署如此多的兵力在武汉周边地区，既为巩固新占领区之必备，又构成对国民政府军的主力进行以攻势防御为特点的作战威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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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底，由于日寇对华战争战线拉得过长，军力、国力均显不足。日军修改侵华方针的重要原因就是要减少军力国力的损耗；因此，建立长期的战时自给体制就成为其新的侵华方针中的重要内容。日本陆军省也把在“治安地区，特别是在其中的主要地区进行必要的建设”作为持久战争的一个主要手段。同时还强调：“目前在重要治安地区确立治安和建设尤为重要。为此，要在逐渐形成重点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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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长期计划制定各种措施”。（注7）而巩固占领区和确保占领区的“安定”则成为日本在这一阶段军事战略的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因此，日本从其国内和东北抽调精锐部队加强对华北、华东、华中地区日军占领区的“扫荡”。日本侵略军认为，只要他们将其主力转移到占领区作战，自然会所向披糜。所以从1939年起，日军以在中国关内总兵力的大部及全部伪军，对占领区进行了连续两年的“治安肃正”作战，也即对我八路军，新四军进行疯狂的扫荡，企图将日军对“点”和“线”的占领，扩展为对“面”的占领。换言之，对于富庶的中国华北、华东、华中地区广大农村的控制权的掌握与否，是关系到华北、华东，华中各战场战争成败的主动权在中日双方推执牛耳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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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豫鄂挺进支队，豫鄂挺进纵队创建伊始，便面临着正面是日寇8个师团21万之众的日军和8万多伪军，背后是国民政府40多万正规军的骚扰和夹击的局面，但又必须尽快地打开局面与正面日军争夺广大农村，争取尽快实行对敌占区的“面”上的控制和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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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念同志曾指出：“五师的创建和发展，与华北、华东的部队不同。华北、华东的八路军、新四军都有成建制的红军部队做基础，而五师在创建时期则完全没有成建制的红军部队做基础。五师是在广泛开展群众性武装抗日斗争的基础上产生的，是汇合豫鄂两省许多支地方武装而发展起来的。”（注8）正因为这个原因，新四军五师部队不可能也不应该去组织较大规模的战斗而拼实力；用局部的兵力优势去争夺战略要地，进而建立一大块成规模的比较稳固的根据地。五师部队在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的领导下，根据华中地区的特点采取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在广阔的江汉平原、大别山麓、鄂东地区、豫南山区及洪湖水网地区广泛地发动群众，建立武装，小规模地袭扰和进击敌人，建立政权，逐渐连接成片。从此，三日一小战，五日一大战，频繁战斗，短促出击便成为五师部队和鄂豫皖根据地的战斗特色。从1939年1月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建立，到豫鄂挺进支队、豫鄂挺进纵队，到五师，到1945年日寇投降，五师部队共与日寇、伪军大大小小战斗据不完全统计就达1262次之多，平均2天便有一场战斗，共歼敌43772人。可以说，新四军五师部队从诞生的那天开始，就从来没有让华中的日寇侵略军安生过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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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美国合众社1940年4月23日报道：“日军士气于去年业已大丧，眼下当中国进攻时，日军辄取守势，日军除结合数百人之大队再辅以全副武装及重炮外，从未敢轻易以少数人离其驻防地点。”“鄂北之游击队（指豫鄂挺进纵队），并未受国府之津贴，纵使配备恶劣，而仍能击败伪军，而使日军不敢越出城外。”（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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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长陈毅将军在1943年7月的《新四军在华中》一文中曾以赞许的口吻称赞五师说：“我五师李先念部活动于武汉重镇之外围及平汉路两侧，北则肩摩皖豫，南则襟带江汉，远出挺进，艰苦辛勤，独立支持战局者，迄今亦五年矣。”（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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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师部队以其广泛地发动群众，不停顿地对敌袭击和战斗，给予日寇的“以战养战开的“战时自给体系”以沉重的打击，在鄂豫皖地区给人民以抗战必胜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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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的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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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38年5月22日徐州会战结束时，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徐州失守后对华中工作的指示就明确地指出：“立刻成立鄂豫皖省委……中心任务是，武装民众，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有计划地建立几个基干游击队与游击区”，“立即指示河南省委，动员平汉、陇海两条铁路线上所有中心城市的大批学生、工人、革命分子到乡村中去，组织与发动游击战争，组织游击队，建立游击区。”“应大批动员住在武汉的鄂豫皖三省的学生、失业工人、革命分子回到自己的家乡去，领导保卫家乡与反抗暴敌的游击战争”。（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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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鄂豫边区地方党组织抵制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同志指导下，创建了抗日游击队。豫南有李德纯、朱大鹏领导的“信阳挺进队”；鄂中有陶铸主持的汤池训练班和杨学诚、[[蔡承祖]]领导的“应城县抗日游击队”；许金彪在孝感领导的“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鄂东有罗厚福、熊作芳领导的六大队和张体学领导的五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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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月，刘少奇同志主持中原局工作后，指示鄂豫边地区的党和抗日武装，要坚决按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办事，迅速到武汉外围敌后去发展自己：第一是发展武装，第二是发展武装，第三还是要发展武装：壮大抗日队伍，打出新四军的旗帜，切实地担负起共产党在敌后抗战中的领导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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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豫边区党的领导，坚决地执行了党中央和中原局的指示，李先念、陈少敏、朱理治、任质斌等同志分批带队南下挺进中原敌后，到武汉外围敌后去发展壮大抗日武装，高举起新四军的旗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便迅速地由独立游击大队，到豫鄂挺进支队，再到豫鄂挺进纵队发展到9000余人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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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国际风云骤变，德国法西斯悍然进攻波兰，英法对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西方战场全面开战……，由此开始，中国国民政府加入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军的行列，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即成为二次大战的东方主战场。但以英美为首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并未将日本在东方的扩张作为最大的威胁，而始终把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作为最大的威胁，因此，以牺牲中国，诱使日本进攻苏联的“东方慕尼黑”阴谋在英、美等帝国主义之间的酝酿日趋成熟。日本对中国国民政府的政治诱降和英、美等帝国主义的斡旋，使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集团，在全国范围内把反共磨擦推向白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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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山东、华中应集中力量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的指示明确指出：“时局的发展充分证明，只有广大发展革命武装力量以与全国工作相配合，才能制止投降与反共，才能巩固统一战线，才能争取时局好转。”“请你们严重注意此事，把发展武装力量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集中一切力量为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而斗争，乃是你们最主要最主要的任务。要使干部明白，没有伟大革命武装与伟大革命根据地，抗日胜利是不可能的。”（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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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为领导的豫鄂挺进纵队和鄂豫边区党委，认真地贯彻了中央的指示精神，清楚地认识了豫鄂挺进纵队的任务要求，在频繁的战斗中建军，在战斗中发展壮大自己，牵制日军在正面战场的前进，不断地袭扰日军后方，协助国民政府军正面战场的作战。李先念司令员于1940年2月中旬，率豫鄂挺进纵队2、4、5三个团队，南渡襄河，进攻株儒山伪军汪步青部，攻占株儒山街道，直叩武汉西大门，距武汉市区仅30公里，这一仗震动了武汉，使盘踞武汉三镇的日寇戒严三天，遑遑不可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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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鄂豫边区的共产党组织和豫鄂挺进纵队坚决地执行中共中央的政治、军事路线，使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得以迅速发展，到1940年底，边区己建立了9个县的民主政权，部队也扩大为拥有近15000人的游击兵团，民兵发展到10余万人，由此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具有战略意义的中原地区敌后抗战中的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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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5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豫鄂挺进纵队工作方针的指示给予豫鄂挺进纵队的成就以极大的赞扬：“武汉附近新四军挺进纵队（有九个团）的创造是一个伟大的成绩，这次经验，证明了一切敌后地区，不论在华中或华南，我党均可以建立自己的武装部队，并且可以存在与发展。”（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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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皖南事变”军部重建后，豫鄂挺进纵队编为新四军第五师。从1941年到1945年抗战结束，在短短的4年半的时间里，新四军五师从一个15000余人枪的独立的游击兵团，发展为拥有5万正规军和30万民兵的强大的人民武装力量。其根据地由竹沟、七里坪和汤池等战略支点，发展为拥有9万多平方公里土地，1300多万人口，地跨5省的鄂、豫、皖、湘、赣边区根据地，建立了7个专区，38个县级政权，成为新四军最大的一支武装力量和根据地，并成为我党在全国的几大战略区之一，也是一个孤悬敌后的独立的战略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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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943年8月中共内部通报的《国共两党抗战成绩比较》所列数据计算，新四军第五师共抗击了日军3个半以上的师团，共约6万多日军，占当年侵华日军总兵力的10％，占当年全国解放区战场抗击日军总数的17％，占当年日军在华中兵力的25％，占当年武汉地区日军的48％，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曾以“发展第一”、“独立作战第一”的评语，作为对五师及其战略区的嘉奖。（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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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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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40年5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豫鄂挺进纵队工作方针的指示中就明确指出豫鄂挺进纵队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挺进纵队是党的武装中的一个重要意义的战略单位。”（注15）从豫鄂挺进纵队一建立就归属中央军委直接指挥。1941年划归新四军军部领导后，于1942年又重归中央军委直接指挥，直至抗日战争胜利。1960年在编写我军战史的时候中央军委特批新四军五师单独编写五师战史，这是我军当时惟一的师级单位单独编写战史并列入我军战史序列。抗日战争时期，五师是一个独立的作战战略单位，她如同一把深深插在日寇正面战场后背上的匕首一样，将日本侵略军牢牢地钉死在中原大地上。她既被占据大别山、桐柏山、大洪山、幕阜山和大荆山的国民党军队所包围，又被沿江河、铁路、公路和屯驻在市镇的日、伪军所包围封锁，长期与兄弟部队相隔绝，孤悬敌后，孤军奋战，她同兄弟部队只能做战略上的配合，而不能进行战斗、战役上的协同作战，所以在财力、物力上更难得到外援，一切都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尽管如此，她始终积极主动地站在领导中原地区敌后抗战的最前沿。她的存在坚定了中原地区军民抗敌的信心，她的存在使得中外人士都刮目相看，也使得日寇心惊胆战。当年国内外有关历史资料充分反映出新四军五师的战略历史地位和她主动配合东方反法西斯战场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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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39年日本满铁调查部在“新四军的战略意义”一文中说：“华中新四军的战略意义，一般说来在于牵制日军前进，扰乱日军后方，支援华中游击战，协助其它正规军的阵地战，并且破坏新政权（指当时的日伪政权）的建设。”“中共组织新四军的理由，首先，华中在政治上，经济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是很明显的。”（注16）这虽然是讲整个新四军的战略意义，但也是适用于新四军五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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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43年，汪精卫伪政权官员武克在其所著的《新四军的战略》一文中哀叹：“（新四军）专避免正面作战，一意扰乱于后方，后方的不安定常影响于前线的作战，因此，正面的兵力有时被共军吸引到意料之外的地方，这在共军的战略上是达成了牵制的作用。”“其结果是既占领地区仍陷于备战状态之中，不能确保，更无从利用。为了应付后方的扰乱，兵力是分散了，是感到疲惫了，常在不意之中蒙受打击而生损丧，由于后方的不安定，前进时受到了顿挫，预定计划常因意外事件阻挠而不得不加以变更，以至于牵延时日，又得以重新准备与布置，这在物质方面所蒙受的损失已属不少，精神上因后方不安所引起的兵心恐慌更不容忽视。”（注17）这是讲的整个新四军的战略作用，但同时也反映了新四军五师的战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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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本大使馆上海事务所在1943年2月28日“关于新四军对日伪政治攻势的调查报告”则更形象生动地描述了新四军五师在敌占区所起的作用：“新四军第五师政治部在我军驻地附近散发日文传单‘实现和平在于放弃法西斯侵略主义。’”“十月，以日本反战同盟第五支部名义，乘我军整备换防之机，向我第六师团官兵发出日文宣传文件。”“十二月，第五师政治部在湖北京山县境内向我军散发数种思想谋略性文件。”，“引发乡愁及厌战气氛，鼓动向新四军投降。”（注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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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曾经于1939年在鄂中地区参加过日寇华中扫荡的日本侵华老兵东史郎在他的《东史郎战地日记》中是这样反映他在鄂中和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作战时的状况的：“医务室里墙上刷有不太漂亮的白色大字‘焦土抗战杀尽日本鬼子！杀尽汉奸！中国游击队。’听说深夜里在队部这场大火，就是游击队化装成便衣来放的。”（我们）“由于兵力不足，只有装扮成精锐部队的样子。”“如果敌人大举进攻，我们简直不是对手，一会儿也坚持不了。”“经历了战争之后，性格却变得急躁起来，近来我的心情极为忧郁。”“大部分的士兵都是这样。”“连聊天的心情都没有。”（注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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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44年7月20日，美国记者西奥多·怀特自昆明发往美国《时代周刊》的电讯稿是这样描绘新四军五师的：“共产党于汉口外围，建立广大游击区域，类似其华北之占领地区。该区除日军控制交错境内之铁路据点外，纯为共党之统治范围。绵延自汉口以南60英里，以至汉口以北90英里，均由新四军第五师担任防卫。”“新四军第五师现有士兵六万人。”（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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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曾任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馆二秘的谢伟思在1944年7月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说：“美军观察组人员及迫降的美空军人员几乎访问了华北和华中所有重要的中共控制区。他们的所见所闻证实了中共声称的对敌占区广大农村地区的有效控制。”“迄今，对我们证实这类帮助最大的是从这些地区被护送到安全地带的大批美国空军人员。”“他们在离日军机场和碉堡咫尺之遥处安全着陆后，穿越日军控制的铁路线……，所有的遣送行动都在光天化日下进行且无需遮掩。一路上庆祝会、欢迎会和演讲会几乎成了家常便饭。根据地的报纸不断提到这些过路客人。有的飞行员连美国军装都懒得更换。”“日军只控制了点和线，其余广大地区实为我方势力所控制。”（注21）这是当年美国有识之士对东方反法西斯战场八路军、新四军所控制地区的最真实形象的描述，同时也是对新四军五师控制地区的反映，因为新四军五师曾营救了6名美国飞行员，并全部安全地遣送到国民党控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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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当年美军驻华史迪威将军的政治和外交顾问戴维斯先生1944年致信给史迪威将军说：“我们必须乘现在中共仍表示欢迎之际，尽早向中共控制区派遣军事和政治观察小组，以收集敌人（指日军）的情报，为将来在那一地区的有限军事行动做准备。”（注22）他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与谢伟思相类似的建议：与中共建立某种联系，并向他们提供有限的军事装备。他认为这不仅有利于加强对日作战的成效，而且将为今后美军在华登陆与日军决战创造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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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新四军五师在抗日战争中积极主动配合友军和同盟军作战，在自己的管区内营救了不少在武汉地区上空作战中负伤的美军飞行员，并通过这些美国飞行员致函陈纳德将军和美驻华大使，希望共同配合打击日寇。后美国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将军，正式派出炮兵少校欧高士等人，带有十五瓦报话两用机于1944年8月14日抵达五师师部；“商谈以汉口、上海、广州为中心建立无线电通讯网。”首先，“是建立汉口附近之无线电网”，“要求我们供给敌军情报，凡有电台站均设专人一人，专门接收译发我之情报，俾能随时与轰炸敌人后方补给线联络。”“初步磋商在中国沿海各地，美国海陆军登陆，新四军与美军的协调配合作战问题。”（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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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8月ZI日和9月9日，毛泽东复电李先念、郑位三、任质斌、陈少敏指示：“关于美军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将军派炮兵少校欧高士到新四军第五师，他们所提的三项问题，已得延安批准，均可合作办理。第一可先在五师范围内设无线电网，将来再在长江下游及广州附近设置，惟均须得延安批准；第二，可供给敌军情报；第三，美海军登陆时协同作战问题，我们正在与驻延安美军观察组人员协商，准备一切。”“与欧高士少校所谈及你们的工作方式甚妥。”“如欧高士能向陈纳德建议派飞机至五师降落，准备将来接济军火，我方可即答应建筑机场，并引其察看适当地点。”（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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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2月下旬，欧高士率美航空队情报组正式到师部驻扎。五师情报部门为美军提供了大量的日军情报，使盟军空军得以更准确地予以打击。美空军情报组也向五师提供一些日军调动情报。美空军在大悟山向其情报组作过两次空投。双方配合密切，协同作战，9个月后，日本投降，该情报组告别五师返回美军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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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新四军五师在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历史地位和战略作用，均为敌军、友军和同盟军所重视。实际上她当时已被同盟军看作是未来战略反攻中的一颗举足轻重的战略棋子。在史迪威、谢伟思和戴维斯的心目中，新四军五师的控制区是未来美军在华登陆与日军决战时不可多得的有利条件。她在二次大战的东方战场起到了自己作为敌后战场的投枪和匕首的作用，主动地配合同盟军和友军作战，并发展和壮大自己发挥了独立战略区的作用。她的作用是任何一支部队所不可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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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就曾经提醒过人们：“假如没有中国，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方面来做战？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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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局限，新四军五师在总结自己的战斗历史和经验时，没有从二次大战东方主战场的角度认真地总结自己在二次世界大战东方主战场的地位和作用，这是十分遗憾的。李先念和任质斌同志在回顾新四军五师的战斗历史时曾指出：“五师的迅速成长和鄂豫边区抗日游击战争的胜利开展，充分证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注26）。“归结到一点，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英明领导的结果。以李先念同志为首的新四军五师认真贯彻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抗日游击战争的一整套战略战术原则，特别是坚决执行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注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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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总结新四军五师在二次世界大战东方主战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也就是从新的角度、新的高度重新认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二次世界大战东方主战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而我们对整个抗日战争的研究，也不应当只从中华民族的反侵略战争的角度去研究，而应当从二次世界大战的广度和高度去重新研究和评价她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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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见《毛泽东军事文选》190页，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

注2  见《毛泽东军事文选》209页，毛泽东《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1939年9月14日。

注3  见〔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44页。

注4    见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议》，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51、752页。

注5  见[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1964年版，第553—554页。

注6  见《湖北抗战》第5页，“全民族抗战中的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一文（李少瑜、雷河清）。

注7  见[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1964年版，第557页。

注8 见《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史稿》（代序），李先念《关于编写五师战史和鄂豫边

区革命史的几个问题》，湖北人民出版社，第11页。

注9  见《新四军参政资料（1）》，1940年4月23日美国合众社的报道。

注10  见《新四军文献（1）》，陈毅同志《新四军在华中》，1943年7月。

注11 见《新四军文献（1）》，第113－114页，《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徐失守后对华中

工作的指示》，1938年5月22日。

注12  见《新四军文献（1）》，第143－144页，《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山东、华中应集中力量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的指示》，1940年1月28日。

注13  《新四军文献（l）》，第599－560页，《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豫鄂挺进纵队工作方针的指示》，1940年5月5日。

注14  见1943年中共中央党内通报《国共两党抗战成绩比较》，《湖北抗战》，第10页“全民族抗战中的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一文。

注15  见《新四军文献（l）》，第560页，《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豫鄂挺进纵队工作方针的指示》，1940年5月5日。

注16  见《新四军参考资料（3）》，第22页。〔日〕满铁调查部，1939年，《新四军的战略意义》

注17  见《新四军参考资料（3）》，第330页，《新四军的战略》，1943年10月11日，武克著。

注18  见《新四军参考资料（3）》，“关于新四军对日伪政治攻势的调查报告”（日本大使馆上海事务所，1943年2月28日）

注19  见《东史郎战地日记》，[日]东史郎著，世界知识出版社，第86、181、226页。

注20  见《新四军参考资料（l）》，第194页，《新四军第五师在汉口外围建立广大游击战》，1944年7月20日，美国记者西奥多·怀特自昆明发往美国《时代周刊》的电讯稿。

注21  见《影响白宫对华政策的“中国通”》，金先宏著，时事出版社，第11、12页。

注22  见《影响白宫对华政策的“中国通”》，金先宏署，时事出版社，第36页。

注23  见1944年8月18日，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致毛泽东、朱德、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的电报。

注24  见1944年8月21日毛泽东给李先念、郑位三等的电报和1944年9月9日毛泽东给郑位三、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的电报。

注25  见《抗日战争时代》，中央文献出版社，刘大年著，第19页，《民族的胜利，人民的胜利》。

注26见《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史稿》（代序），《关于编写五师战史和鄂豫边区革命史的几个问题》（李先念）

注27  见《任质斌在中原八年》，任质斌所写《新四军五师是怎样成长壮大和完成她的历史任务的》，湖北人民出版社，第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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