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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零和博弈

我被爸爸的笑声吵醒。我不知道时间。我的房间很暗，走廊的灯光在我的门下闪耀着明亮而不协调的光芒。我从床上滑了下来。那时我两岁半，我五岁的弟弟睡在公寓的另一头。我独自去看发生了什么事。

我父母的房间就在我的隔壁，房门大开着。所有的灯都亮着。我在门口停了下来。爸爸背对着抽屉柜，妈妈正坐在他对面的床上，身体靠向一边，一只手举着，另一只手支撑着床垫。我一开始不知道我在看什么。爸爸用步枪瞄准了她。那是一把.22口径的步枪，他一直放在船上，用来射击鲨鱼。他笑个不停。
 
妈妈求他住手。他举起枪，对准她的脸。她抬起左臂，又尖叫起来，声音更大了。爸爸似乎觉得这很有趣。我转身跑回床上。

我母亲把我和弟弟赶到车里，带我们去朋友家过夜。最后我父亲找到了我们。他几乎不记得自己做了什么，但他向母亲保证这种事再也不会发生了。当我们第二天回到公寓时，他正在等我们。父母同意努力解决问题。

但是他们继续过着日常生活，没有承认他们婚姻中的问题。一切都不会好转。事情甚至不会保持原样。

不到两英里外，在我祖父的另一栋楼里，玛丽安娜遇到了麻烦。她的丈夫大卫几年前失去了他的捷豹代理权，仍然没有找到工作。任何关注此事的人都会意识到事情并不顺利，但玛丽安娜的兄弟姐妹和朋友们认为大卫•德斯蒙德是个笑话——胖嘟嘟的，人畜无害。弗雷迪从来没有理解过这桩婚姻，也没有认真对待过他的姐夫。

玛丽安娜遇到大卫时二十二岁。作为哥伦比亚大学公共政策专业的研究生，她本打算攻读博士学位，但为了避免被家人（包括弗雷迪）称为老处女的耻辱，她接受了大卫的求婚，并在获得硕士学位后退学。 

最初的问题是，身为天主教徒的大卫坚持要玛丽安妮改信天主教。因为不想惹父亲生气，也不想伤害母亲的感情，她不敢要求父亲给他们祝福。

当她终于开口时，弗雷德说：“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她解释说，让他们失望，她感到非常、非常抱歉。“玛丽安娜，我才不在乎呢。你将成为他的妻子。”祖母什么也没说。

大卫喜欢告诉玛丽安娜，他的名字会比特朗普家族更有名。虽然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他没有任何出色的技能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尽管如此，他仍然坚信自己会找到一条成功之路，并“向他们证明自己”。他和拉尔夫•克拉姆登（Ralph Kramden）很像，却没有后者的魅力、善良和带福利的工作。他的“下一件大事”总是失败或者根本没有发生，就像他的汽车代理生意一样。结婚后不久，大卫就开始喝酒了。

德斯蒙德一家住在特朗普家族所有的公寓里，和家里其他人一样享受着特朗普管理公司提供的医疗保险，但是免租金和医疗保险并不能养家糊口。一家人没有收入。

然而，最大的谜团是为什么玛丽安娜在经济上如此依赖她无能的丈夫，其他谜团还包括为什么伊丽莎白住在59号街桥旁边一间阴暗的单卧室公寓里，为什么弗雷迪买不起房子，为什么他的飞机、船和豪华汽车不断消失。20世纪40年代，我的祖父和曾祖母为弗雷德所有的孩子设立了信托基金。不管玛丽安娜是否有权获得本金，信托基金一定已经产生了利息。但是，这三个最大的孩子被要求不要索取任何东西。如果我的祖父是这些信托的受托人，他们就陷入了财务困境。请求帮助意味着你软弱、贪婪，或者想要占不需要你回报的人的便宜，但唐纳德是个例外。这件事让玛丽安娜、弗雷迪和伊丽莎白很不高兴，她们都在不同的方面遭受了完全可以避免的贫困。  
  
在丈夫连续失业几年之后，玛丽安娜已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她找到了她的母亲，但努力不引起怀疑。“妈妈，我需要一些零钱去洗衣服。”她每次去家里都会漫不经心地说。她以为没人知道情况有多糟。对弗雷德来说，一旦他的女儿结婚了，他就不再关心她了，但我的祖母知道情况。她没有问问题，要么是因为她不想打听，要么是因为她想让玛丽安娜保持“自尊”，她递给女儿一个科瑞罐头，里面装满了她从我祖父所有的大楼的洗衣机和烘干机里拿出来的一角和两角五分的硬币。每隔几天，祖母就会开着她的粉色凯迪拉克敞篷车在布鲁克林和皇后区转圈，戴着狐皮披肩捡硬币。正如我姑姑后来承认的那样，尽管这个家庭早已非常富有，但那些科瑞罐头救了她的命；没有它们，她就无法养活自己和她的儿子小大卫。

至少，玛丽安妮有钱买杂货了，而无需拐弯抹角地请求我祖母的帮助。但无论他们的处境多么糟糕，特朗普家三个最大的孩子都无法从家人那里得到任何实质性的帮助。过了一段时间，似乎根本没必要再试了。伊丽莎白只是接受了她的命运。我父亲最终开始相信这是他应得的。玛丽安妮说服自己，不请别人帮忙或不接受帮助是一种荣誉。他们对我祖父的恐惧太过根深蒂固，以至于他们甚至不再愿意承认这份恐惧。

大卫•戴斯蒙德的情况最终变得难以维持。他找不到工作，酗酒情况恶化。玛丽安娜很绝望，但又非常小心，不让人觉得她有什么要求。她向父亲暗示，大卫会喜欢特朗普管理公司的工作。祖父没有问女儿是否遇到了什么问题。他给了女婿一份工作——在他位于牙买加庄园的一栋大楼里当停车场服务员。 

1968年春，唐纳德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然后直接在特朗普管理公司工作。从工作的第一天起，我22岁的叔叔就得到了比我父亲更多的尊重、津贴和薪水。

很快，我祖父任命唐纳德担任特朗普管理公司旗下几家公司的副总裁，任命他担任一座他实际上并不需要管理的大楼的“经理”，给他“咨询费”，并“雇”他为银行家。
这样做的原因有两个：首先，这是一种简单的方式，既能让弗雷迪摆正自己的位置，又能向其他员工暗示，他们应该听从唐纳德的指挥。其次，这巩固了唐纳德作为继承人的实际地位。

唐纳德以别人无法做到的方式获得了父亲的关注。弗雷迪的朋友没有一个能理解为什么在弗雷德眼里，唐纳德是个宝贝。但是，为父亲工作和参观建筑工地的多个夏天和周末让特朗普接触到了房地产生意的各种细节。唐纳德发现，在与承包商打交道、应对支撑纽约房地产业的政治和金融权力结构的过程中，他喜欢那些阴暗面。这对父子可以无休止地讨论生意、当地政治和流言蜚语，而我们这些坐在廉价座位上的其他人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弗雷德和唐纳德不仅有共同的性格特点和共同讨厌的东西，而且他们有平等的地位，这是弗雷德和他的父亲永远无法做到的。弗雷迪的世界观比他的弟弟或父亲要开阔。与唐纳德不同的是，他在大学里参加过一些组织和团体，这些组织让他接触到其他人的观点。在国民警卫队和在环球航空担任飞行员期间，他看到了最优秀、最聪明的专业人士，他们相信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比如专业知识、奉献精神和忠诚。他们明白生活不是零和博弈。但这部分造成了我父亲的困境。唐纳德和他的父亲一样狭隘、自负。但他还有一种自信和厚颜无耻，这是弗雷德所羡慕的，也是弗雷迪所缺乏的。弗雷德打算利用这些品质为自己谋利。

唐纳德接替我父亲在特朗普管理公司位置的努力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他在家里仍无事可做。罗伯特在上波士顿大学，这使他避免了在越南服役，而唐纳德和伊丽莎白彼此之间也不交往。无论他和他的朋友们做什么，弗雷迪都尽力让他的弟弟参与进来，但结果往往不太好。他们是一群悠闲的人，喜欢和弗雷迪飞到东部去钓鱼和滑水。他们认为唐纳德缺乏幽默感而且自负。虽然他们试着为了弗雷迪接受唐纳德，但是他们不喜欢他。

在特朗普管理公司工作的第一年快结束时，唐纳德和弗雷迪之间的紧张关系开始变得明显起来。虽然弗雷迪试图把分歧留在办公室，但唐纳德从不罢休。尽管如此，当比利•德雷克的女朋友安娜玛利亚要举办晚宴时，弗雷迪问她是否可以邀请他的弟弟。
  
晚宴当天的情况并不比几年前唐纳德在车道上试图调情那天的情况好多少。兄弟俩到达后不久，正在厨房准备晚餐的安娜玛丽亚被叫嚷声吸引了出来。她发现唐纳德站在离他哥哥几英寸远的地方，脸涨得通红，用手指着弗雷迪的脸。唐纳德看起来好像要揍弗雷迪，于是安娜玛莉亚挤到两个高个子男人中间。

弗雷迪向后退了一步，咬牙切齿地说：“唐纳德，离开这里。”

唐纳德似乎惊呆了，然后气冲冲地离开了，边走边说：“好吧！你吃了那个女孩做的烤牛肉！”他在出去的路上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白痴！”安娜玛丽亚在他身后喊道。她转身问弗雷迪：“那是怎么回事?”

弗雷迪说：“工作上的事。”话题就这样打住了。

我家里的情况也没有好转。尽管妈妈很怕蛇，但有一天爸爸还是带了一条球蟒回家，把鱼缸放在了小房间里，这样妈妈在需要洗衣服、进哥哥的房间或者离开公寓的时候就不得不从它身边经过。在这种无端的残忍行为之后，他们的争吵升级了。到1970年，我母亲已经受够了。她叫爸爸离开。几周后，当他突然回家时，她打电话给我祖父，坚持要把门锁换掉。这一次，弗雷德没有反对；他没有问任何问题，也没有责怪她。他只是告诉她，他会搞定的，他的确搞定了。 

爸爸再也没有和我们住在一起。

我母亲打电话给我祖父的律师马修•托斯提（Matthew Tosti），告诉他她想离婚。从20世纪50年代起，托斯提和他的合伙人埃尔文•杜尔本（Irwin Durben）就一直在为我的祖父工作。甚至在我父母分居之前，托斯提先生就已经是我母亲主要联系人了，他们会讨论所有与我、我哥哥和钱相关的事情。他成了她的知己；在冷冰冰的特朗普家族中，他是一位热情的盟友，她把他视为朋友。 

尽管托斯提先生可能真的很善良，但他也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尽管我母亲有她自己的律师，但离婚协议可能是由我祖父制定的。他知道，他的儿媳并不知道他家多有钱，也不知道弗雷迪作为一个非常富有的人的儿子会有什么前景。

我母亲每周得到100美元的赡养费，外加50美元的抚养费。在当时，这些钱并不算少，尤其是考虑到学费、夏令营学费和医疗保险等大笔开支是分开支付的。我的父亲还负责支付房租。因为我们住的那栋楼是我祖父的，所以每月只需要90美元。（多年后我才知道，我和哥哥各自拥有汉兰达大楼 10%的股份，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向我们收取房租似乎有些过分。）父亲支付的房租上限是250美元，这限制了我们搬到更好的公寓或社区的能力。我父亲的家族当时身家超过一亿美元，他同意支付私立学校和大学的学费。但是托斯提先生必须批准我们的假期。因为没有需要分割的婚姻财产，所以我母亲的总净资产是她每月能得到的600美元，这个数额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都不会改变。1969年，障碍赛公园项目被永久否决了，但最终市政府从我祖父手中买回了那块地。他什么都没做，只是毁了一个受人喜爱的城市地标，却获得了130万美元的利润。我父亲什么都没得到，只得到了他人的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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