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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选择——中共一大代表的同心之旅

任伟

导语：1921年7月23日，一群原本散落在五湖四海的中国人，因共同的理想和信念，经过艰苦辗转的旅途，抵达上海，聚到一起。他们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他们中，年龄最长的45岁，最年轻的仅19岁，平均年龄28岁。这些人以改天换地的豪迈气概，一心要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国土上创立一个崭新的、合理的、正义的社会。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1920年4月，北京的春天乍暖还寒，一对俄罗斯夫妇走出车站，身后跟着一名华人翻译。这是他们第一次来中国。他们三人跨越千山万水，并非为了看风景。多年后，那名叫维经斯基的男子提及这次东方之旅时，才透露其目的：共产国际远东局接到海参崴方面的电报，得知中国一年多前发生过几百万人的罢工、罢课、罢市运动，所以派他来看看[1]。毫无疑问，这对夫妻隶属于共产国际。那个随从名叫杨明斋，就读于莫斯科东方大学，后在海参崴从事秘密工作。一年多前的五四运动的消息，正是通过杨明斋等人传递到共产国际的。

当时，对于多数中国人而言，共产国际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俄罗斯是一个遥远的国度。然而在北京大学，在中国近代第一所高等学府，已有人先知先觉。两年前，校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就开始为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摇旗呐喊。“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一时代的强音由《新青年》杂志广为传播，且引起俄国人的关注。因此之故，维经斯基一到北京，就找到李大钊。李大钊凭借自身影响力，拉来大批思想活跃的青年与之交流座谈。维经斯基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新生事物从来不会一出现就被全部接受。留下来聆听并与之互动的有邓中夏、高君宇、刘仁静、张国焘等。他们当年的思想细微处或有分歧，但对马列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兴趣应是共同的。1920年10月，以李大钊为核心，北京早期党组织成立，取名“共产党小组”。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何孟雄、张太雷等青年学生是主要成员，李大钊既是师长，又是组织的负责人。

中国共产党早期有两个中心，北方以李大钊为首，南方以陈独秀为首，“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实际上，上海党小组的创建犹在北京之前。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提倡民主科学，1916年去北京大学任教，但囿于人事纷争，1920年初又从北京回到上海。到上海后，陈独秀团结了李汉俊、沈雁冰、邵力子、陈望道等一批知识精英，这些人以《新青年》《民国日报》《星期评论》等为媒介，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5月，陈独秀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望道、施存统、李汉俊、俞秀松、沈玄庐、戴季陶、张东荪等是重要成员。这些自由知识分子常聚集在一起，交流切磋，思想越来越具有一致性。陈望道回忆说：“大家住得很近（都在法租界），经常在一起，反复地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便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2]志同道合的人们聚在一起，组织的萌芽正在形成。

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南下上海，第一站就是与陈独秀会合。像在北京一样，维经斯基也是通过座谈形式，与陈独秀等人讨论社会主义和中国改造等问题。讨论中，由于观点分歧，众人也是进进出出。如《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参加了一次就不来了；戴季陶参加一段时间后，认为社会主义与其早前信仰的三民主义不合，也自动退出。人选择思想，思想也选择人，剩下的人越谈越投机，“走俄国人的路”逐渐成为共识。思想既已达成一致，组织建设顺理成章。7月19日，在维经斯基帮助下，共产主义积极分子会议在上海举行。会上，陈独秀、李汉俊提议建立中国共产党，余者大多同意。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宣告成立，比北京党小组还早两个月。应该说，相较于北京党小组，上海方面的人员队伍更强大一些，如李汉俊、李达、邵力子、沈玄庐等都具有一定的社会阅历，年岁也比北京的学生党员稍长一些。因此，上海俨然成为马列主义的中心。

'''各地纷建党小组'''

上海、北京党小组成立后，马列主义依靠组织的力量，逐步向外围辐射，武汉、长沙、天津、唐山、太原、济南等地的青年纷纷受到熏陶。时代需要思想，年轻人需要指引，马克思主义在军阀混战、众人彷徨无措之时被引进中国，可谓恰逢其时。阶级斗争的学说、自由平等的学说，让青年学生热血沸腾。人们很快从“坐而论道”转向“起而行事”，各地党小组如雨后春笋般在祖国大地出现。

各地党小组虽具体情形不同，但几乎都是发自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邀约。如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就是由陈独秀函约王乐平“在济南组织共产党”。王乐平是山东齐鲁书社的创办人，与上海的《新青年》、北京的《曙光》《新潮》等杂志负责人联系密切，但他本人对社会运动无甚兴趣。因此，王乐平接到陈独秀的信后，没有亲自参与，而是把信转给了济南第一师范学校学生王尽美和济南一中学生邓恩铭。

王乐平为什么会把信转给他们两位？事实上，王尽美、邓恩铭二人很早就团结了一批青年，秘密成立了“康米尼斯特学会”，也就是共产主义学会。他们以王乐平创办的齐鲁书社为基地，大量搜集共产主义书籍，研究共产主义。可以说，有形的共产党组织是在1921年成立，但无形的共产党的思想其实早就在进步青年中掀起波澜。陈独秀的邀约传来，王乐平自然首先想到这两人。“转信”这样一个不经意的举动，给那群读书青年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舞台，让他们从书斋里走出来，与人类伟大的事业相连。1921年7月，王尽美、邓恩铭到达上海，代表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王尽美提笔作诗云，“贫富阶级见疆场，尽善尽美唯解放”，并将自己的名字“瑞俊”改为“尽美”。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与济南类似。武汉中学教师董必武、陈潭秋五四时期就开始阅读马列书籍，深刻认同俄国道路。董必武是国民党元老，曾跟着国民党东奔西跑数十年，心灰意冷之际，接触到马列主义，情绪为之一振。回顾自己参加辛亥革命时，董必武讲，“我们过去和孙中山一起搞革命”，“革命发展了，孙中山掌握不住，结果叫别人搞去了”。接触十月革命的书籍后，才“逐渐了解俄国革命中列宁党的宗旨和工作方法与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宗旨和工作方法迥然不同”。于是就开始“想俄国与中国问题，开始谈马克思主义”[3]。可以说，董必武服膺马列，不仅是基于信念和理想，更是基于对中国现实的深切认知。陈潭秋当时仅24岁，刚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但在前一年的五四运动中，他是武汉的风云人物，是学生游行的带头人，并被选为武汉代表去上海串联。在上海期间，陈潭秋开拓了眼界，结识了董必武。回到武汉后，二人商定以“办报纸，办学校”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1920年春，武汉中学正式开学，陈潭秋、董必武都是创办者。依托学校，马克思主义在武汉青年中广泛传播。陈潭秋曾对学生讲：“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不懂得十月革命，就等于聋子、瞎子，找不到路。”[4]学生大规模聚拢，武汉中学由此成为湖北共产党的中心。

人员越来越多，思想越来越活跃。陈潭秋、董必武等人都感到需要一个组织。恰在其时，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李汉俊给董必武去信，约请他在武汉筹建共产党。同时，上海小组又让刘伯垂到武汉协助董必武。1920年秋天，董必武、陈潭秋、张国恩、包惠僧、郑凯卿、赵子健、刘伯垂等七人，在武昌抚院街三号的一个律师事务所内召开秘密会议，宣告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董必武、陈潭秋为主要负责人。九个月后，他二人再次奔赴上海，去见证一个伟大政党的诞生。

毛泽东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主要发起人。1918年，毛泽东在北京时就与李大钊、陈独秀有过接触。那时，作为一名图书管理员，他曾加入北大的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旁听课程，学习新知。1920年，毛泽东离开北京，游历上海，与陈独秀再次相会。二人多次交谈，屡屡涉及马列问题。十六年后，毛泽东在延安向斯诺讲述往事时谈到，在上海，“我曾和陈独秀讨论我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本人信仰的坚定不移，在这也许是我一生极重要的时期，给我以深刻的印象”[5]。

在上海期间，陈独秀与毛泽东谈及建党问题，明确讲“湖南由毛泽东负责”。7月，毛泽东回到长沙，通过新民学会会员联络进步分子，开展建党活动，多数会员对此极为拥护。例如，毛泽东的挚友蔡和森就讲，“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队、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6]。9月初，毛泽东谈到俄国十月革命经验时也讲，列宁用布尔什维克主义武装起来“真正可靠的党众”，建立了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这值得中国借鉴。新民学会的其他成员在讨论建党问题时，也认为必须“即刻着手”进行。彭璜说：组织劳动党有必要，因少数人做大事，终难望成。分子越多做事越易。熊谨玎说：事实上有组党之必要。多联络，不惜大牺牲，事先宜厚筹经济。易礼容则认为：过激主义本不可怕，不研究自然怕他，研究要深切。宣传以诚恳态度出之必有成效。宣传组织宜一贯，要造成过激派万人，从各地传布[7]。不难发现，1920年前后，不论是在繁华的北京、上海，还是在相对偏僻的济南、武汉、长沙，马列主义都已深获先进知识分子的认同。建党成为这些知识分子的集体诉求。

1920年冬天，长沙共产主义小组诞生，毛泽东、何叔衡、彭璜、贺民范、陈子博、易礼容等是最早的成员。有了组织，就等于有了斗争的武器。毛泽东的政治才华通过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得到初步展现。当年底，毛泽东第一次把工人政治地组织起来，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苏联革命史的经验领导他们。当时年少的毛泽东关于马列主义的知识，主要来源于三本书：《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虽然理论体系尚未成熟，但它们建立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初信仰。更为关键者，毛泽东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此后丝毫没有过摇动”[8]。

从1920年8月到1921年春，国内先后有六个省市建立早期党小组，即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同时，在法国和日本的留学生也建了早期党小组。各地党小组成立后，主要进行了以下活动：第一，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11月，上海创办《共产党》月刊，介绍共产党的基本知识以及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状况等。各地党员还利用公开发行的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此外，马列经典的翻译工作也陆续展开，如陈望道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科学的社会主义》等。第二，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论战。当时社会上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思潮，早期共产党员组织力量对这些非马克主义思潮进行批驳，澄清本源，扩大马列影响。第三，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最早的一批党员大都是知识分子，去工厂与工人打交道很不容易。张国焘讲述自己的活动经历时说，当时，“一听说哪个地区的采煤工人和其他工人举行罢工，我和罗同志就立即乘火车奔赴那里，想给罢工者以帮助，可是他们不但不相信能够从外力那里得到援助，反而怀疑我们是奸细，害怕我们，因此我们的尝试没有成功”[9]。陈望道也提到，那个时候知识分子要深入到工人中去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并非易事。最初到工厂演讲时，没有多少人搭理。后来才在实践中摸索出一些办法，到工厂办工人夜校，提高工人的觉悟，发现积极分子，然后搞工人俱乐部，把工人组织起来，才燃起了工人的热情。

各地党小组在开展活动时也遇到不少阻难。联合起来既是组织发展的需要，也是实践的迫切要求。1921年3月，李大钊公开呼吁创建工人阶级政党，他指出：“中国现在既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C派（指共产主义派）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10]共产国际也希望中国各地党小组能联合起来，组建一个全国性政党。1921年夏，共产国际派马林到上海，与上海党小组成员李达、李汉俊建立联系，帮助建立统一的共产党组织。李达回忆说：经过交谈，马林建议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各地代表接信后，都很兴奋。共产国际给每个代表发了一百元路费，回去时又给每人五十元。毛泽东于1921年6月29日下午6点启程，他和何叔衡一道在长沙小西门码头登上开往上海的小火轮。他们走得很突然，没有让亲朋好友送行。当时和何叔衡同在《湖南通俗报》工作的谢觉哉在日记里写道：“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11]这五个圆圈，谢觉哉后来解释说是“共产主义者”，当时他知道这是件大事，怕泄露，只能以圆圈代意。其他代表的旅程与毛泽东应当很类似。

'''同聚上海'''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原定于6月20日召开，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到达上海，于是大会在当日开幕。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志经漫长艰辛的旅途，终于聚到一起。1921年7月23日，在一个看似平淡无奇的日子，中国的命运开始被改写。

先驱者应当被铭记，他们是：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代表陈公博；旅日代表周佛海，以及受陈独秀派遣的包惠僧。此外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这是一个年轻的群体，最长者何叔衡不过45岁，最年少者刘仁静只有19岁，参会者的平均年龄28岁。这样一群人，原本散落在五湖四海，因共同的理念、共同的认识，聚到一起。一个新时代的大幕，由他们共同开启。

'''注释：'''

[1]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1955年8月2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104页。

[2]陈望道：《回忆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1956年6月17日），刘朋主编《中共党史口述实录》第一卷，中国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8页。

[3]《董必武的回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24页。

[4]石仲泉、陈登才主编《早期革命家的故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305页。

[5][8]《早年毛泽东传记、史料与回忆》，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2页，第22页。

[6]《蔡林彬给毛泽东》（1920年8月），《蔡和森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4页。

[7]《中国共产党史稿1921—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04页。

[9]《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13页。

[10]李大钊：《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1921年3月），《李大钊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50页。

[11]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9页。■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责任编辑 王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