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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东之声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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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一个有意思的发现



我几年前曾经指出，1999—2000前后发行的几种人民币中，有出现一些神秘符号。当时的有关文章曾流传一时，后来收录到我的共济会研究文集（港版）中。现在，有关的网文大部分皆已神秘消失，被删除了。

但是，有些事情可以被忘却，却并不会消失。
有网友曾指出，1999年版的人民币一元金属币的圆包边上，也有神秘的智慧独眼标记。但后来的新版已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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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是1999版的人民币一元纸币与2019版的一元纸币。
2019版人民币右上角的数字1旁边，有一个神秘符号在新版中被删除了。什么符号？——六芒星。
六芒星，犹太人称做大卫星，是犹太教和梅森的神秘符号，出现在以色列国旗上，也出现在上海北京西路1623号原梅森会殿堂旧址的房檐上。
不知何故，这个符号竟然出现在99版人民币一元之基础币上，又不知何故，去年的新版一元币改版而神秘地删除了它。
——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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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本主义及其反思]]
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是由银行支配并由产业资本家使用的资本。20世纪后半期，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西方发达国家全面推行金融自由化，出现了工业资本主义向金融资本主义的加速演变。这一演变，促进了金融资本的扩张，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生产方式、社会文化产生巨大影响，并成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根源。

一、金融资本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中的支配地位
金融资本主义集中表现为资本的金融化与金融资本在经济中的支配地位。资本金融化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活动的重心从产业部门移至金融机构，金融业逐渐演变成为社会经济的中枢与命脉，并通过各种金融活动主导着利润的分配。

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要冲破国度的限制而走向世界，并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首先，全球金融资产规模急剧膨胀。1990—2011年间，全球金融总资产从56万亿美元增长到了218万亿美元，而同期全球GDP总量从22万亿美元增长到70万亿美元，金融资产的增长率快于GDP增长率。其次，与实体经济的资产相比，金融资产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1945—2012年间，美国非金融企业的总资产中，金融资产所占的比重从25.56%上升到49.85%。再次，社会资本创造的利润越来越多地被金融资本所占有，推动了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经济部门的快速扩张。以美国为例，从1947年到2012年，其GDP增长了63倍，制造业增加值增长了30倍，而金融业增加值却增长了212倍。

金融资本的大肆扩张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首先在美国爆发，之后迅速向其他国家传导，给世界经济造成了重大损失。危机爆发后，金融资本在全球的活跃度下降，其在全球的扩张似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

例如，2007年投机性国际金融资本量为9.33万亿美元，2012年则缩减为3.24万亿美元。但由于导致金融资本扩张的根源性问题并没有解决，金融资本的收敛只是暂时的、表象的。

实际上，华尔街已经开始从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最典型的是，2012年仅摩根大通、高盛与花旗银行3家金融机构投资银行业务的净利润就占到了全球投资银行业的1/3。

二、金融资本对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和社会价值观的影响

在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金融资本主义的出现是必然的。从当代资本主义现实看，从储蓄到投资的金融中介活动已经成为整个经济的主宰，并由此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与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
金融资本日益向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渗透。金融部门的巨额财富让金融家们拥有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力。
金融资本对美国政治巨大影响的一个体现就是华盛顿（美国政府、金融监管部门）与华尔街金融机构之间的“旋转门”，即华尔街金融机构的高管们进入美国政府与金融监管机构担任官员，卸任后返回华尔街担任高管。这一“旋转门”现象在高盛体现得尤其突出。

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和小布什政府的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在出任财政部长前都是高盛的首席执行官。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拉古拉姆·拉詹认为，即便华尔街投资银行家们以最良好的意愿出任政府要职，他们也很可能继续以投资银行家的思维思考问题，从而导致“认知俘获”问题。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认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了很多关于金融资本主义的现实问题；对于美国来说，最值得警惕的事实是金融业俘获了美国政府，即华盛顿已经深信庞大的金融机构与资本的自由流动对维护美国在全球的地位至关重要，对华尔街有益的就对美国有益。

金融资本对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价值观的影响无处不在。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通过金融业成为巨富，对金融的崇拜成为美国文化的组成部分。

著名金融记者、作家迈克尔·刘易斯本来以为，他于1989年出版的关于华尔街内幕的畅销书《说谎者的扑克牌》可能会激起人们对华尔街的愤怒，从而远离华尔街。但结果却是，一些人将此书当作了进入华尔街的行动指南。金融资本主义影响社会价值观的典型例证，就是“贪婪是好的”这一观念的流行，它已从华尔街蔓延至美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从而成为一种社会与文化现象。

2009年7月28日，梵蒂冈红衣主教塔西斯俄·贝通在意大利参议院的演讲中，抨击了“贪婪是好的”这一理念的流行，指出“自由市场”已经被“贪婪市场”所取代，正是“贪婪是好的”这一心态孕育了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

三、对金融资本扩张的反思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新自由主义推动下，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被过度放大，为经济和社会危机埋下了隐患。反思过去40年来金融资本的扩张及其后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金融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是新自由主义。在经济上，新自由主义的核心主张是“三化”，即私有化、市场化与自由化。与古典自由主义相比，新自由主义更加强调金融资本的作用，反对政府以任何形式干预金融市场，反对对金融资本的严格监管。
正是在新自由主义的指导下，西方发达国家推动金融过度自由化与市场化，最终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因此，要防止金融资本与金融资本主义的不良影响，首先需要对新自由主义进行批判，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既要强调市场的作用，更要重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
金融业发展不能损害实体经济，而要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经济的过度金融化不仅可能导致宏观经济与金融政策被金融利益集团所左右，而且可能导致不健康的价值观的形成并被整个社会所接受。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提供的一个深刻教训，就是各国发展金融业应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关键是要正确认识金融业及其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处理好金融业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要充分认识金融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是实体经济，绝不能以金融业的发展损害实体经济，更不能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必须将金融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保持在合理范围内。
不能削弱而要强化对金融业的监管。在现代经济体系中，国民经济的稳定性越来越取决于金融业的自律与监管。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金融业以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应重视加强对金融业的监管。
首先，在要求金融机构自律的同时，更加重视对金融机构的法律监管，并强化对金融机构的公共监管。
其次，要特别重视对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的监管，坚决遏制衍生金融工具被滥用于投机交易。
笔者呼吁重视并加强对金融的监管，特别是近年来一些互联网企业，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不断扩张，不断压缩传统银行的空间，其风险和危害必须高度重视。【新思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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