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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书缘'''<br>
[[user:延奇南|延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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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我们刚刚进入华附读初中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转瞬间双鬓染霜、年过半百。今天面对众位老师和同窗，自问该说点什么呢？——谈过去同学之间有趣的往事，许多同学会说得比我更精彩，谈我们这代人不可避免的“文革话题”又实在太沉重。那就还是说说自己从华附读书时就萌芽、后来竟结下了一辈子缘分的图书和图书馆工作吧！<br>
'''一、我和小人书'''<br>
我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小时候，爱书的父亲给我买了许多小人书。我最高兴的事就是听大人给我讲书上的故事。但父母太忙，总是没有时间陪我讲故事。于是我就成天缠着带我的阿姨给我念小人书。阿姨可能上过私塾，识字有限，斗大的字识不了几箩。但给我念小人书还基本胜任。只是她念书的过程中夹杂着不少白字。（害得我后来长大读书后，费了好大劲才把在阿姨那里学来的白字纠正）。阿姨是湖南人，操着一口纯正的长沙话，念书时很有意思，她总是用私塾先生般的腔调来念，每个字音都拖得一样长，而且带着抑扬顿挫的调子。每晚听着念书的我，都是在这种腔调中不知不觉地进入梦乡。直到现在，每当想起阿姨念书的情景，那种腔调仍带着一种强烈的催眠作用在耳边回响。<br>
'''二、附小的图书馆'''<br>
上小学后，随着认字越来越多，我已经不用阿姨给我念书了。同时，我自己拥有的书已远远满足不了我的兴趣和要求。于是就到同学家借，印象最深的是刘乐文家的小人书，最多、最全。他的父母是有心人，他们家的小人书封面上总是由他父亲工整地写着：“康、乐、洁文的书”，因为他的姐姐叫刘康文，妹妹叫刘洁文。<br>
除了小人书之外，还开始涉猎一些成人看的书，到父母的书架上胡乱地翻寻着一切我感兴趣的、看得懂、和似懂非懂的各种书籍。那时候我们华师附小有个小小的图书室，里面也有许多适合少年儿童看的书。可以说这就是我最早认识的“图书馆”了。那里的书当然比自己家里的书多多了，但不久之后，也基本被我看完了。就在这时候，我忽然有了一个机会，让我认识了真正的图书馆。<br>
'''三、真正的图书馆'''<br>
大约是在我上三年级的时候，我阿姨因为家里有事要回一趟长沙，临走前，阿姨去找了她的一个老乡——在华师图书馆工作的一位姓胡的阿姨，请她临时照顾我和妹妹。这机会让我第一次进入了华师图书馆这个知识的殿堂。我放学比胡阿姨下班早，她让我呆在图书馆等她下班再一起去幼儿园接妹妹，为了让我别乱跑，就把我带进了书库，让我挑选自己爱看的书解闷。当我第一次走进华师图书馆那密集而又高大的书架群中时，我的惊讶和狂喜简直无法形容。在一个9岁小姑娘的眼里，看着书架上排列的密密麻麻、整整齐齐的图书，那里有那么多的民间故事和童话，真恨不得一口气将它们都看完。我当然不愿意只是在等胡阿姨下班那一小段时间里“拥有”这个宝库啦！于是我求胡阿姨用她的借书证帮我借一些回家后继续看。一开始，胡阿姨为了安顿我，答应了我的要求，于是我就借了还、还了借一发不可收拾。即使后来我阿姨从湖南回来，生活又恢复了过去的老样子，但我仍然找各种借口继续往图书馆去找胡阿姨借书。很快，我贪恋课外书的举动就被父母亲发现并转为担忧，怕我只顾看课外书不好好学习。于是，他们一方面不再允许胡阿姨帮我借书。另一方面严格控制我，不允许在作业没完成的情况下看课外书。但是我就像在极乐园里品尝过蛇果的亚当和夏娃一样。图书馆就成了我脑海中的极乐园，她强烈地吸引着我。使我一想起她心里就痒痒的，恨不得将那里的书看个够。“图书馆”从此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可那时大人们却总是说：“你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好好学习……将来长大了才看得懂那些书……”图书馆对于我竟成了禁果。<br>
'''四、华附的图书馆'''<br>
1964年，我考上了华师附中初中，华附也有个小小的图书馆，虽说不能与华师的图书馆相比，但也是同学们非常向往的知识宝库，由于图书馆很小，学生人数多，不可以人人都去直接借阅图书，只能每班选出3个代表，把全班同学想借的书名记录好，统一借回来再交给需要的人。我们班的同学选中了我来做这件事。我当然太愿意承担这个工作啦！因为自己爱看书，也特别能理解同学们想早点借到图书的心情，我总是认真负责地登记大家需要的书，并且尽量在第一时间交到他们各自的手中。当看到同学们高兴地拿到图书时，我比他们还高兴。有些热门书一时很难借到，我比同学们还着急。那时，我把这件事是当作班上的公益活动来做的，只是想热心地为大家做一点事而已。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竟然成了我日后从事图书馆工作数十年的最早发端。现在，每当一想到我这辈子与图书馆的缘分，便觉得冥冥之中，早就有一股力量把我栓定在了这份工作之中。<br>
'''五、我也毁过书'''<br>
文化大革命来了，家中父亲整整6个书架的藏书——我来得及看的、来不及看的，都被“破四旧”抄家的华师学生们抄光了。在此之前，运动刚刚兴起时，我自己也充当了毁书的“帮凶”。父亲被关进了“牛栏”，家中只剩我和妹妹，作为“牛鬼蛇神”家属，每月只有15元人民币的生活费，那时候我的阿姨已经离开我家，回长沙去了。一向由她照顾，不知节俭当家为何物的我们姐妹，一下便陷入了生活拮据的尴尬困境之中。一个要好的同学对我说：“你家那么多封、资、修的书，今后留着也没用了，还不如卖到古籍书店去，也比拿到石牌商店的废品收购站用秤称要强，既可避免了别人来抄，还可以补贴一下家用”。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于是我就到书架前去挑书，首先从最大、最厚的拿起，心想：反正这些书我也看不懂，平时好象也没见爸爸怎样看它们，先把这几本卖掉！用阿姨平时买菜用的“手抽”，首先把“史记”和四大本“资治通鉴”装进去。骑自行车驮到师院后门，再搭1角5分钱公共汽车，到了广卫路，提着沉甸甸的手抽一路奔古籍书店而去。到了地方，找到一个店员，问他们回不回收旧书，那店员见到保存完好、印刷精美、版本具佳的5大本书，再上下打量了我一番，那怀疑的目光后面的潜台词是“为啥要卖掉？而且还是你个半大女孩子来卖？肯定不是家里大人的意思”。我看出了他的怀疑，生怕他不收，还得要那么远路拿回去，一时间的失望表情，被老于世故的店员看穿，那时候破四旧的风声已紧，他可能看出了我的意图，于是便老练地出来与我周旋一番。先是翻了翻书说：“就10元吧！”我嗫嚅地小声说：“不能再多些吗？”他马上慷慨地说：“再加2元，不能再多了！要不你就原样拿回去吧！”——5大部书就以12元的价格成交了。12元钱对于我来说可是个大数目——接近一个月的生活费了。我紧紧捏着钱怀着窃喜的心情（确实比拿去废品收购站过秤值钱多了）回到了家。<br>
在我把书卖掉之后，还去帮助那个要好同学把她家的书也拿去卖。她父亲是著名的生物学家，家里中、外文的生物专业书籍多极了，无法拿到那么远的书店去卖，何况古籍书店也不收科技类的书，只好拿到石牌商店的废品收购站去过秤。她一部自行车一次拉不了多少，就叫我也骑一部车和她一起去，也不记得我们去了多少趟，反正是由她挑选，把她爸爸绝大部分外文专业书都卖掉了。<br>
一段时间之后，革命造反派们打起了“派仗”，也顾不得斗争“走资派”了，父亲被放回家来。他一眼看到空空如也的书架上那些重要的书不翼而飞了，惊问：“这些书呢？！”我不无得意地说：“被我卖到古籍书店去了，还卖了12块钱呢！”父亲顿足叹道：“你知道这些书买来时的价格吗？何况它们的价值岂是钱能够衡量的？！”。看到父亲那痛惜的表情，我深感自己做错了事。赶紧跑到同学家打问她家的情形，她告诉我说：“我原来以为挑出来卖的都是没用的书，没想到我爸爸回家来一看，说我把他最重要的书全给卖了！剩下的那些反而没那么重要！”她还说，她爸爸说这番话的时候也是槌胸顿足、心痛不已。我们一对“傻冒”竟以自己的自以为是在父辈们的心上捅了一刀！多年以后每当提起此事，我们只有苦笑后的沉默。<br>
'''六、蹉跎岁月'''<br>
在上山下乡当知青的蹉跎岁月里，书，简直成了奢侈品。没有书看的我们，晚上睡觉前的时间，只能在油灯下做一些勾勾花之类的手工劳作。最宝贵的人生岁月就在不知不觉中流淌而过，被浪费掉了。<br>
1971年到湛江兵团机械厂，远离母亲、妹妹和同学，一人去到那个陌生的环境。每天在两班倒的单调乏味的工作生活中孤寂地度日。不久，我欣喜地发现湛江市图书馆重新开放了，但只是低调地对读者开放一些世界名著。我幸运地办到了一个借书证。由于有了这些书，使我立刻感到这世界依然是那么美好，一切枯燥乏味的生活都可以忽略不计。一到工休日，我就急匆匆地赶到图书馆去借还书，尽管图书馆离我们工厂很远，（湛江市区名为赤坎，所谓“坎”便是“坡”的意思。我们厂在赤坎郊外，靠近一个叫麻章村的地方，进城得下两个很大的坡，再上一个大坡才到图书馆）但几乎每个星期日我都会去一趟。每当我手里捧着新借到的图书，就感觉是捧着一道可以慢慢享用好几天的美味大餐。<br>
我在工厂住的单身女工宿舍，是在工厂办公楼里匀出来的一间办公室。房间虽说不小，可是要住13个人。只记得7张“辘架床”把个房间挤得满满登登的，房间里还横七竖八地拉着许多晾衣服、毛巾用的铁丝和绳子。整个房间只有一支40瓦的光管，为了看书，我宁愿睡在最靠近光管和开关拉绳的那张“辘架床”的上床。这样就可以由我来控制房间的照明了。幸好房间里其他人再没有“书虫”了，否则可能还要闹矛盾呢！同宿舍的伙伴来自各个车间，她们都非常体谅我的爱好，尽管有的人睡得早，不习惯晚上亮着灯睡觉，但也只是轻声嘱咐：“别太晚了哦！”——我真是从心底里感谢善良的她们！《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悲惨世界》、《红与黑》等等，都是在那段日子里看完的，那些内容永远伴随着那段生活留在我的记忆中。<br>
'''七、为了看书写检讨'''<br>
后来宿舍调整，我们被分到一个6人的小房间里，请了个工友帮我另拉线在床头装了一盏小灯，这样就不会影响别人休息了。可是同房间有个爱打小报告的女孩子。文革后期，看那些书还是不能大张旗鼓的，反正要谨慎，但我只是把书放在枕头底下就去上班了。她趁我不在，就翻寻我的书，记得那是一本卓别林的传记，是向同事借的，当时还“毛主席保证”不转借、不弄丢才借到手的。里面有许多电影镜头插图。她把书交给了连长。（其实就是车间主任，因为是兵团建制故称连长）我下班回到宿舍，发现书不见了，大吃一惊，正在着急的当儿，有人跑来对我说：“快去！连长有事找你！”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到了连部，连长阴阳怪气地看着我问：“是不是丢东西啦？”我恍然大悟：“书一定是让连长给没收了！”我赶紧向连长又解释、又央求，说是借别人的，请他一定把书还我，可是我越着急他就越不给，还大发脾气指着我：“你不好好学习《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天到晚看这种黄色、低级趣味的书，你要对你的行为作深刻的检讨！”他说完扔给我一张纸、一支笔让我写检讨，就气哼哼地扬长而去了，把我一人留在连部办公室里，我心里又委屈、又害怕、又着急，怕他真的要把书给毁了，我拿什么还给人家，谁都知道，那种书没有再版的道理，丢一本就少一本了。我边哭边写检讨，从下午4点直到晚上9点，既不敢离开连部，又不知什么命运在等待我，又累又饿。这时连长背着手、踱着方步回来了，他问：“检讨写好了吗？拿来我看看！”等他看完了我的“深刻”检讨，才说：“看你平时工作还不错，怎么喜欢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次就原谅你一次，以后不许再犯！”说着把藏在抽屉里的书朝我一扔：“回去吧！”——我简直太高兴了，只要书在，管他什么检讨、处分、饿肚子都不要紧了。<br>
'''八、找回失落的文明'''<br>
“四人帮”垮台后的1978年，湛江市新华书店恢复销售世界名著的第一天，我和别人换了班，赶到市里的书店——喝！排队买书的人龙可真长！虽说比不上后来在深圳上演的排队购买原始股的情形，可热情劲头却一点也不逊色。大家都耐着性子，冒着南国热辣辣的太阳，站在半天才向前移动一点的队伍里，尽管每人只限买3本，可排到我时，想买的书已经都卖完了，我挑了狄更司的《艰难时世》和另外两本（书名不记得了），刚回到家，碰上四班的赵予生（那时他在驻湛部队当兵，是湛江“鸭乸港”生产连的连长，他自己戏称为“生产队长”）带着几个战友来家做客。其中有个叫孔令华（与毛主席女婿同名）的排长，也爱看书，非借不可，就借给他了。没想到不久后，他们的部队便被紧急调往“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前线。一去无消息，几年后才听赵予生告诉我，孔排长在第一天的战斗中就壮烈牺牲了。那些书，就作为我对同样爱书的他的祭奠吧！<br>
'''九、沉浸在图书的海洋之中'''<br>
1978年，历经10年的知青生活终于结束了，我回到了既熟悉又有点陌生的广州，以“以工代干”的身份来到美术学院的图书馆工作。能够到图书馆工作，自觉是上了天堂一般，做梦都会笑醒。能把爱好作为职业来从事，这是多么幸运的事情！刚到馆里工作时，我无论在年龄还是资格上都是最小的“小字辈”。那时正值文革结束不久，我们国家的图书馆事业正是最为青黄不接的时期。美术学院也才刚刚复校。（文革时将音乐、舞蹈和美术三院校合并为“广东人民艺术学院”1978年又重新分开。）可能是为了稳定图书馆队伍吧，我记得高教局还举办过一次给从事图书馆工作30周年的老同志授予荣誉证书的活动。我心想：我从78年算起到退休，虽然不到30年了，可我一定要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地干下去。如果有一天我也能得到认可，那将是我最大的殊荣。为了这个决心，我竟真的在图书馆一干就是26年。有两位使我敬重的师长，是我在图书馆生涯中的指路人。<br>
一个是我的第一任馆长，她在我刚到图书馆上班时就鼓励我要好好学习和钻研图书馆业务知识，先别顾着过回城后的小日子——我那时27岁，还没有孩子。她说过：“美术院校图书馆的工作还有许多的空白，等着你们年轻人去填补呢！你们会大有作为的！”在后来的几年中，我参加了补考高中同等学历、学院组织的业余英语学习、中外美术史课的旁听等，直到考上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的函授班，开始真正掌握了图书馆工作的技能，从一个只是单纯爱好看书的读者，逐步变成了掌握关于书和图书馆知识的专业人员。
另一个使我决心终身为图书馆工作的人，就是我在读武大函授班时，担任教授我们西文图书编目的老师——时任华南农学院图书馆馆长何家新。（武大的函授教学，是由中山图书馆的图书馆工作委员会组织一批在广东图书馆界有名望、有实际工作经验、德高望重的图书馆前辈担任平时的讲课和辅导，只有武大派巡回讲课的老师来时才集中上大课。）何老师在开始正式讲课前，向我们讲述了一堂关于图书馆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和操守的课，使我终身难忘。他说，作为图书馆工作人员，要无为之后才能有为，牺牲自己、甘为人梯，以自己的无为去为科研教学人员提供服务，这就是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光荣使命。<br>
曾经有不少人劝我离开图书馆，去干更大的“事业”，我也确曾羡慕过那些在改革开放的经济大潮中叱咤风云的弄潮儿，不但心动而且也行动过，但冥冥中总像有一股力量把我拉回到书和图书馆的身边。<br>
26年的风风雨雨，我领略到了图书馆工作的真谛。我曾痛切地感到过由于我们国家经济的状况而使得图书馆事业的落后、图书馆从业人员待遇的低下和清苦。也欣喜地看到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经济发展给图书馆事业带来的勃勃生机。比较起许多叱咤风云的同学，我这辈子只是个凡夫俗子一个。没有任何值得骄傲的地方。但我可以说：我这辈子最值得幸运的是图书馆把我和我心爱的图书紧紧地联在一起，这不是每个人都能体会或享受到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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