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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24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

参加社区活动时却让他有些失落，他告诉社区的老人们，自己参与了十次原子弹试验，总是做第一个加工铀球的示范者，结果老人们都笑了：“老兄，不要吹牛了，搞原子弹的还住在我们这么破烂的地方？’”原公浦心里很难受，他想自己现在只有一个心愿，“住什么地方都好，只要有钱吃药”。

记者/肖薇薇

在家中的原公浦

参加社区活动时，85岁的原公浦告诉其他老人，自己参与了十次原子弹试验，老人们都笑了：“老兄，不要吹牛了，搞原子弹的还住在我们这么破烂的地方？’”

原公浦说的是实话，在他家里有一个“展览馆”，珍藏着自己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相关的奖章、照片、报道，以及其他资料。

“两弹一星”元勋之一的钱三强曾形容原公浦是“一颗非常重要的螺丝钉”，因为他在1964年成功加工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心脏”部件——铀球，由此得名“原三刀”。

如今，与癌症相伴的七年里，原公浦受困于贫穷、病痛和昂贵的抗癌药。

他想不通，当年“比天还大”的原子弹研制难关，和大西北戈壁滩漫天的风沙，都没能难住他，退休后却因看不起病、吃不起药而奔走无门。

“造了一辈子原子弹，没想到老了是这样的下场，我要药吃啊，我没有尊严了”，原公浦坐在椅子上，摘下眼镜，颓然看着房间陈列的物品，眼角泛出泪光。

原公浦所获的荣誉证书

患癌的老人

2011年的秋天，早起晨练的原公浦，在小公园里打了一套太极拳，屈膝时感觉到双腿轻微疼痛，起身后下蹲艰难。

此后一段时间里，他睡觉时起夜次数明显增加，双腿疼痛加剧。他前去社区医院检查，化验结果中PSA（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其中一项指数高至60，远超过正常范围0～4。

医生吓了一跳，“原师傅，赶快去大医院检查，怕是前列腺癌”，原公浦一听懵住了，他想到自己五年前做过的前列腺增生手术，“药吃了很多年，一直没停”。

原公浦回到家中，抱着侥幸心理，没去检查。他的老伴郭福妹还在家附近打些零工，也因为腰疼的问题一直在医院理疗。彼时，原公浦的退休金刚过2000元。

到这一年的冬天，原公浦已经走不动路，脚肿得袜子都穿不上，“全身骨头疼”。吓坏了的老伴和闻讯赶来的儿女将他送到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医生确诊为前列腺癌晚期，并发生全身骨转移。

2012年1月4日，原公浦在复旦大学中山医院接受去势手术。在手术住院的三天里，他不让家属陪夜，“白天来看看就行，一直是一个人住院”，他顿了几秒，“老婆子身体也不好”。

原公浦对于老伴郭福妹一直有些愧意，愧意的来源，却是那段他无比光荣的日子。

戈壁之上

1959年，原公浦与郭福妹新婚两个月时，被选入大西北的保密工程，只身前往戈壁滩，打地基、修厂房。

一别三年，原公浦获得12天探亲假，人还没到上海，妻子已经收到电报，让他“速去北京攻关技术”。在北京，原公浦第一次见到了加工原子弹铀球的液压机床，工作手册上记满了原子弹工作原理图和技术思考。

1963年8月，郭福妹将五个月的女儿托付给母亲，毅然与原公浦去了戈壁滩中国核工业总公司404核基地。11月，原公浦和其他车工投入到封闭式训练中，在简易搭建的18号车间模拟铀球加工，对着鸵鸟蛋大小的铀球进行车削。

郭福妹同在车间做分析工作，包揽了家里大小事务，她们的家务事都被排在丈夫的工作之后，“领导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家里出了再大的事都去找他，不能影响原公浦的工作。”

1964年4月30日，原公浦与郭福妹终身难忘。一周前，404核基地技术考核中，原公浦才被确定为车削第一颗原子弹铀球的操刀人，这是当时国内唯一的一颗铀球半成品，自发现铀矿起经由十年研制才完成。

这一周，原公浦紧张到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每天医务人员为他注射一次葡萄糖，保持体力。他每天十点半照常进入18号车间模拟演练，紧急事故逃生路线走了一遍又一遍，但他心里清楚，“一锤子买卖，怎么样都要把它车到合格水平，什么事故都不能撤”。

到了这一天，原公浦作为主操作，与其他两人穿上防护服，戴上特制的三层口罩，套上双层乳胶手套，进入18号车间。

铀球被机床真空吸盘固定住，原公浦抑制不住地颤抖着，在机床前着手操刀。突然间，铀球扑通掉了下去。真空吸盘出了问题，原公浦心提到了嗓子眼，一旁的祝工程师和副操作匡师傅安抚他休息一下。

片刻后，原公浦重新启动机床，操刀对铀球开始车削，祝工程师细致测量铀球的尺寸、各项数据，每车一刀，匡师傅迅速拿走掉下的切削。

五个小时的精细加工，铀球剩下最后三刀，“每一刀都需要严密测量，车多车少，铀球都报废了”，原公浦每次回想都很紧张，他定了定神，熟练地三刀下去，迅速撤出，交由工程师检测，“完全合格”。

原公浦多年后才知晓，很长一段时间里，妻子一个人发烧住院不敢打扰他，怕影响他休息，整夜在厕所抱着啼哭的幼儿，因吃不惯粗粮致胃疼发展到胃下垂。

他说：“她跟着我，是受了一辈子苦，老了病了还得照顾我”。

原公浦家中与原子弹实验有关的资料

希望与负担

癌症晚期确诊后，老伴和儿女没有告诉原公浦病情的严重，宽慰他，“肿瘤消了就好了”。他偷偷拿到化验和骨扫描报告，上网了解了每一项指标的含义，他想“心里有数”。

2012年，接受手术切除后，原公浦仍需接受药物治疗，每个月必须去医院进行复查。在医生的建议下，他吃了半年的氟他胺，个人每月需要负担六七百元，产生抗药性后换成进口药康士德，费用稍贵，但不到半年又出现抗药性。

让原公浦产生巨大心理压力的，不是癌症晚期本身，而是手术后随之而来的经济压力。

原公浦和老伴没有上海医保。1994年，原公浦一家从甘肃省404核基地退休回到上海，享受副处级退休待遇，退休金每个月900元不到，妻子更低些，他无奈道，“没办法，大女儿在上海，放心不下”。原有单位每年可报销180元医药费，对于时常看病的两人杯水车薪。2004年开始，两人作为支内退休人员，开始享受上海医疗帮困补助，但报销比例远低于正规医保。

治疗中产生药物抗药性后，医生建议了其他自费药物，原公浦看着费用单，他不得已停药了，“没有办法，上万块一个月，根本吃不起”，。

停药后，原公浦转移注意力到社区活动中，他回到上海市梅龙镇社区学校讲师的队伍中，他曾经在北京、上海和全国很多城市的学校和公司讲座，“很多领导来邀请，很多人拿着书要签名”，他保留着那些照片，每一位合照的人都记得清清楚楚。
参加社区活动时却让他有些失落，他告诉社区的老人们，自己参与了十次原子弹试验，总是做第一个加工铀球的示范者，结果老人们都笑了：“老兄，不要吹牛了，搞原子弹的还住在我们这么破烂的地方？’”

原公浦心里很难受，他想自己现在只有一个心愿，“住什么地方都好，只要有钱吃药”。

原公浦没有其他的爱好，癌症骨转移后，晨练的太极拳也放下了，儿子给他买了一个收音机，他放在床头，每天早中晚都听新闻，他很喜欢，回忆说：“在戈壁滩，每天收音机是一定要听的”。

2013年的一个偶然机会，华东医院泌尿外科徐骏医师，下基层进行社区普查，他仔细看了原公浦一大沓的检查报告，“他的情况很不好，手术后对很多药物和治疗方式都产生耐药性”，考虑到他的经济状况，建议他去仁济医院参与一种抗前列腺癌药物的临床试验。

两年的试验结束时，原公浦病情稳定下来。“肿瘤的病灶还在缩小，这个药对他效果很好，出乎意料的好”，仁济医院泌尿科的朱意德医师惊喜地发现，没有再出现耐药的情况，他建议原公浦继续服用该种药物。

然而，原公浦参加实验的药物于2015年在国内正式上市，一盒价格一度高达6万元，即使2017年纳入医保后，个人也需要承担6千元以上。

彼时，原公浦和老伴每个月的退休金加在一起，才刚刚够买一瓶药。

仿制药

原公浦思量许久，想要停药，“老伴腰疼必须理疗和吃中药，我的高血压、眼睛问题也是笔花销，钱实在不够了。”

在这期间，原公浦多次写信到自己所属的中国核工业集团，申请长期的治疗和药物补助，他写道：“我是个工匠，在戈壁大漠安下心，扎下根，献青春，献终身…….我该怎样应对没有药吃的局面，生的希望再一次破灭”。

“领导过来慰问给个一万块钱、五千块钱，吃三个月药又没了”，原公浦担忧道，吃药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朱意德听到这句话，心情复杂，他告诉原公浦：“药不能断，这个药的事情就包在我身上，你活多久，我就供多久”。

朱意德找到原公浦曾参与临床试验的那家公司，要来实验剩下尚未销毁的几瓶药，拿给原公浦先过渡一下。他告诉老人其中的风险，“药瓶上什么都没有，盲吃，没有任何人可以为它负责任”。

之后，朱意德自己出钱陆续买了近一年的仿制药，在原公浦复诊时确认他的病情后，拿给了他。朱意德坦言：“法理上来说这些都是假药，总归不是最优选择，也和他讲清楚了，可能会有风险，但他完全没药吃，这是另当别论的事情”。

原公浦接受了朱医生的好意，写了感谢信到仁济医院党委办公室，却不愿再给他带来更多的经济压力。原公浦每月的用药量在一瓶左右，他通过病友买了几次仿制药，价格大致在3000元左右，原公浦目前每月的退休金是4000多元。

病友也给了原公浦一些支持，尽管杯水车薪。他调侃自己，“死人的药都吃”，病友家属会把病人去世后剩下的一两瓶药送给他。一些病友看过他的报道，在医院看到他，总会塞给他两百块钱，“他们会说，除了科学家，你们这些工人也很伟大，为国家做了大贡献”。

朱意德每三个月见一次来复诊的原公浦，感觉他的癌症状况越来越好，“查骨扫描，转移现象基本上看不到了，被这个药杀的差不多了”，他强调，“在抗药性来之前，应该坚持吃这个药”。

上海市闵行区民政局副局长黄建新表示，对原公浦在内的退休人员，国家相关的政策可以说是到位的，“鉴于他对国防的贡献，我们闵行区党委每年会带慰问金、慰问品去看看他”。

黄建新强调，原公浦当前面临最主要的是就医用药的问题，这一点暂时还难以得到突破，“政策上对药品的报销有严格规定，用药也是一个长久的问题，这个口子不能开”。

中核集团浦原公司离退休办公室一位负责人介绍，原公浦作为中核集团的员工，他从甘肃退休回到上海，享受一般员工退休水平，退休金按照甘肃省的政策发放，他坦言，“以上海的生活、医疗成本，是比较低的，当时和他一样的工人是非常多的，但他对原子弹的贡献是比较特别的”。
该负责人表示，集团考虑到他们的情况，成立了一个帮困基金，每年最高补助一万块钱，“我们也是比较关心他，每年会慰问慰问”。

刚刚过去的3月，原公浦发现右眼视力模糊，在医院确诊为黄斑病变，医生建议他进行一个疗程的治疗，分三次，每次需要自费五六千。

原公浦不得已将存好买药的钱用于治疗眼睛，他想写一本关于大漠深处故事的书，“如果眼睛看不见了，我死之前就写不完了”，但眼睛治疗后，治疗前列腺癌的药又要断了，他沉默许久，宽慰道：“多活一天算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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