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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防部国防创新小组：《为中美“超级大国马拉松”做准备》

刘霏霏、张宇麒 出海领航NaviStar 2020.6.19

美国防部国防创新小组（DIUx）主任迈克尔·布朗、国防部长办公厅主任埃里克·丘宁及国防创新小组顾问帕夫尼特·辛格于2020年4月联合发表《为中美“超级大国马拉松”做准备》报告。报告指出，中美之间的超级大国竞赛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和意识形态等多个领域，将会持续数代人，其中核心制胜要素是技术和创新。对此，报告系统分析了中美竞争与美苏冷战的异同，认为美国未必赢得下一轮战略竞争，称“若要获胜，就必须要竞争，而不是遏制中国”。此外，报告全面分析了美国政府、学术界和私营部门技术竞争的对策和不足，认为美国尚未准备好与中国进行超级“马拉松”竞赛，并针对性提出研发投资、科技人才、战略统一、资本市场改革四方面政策建议。该报告突出强调了未来中美科技竞争的长期性和深刻性，显示出美政府高层已形成以对抗为主线的对华战略共识，未来其或调动更多力量在贸易、人才、技术创新、国际标准制定等方面与我国进行直接“对抗”，相关动向值得我高度关注。


该报告原文翻译节选如下：

摘要

目前美国并没有准备好与中国进行超级马拉松赛跑，即一场会延续几代人的经济和技术竞赛。如果美国要获胜，就必须要竞争，而不是遏制中国。虽然竞争涉及政治、军事、外交和意识形态多个维度，但其关键是地缘经济，而经济竞争的关键是技术和创新，这对于未来获取军事优势和商业繁荣具有重要意义。长期在研究和技术开发方面的投资会对经济产生巨大的溢出效应，将创造新的产业、公司和就业机会，正如我们在上一代太空竞赛中所看到的那样。

虽然中美间和上一代冲突的冷战有相似之处，但也存在深刻差异，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其融入全球经济的程度。

中国深知冷战的历史教训，并承诺不仅要与美国竞争，而且要实现技术超越，以促进经济持续增长。虽然美国欢迎全球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但中国追求和实现其目标的手段往往超出国际经济、金融和技术体系的规范。美国必须动员政府、学术界和企业完全参与，为现在这一代最重要的竞争做好准备。具体来说，美国应（1）支持联邦基础投资；（2）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吸引和发展人力资本；（3）制定完整的经济治理策略；（4）着眼于企业和资本市场的长期发展。

这种地缘经济竞争的结果绝不肯定，因此美国必须加强决心和纪律，以提高竞争力，这是一个两党应协调并强力支持的问题。如果美国没有为这场超级马拉松做好准备，美国将屈从于成为一个二流强国，彼时全世界都将寻找一个具有不同价值观和观点的新全球领袖。

一、背景

当前，美国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方面面临着一个两难境地。冷战后诞生的美中关系是由美国与苏联和朝鲜半岛对峙的历史经验所界定的：首先是将中国认定为共产主义对手；然后，在尼克松1972访华之后，作为对苏联的楔子，中国利用美国的商业利益在全球化中成为一个新兴市场。

虽然今天的美中紧张局势似乎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僵局有相似之处，但实施同一种遏制战略将是无效的。当前与中国的竞争是美国从所未见的，要求美国在政治词汇和创新政策思维中有一个独特的术语。美国正处于与中国的超级马拉松赛中，经济和技术竞赛可能会持续几代人，美国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如果美国要获胜，就必须要竞争，而不是遏制中国。虽然竞争涉及政治、军事、外交和意识形态多个维度，但其关键是地缘经济，而经济竞争的关键是技术和创新，这对于未来获取军事优势和商业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二、与冷战类似

中美竞争与冷战有明显的相似之处，美苏竞争也是全球性的和多维的，两个对立的超级大国对个人和社会、市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除国家安全外，冷战也是一场关于政治经济和社会愿景的战争。

此外，二者的核心理念都是技术创新决定竞争优势。冷战时期，美国注重对科学和基础研究的投资，通过全球定位系统、精确制导弹药等创新技术谋求了长期的军事领先优势，从而赢得冷战的胜利。同时，技术创新还会引起产业模式变革，对经济发展产生正面溢出效应。现阶段的大国竞争中，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全球领导地位同样也取决于技术优势和创新。

三、不是新的冷战

（一）中国的经济规模

苏联顶峰时期也不未超过美国经济的57%，一些专家计算数字低达43%，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经济从70年代的经济规模第十增长为世界第二大国民经济体。通过购买力平价（PPP）指数看，中国已经比美国高出25%，一些预测者预计中国将在未来10年内超过美国。自从成为世界领先大国以来，美国从未面临过拥有更大经济体的竞争对手。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国的联合经济也超过轴心国的两倍。

（二）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融合

苏联自始至终不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的成员，贸易不是苏联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和出口国，其海外利益包括：在海外工作的100万多名中国公民，每年有1.4亿的中国人出国旅行，全球大约有4万家中国企业，海外的财产和投资为7兆美元。每年有超过30万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学习，这是不可想象的。随着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的出现，中国经济受到破坏，对全球供应链产生重大影响。中国与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程度是美国无法实施遏制策略的一个关键原因。

（三）中国对操纵全球机构的渴望和能力

中国正“领导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通过建立新的国际机构，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新开发银行（NDB），以及扩大其在现有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事实证明，北京非常善于塑造多边体系，以达到其预期的结果。此外，通过“北京标准2035”项目，中国的目标是控制全球标准制定机构，例如国际标准化组织（ISO），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ITU）和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等，这与苏联否定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形成鲜明的对比。

（四）中国拥抱军民技术融合

中国认识到技术投资可为技术领先者创造外溢经济利益的重要性。事实上，通过积极推进军事、民用、工业、科学和技术等领域的融合，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正努力把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经济、技术，和军事超级大国，同时确保这些要素的国家权力控制仍牢牢地掌握在共产党手中。与冷战相比，中国技术变革的步伐急剧加快，这意味着工业、生态系统和全球贸易的颠覆性变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得多。从AI到5G的许多数字技术都是两用的，在商业上和军事上都很重要，甚至可以决定军事优势。正如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发表的，“人工智能将改变战争的性质。我相信首先掌握它的人将在战场上统治很多年。”

（五）与冷战不同，西方盟国在如何应对方面缺乏共识

美国或盟国之间对中国所面临的经济或国家安全威胁缺乏共识。在奥巴马政府接近尾声的时候，虽然官员们对外国政府资助的网络活动和国家支持的半导体技术收购提出了重大关切，但没有系统地评估应如何应对中国。美国的政治领导层现在均认同美国曾经的对华政策没有奏效，需要采取更激进的姿态。虽然一个广泛的、准备与中国竞争的两党联盟已经出现，但目前尚不清楚多国政府是否应采取同样的方式，就像其在冷战期间采取的遏制战略一样。

此外，由于英国政府最近不禁止华为参与其5G网络的决定，说明了许多美国最亲密的传统盟友迄今为止更不愿意在经济问题上公开挑战中国，即使涉及到国家安全。北约可能可以很好地适应中国传统的军事挑战——正如北约秘书长Jens Stoltenberg在2019年12月联盟会议结束时所说的：“我们现在当然认识到，中国的崛起对所有盟国都会产生安全影响。”但是自由民主国家常沉浸在自由市场思维中，在讨论解决共同的地缘政治问题和共同行动上较为放松，而当关注地缘经济时，则更为宽松。由于这些原因，美国对苏联使用的方法在与中国的地缘经济竞争中是行不通的。与冷战进行隐含了潜在的观念，即认为美国赢得了冷战，因此也将赢得下一个战略竞争。

四、为超级大国马拉松做准备

为有效应对中国带来的国家安全威胁，美国必须设想一种新的多代竞争模式，即两个大国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强国。虽然“超级大国马拉松”一词意味着一条人为的终点线，但美国的战略应该旨在提高美国的竞争力，无论未来给中国带来什么。美国应该期待与中国的长期共存，而不是像冷战那样得出最终结果。技术，尤其是商业技术，在推动经济竞争方面几乎肯定会比冷战时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这场马拉松赛中的地缘政治和军事竞争源自于这一经济实力，不是独立的层面。

（一）美国政府

当美国政府有统一的目标时，它就是世界上最强大和最有影响力的实体。军事、经济和科学工具的结合确保了美国军事和经济的优势。在历届政府和两党的支持下，政府培育了无与伦比的科学企业，政府在国家实验室和大学的研究中里取得登月的突破，私营部门将其商业化，为国家和经济安全创造了创新的良性循环。明天的作战空间将包括不对称技术，旨在抵消美国的优势，如反卫星武器、小型无人机和简易爆炸装置，以及网络和空间领域的新竞争。许多是两用技术，使对手能够规避或攻击国防部的单一文化能力。因此，国防部面临着一个最高层次的现代化挑战：在对现有平台（如核三合会）进行现代化的同时，还应通过投资人工智能、太空、网络和小型无人机等两用技术来改变部队组成。此外，作为对中国军民融合战略的回应，五角大楼成立了国防创新部门，以加速将商业技术应用到军队中，并扩大军事供应商的基础，使其包括拥有尖端技术的公司。同样，随着美国陆军期货司令部和美国空军风险投资的加入，军事部门也在转变，以更快的速度从工业领域采用更多的商业技术。

然而，总的来说，这些创新活动仅占五角大楼采购的1%或2%，不足以影响投资者或企业家考虑国防需求进行设计。其目前仍存在以下不足：（1）创新活动投入仅占国防采办的1%-2%，远不足以吸引外部投资者和企业家基于国防需求开展创新活动；（2）美国政府未将经济、军事和外交等所有因素有机结合，也未与盟友制定综合计划以开展有效竞争；（3）受持续多年的削减预算影响，联邦政府的研发资金投入不足。

（二）学术界

人才培养是大国竞争的重要支撑，但由于目前美国学生更青睐于法律、金融等高薪职业，科学、技术、工程、数学（STEM）领域毕业生大幅减少，美国学术界参与应对复杂国家安全挑战的动力不足。据统计，中国STEM毕业生人数是美国的6-8倍，美国STEM毕业生自2010年至2015年下降5%。此外，由于美国移民政策不佳，美国还面临STEM领域外国人才的流失风险。

（三）私营部门

自上世纪80年代的股东革命以来，企业越来越关注资本回报，而牺牲了长期的研发和技术开发。随着公司机构所有权的增加，公司关注的焦点从平衡员工、股东和社区的利益相关者转向了财务回报。资本市场在奖励股票价格表现中的资本效率方面加强了这一点。从2006年开始，大多数股票的持有时间都不到1年(而在20世纪50年代，这个时间是8年)。在美国和欧洲，目光短浅是一种常态”。 

近年来，风险投资者的增长扩大了对短期股东回报的关注，因为他们的商业模式依赖于提高回报，旨在创造出随后的出售或流动性事件以回报投资者。华尔街也从日益增多的交易中受益。在这个时代，企业变得越来越注重短期收益，因为CEO们必须把季度收益作为一个关键指标，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避免收购或维权投资者(activist investor)的兴趣。此外，进一步推动这一趋势的是现在CEO的任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少，平均任期处于5年的历史低点。美国公司注重短期利润和资本效率，而不是平衡这些目标与长期能力发展的研究投资。虽然维权投资者最初瞄准的是资产密集型企业，但现在这些投资者通常会将科技公司作为收购目标。过去，股东支持杜邦实验站和AT&T的贝尔实验室等企业实验室进行长期研究和革命性发明的常规做法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正是它们催生了新的产业，如合成纤维和晶体管。

追求更高回报的另一个后果是美国制造业的侵蚀。许多类型的制造不像设计、营销和销售那样有利可图，从而导致美国公司通过离岸外包获取低成本劳动力、低成本基础设施和更少监管。一个鲜为人知的结果是，随着制造专业技能转移到海外，设计技能和以设计换制造的专业技能也在转移。反过来，这种制造专业知识的丧失也减少了由于理解制造过程、供应商基础及其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创新。如今，硅谷几乎没有自己的制造业务，这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半导体制造工厂不断壮大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今天的成功产品，如苹果的iPhone，推动了一个由富士康(Foxconn)等中国外包制造商组成的产业。

其他两个趋势也加速了美国制造业的衰退。首先是全球化将制造业资产和就业转移到海外。第二个是美国税法，直到2017年，它都为海外制造业提供激励。由于差别税率高达25个百分点，美国企业所得税后收益有可能升高40%，而这些收入可以在海外得到保护。最后，提高财务回报的一个额外行动是公司股票回购。公司使用他们的现金余额甚至借款回购股票来提高每股收益(EPS)，而不是通过提高盈利能力。仅在过去十年，就有3.8万亿美元花在了股票回购上。在追求资本效率的名义下，这一投资集中体现了短期思维，对企业能力的增长和长期健康发展是没有任何帮助的。

这些着眼于短期利益的趋势达到巅峰，导致了“美国在许多曾经活跃的军事和商业领域形成对工业能力的破坏，这些已经成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最大的未被承认的威胁。”由于政策聚焦于金融而不是生产，美国越来越无法生产或维持其经济、军事和其盟友所依赖的重要系统。”作为一个明显的例子，COVID-19危机提醒了美国人，美国80%的药品成分和97%的抗生素都来自中国。与一个国家竞争的有效长期计划需要50年,而不是几个季度，是体现价值观的战略性技术优势，而不是财务回报,美国需要一个长期性奖励技术开发与风险承担的资本市场。虽然风险投资行业一直与风险承担密切相关，但目前美国90%以上的风险投资资金都投资在软件上，而许多硬件或涉及研究的创意都很难找到美国资金。

五、美国在技术竞争中的表现

虽然美国在技术领域领先中国，但技术竞争的环境正在迅速演变。中国已经在高超声速、小型无人机、量子通信、5G、面部识别软件、电子商务和移动支付（拥有7亿互联网用户）、电动汽车、清洁能源技术（风能和太阳能）、高速铁路和世界上最大的基因工程数据库的部署等方面领先美国，同时，中国正在挑战美国在人工智能、基因工程、量子计算和量子传感器领域的领先地位。中国的目标很明确——“赶超”美国。下面两个军民两用的技术展示了对商业经济和军事能力的巨大影响：5G技术和量子技术。

（一）5G

自上世纪70年代末1G技术问世以来，移动无线技术已经发展了几十年，每一代都推动了商业和军事领域的许多技术进步，其价值呈指数级增长。美国在2008年推出了4G和LTE网络服务，其数据传输速率是3G的10倍。根据2018年的分析报告，在2011年至2014年，4G使无线技术行业达到70%的增长，在提升GDP的同时，无线技术行业的就业岗位增加了80%以上。通过引领4G发展，美国得以建立一个由网络提供商、设备制造商和应用程序开发商组成的全球生态系统，从而塑造了4G的未来，并对所有实施4G的国家产生了影响。

在无线技术发展中，先行者享有为未来产品设计基础设施和网络规格的能力。美国现在正处于实施5G技术的风口浪尖，5G有望在速度和延迟方面带来更多改进，使自主车辆等应用和其他物联网（IoT）创新（如人工智能医疗）成为可能。虽然美国事实上在5G的应用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华为已进行了提前部署，其声称在2025年前将拥有超过25万个5G基站，届时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5G市场，占12亿预期用户中的三分之一。拥有世界最先进通信基础设施的军事优势有很多：低成本、几乎无处不在的基础设施；与领先的设备和服务提供商合作，对对手进行监视或拒止服务；提高军事物联网应用的速度，减少延迟，比如成群的无人机。

虽然5G是一种新兴的商业技术，但这只是它的冰山一角，它对经济竞争力和军事能力有着巨大的影响。

（二）量子技术

量子技术处于技术发展的早期阶段，它在通信、传感器和计算中符合爱因斯坦所说的量子物理的“怪异”特性。美国新安全中心最近的一项研究强调，“中国在量子技术方面的进步有可能改变军事和战略平衡。”尽管迄今为止，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量子计算上，理论上量子计算可以提供破解当前加密方法的能力，但量子计算还有许多其他应用。经典计算和量子计算的结合可以提供更高级的模拟，增强机器学习能力，更容易从嘈杂的、非结构化数据中突出有用的信息。具体的应用可能包括促进材料科学进步、更好地理解用于开发药物的新化学物质，以及下一代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可以应用于传感器，更好地探测近乎无声的潜艇，以及不依赖GPS的精确导航。虽然与5G技术相比，这些技术显然处于非常早期的发展阶段，但不难想象，这些技术会创造出新的行业和生态系统，在这些行业和生态系统中，先发优势将至关重要。

六、超级大国马拉松建议

为有效应对中国带来的威胁，美国必须采取新的多代竞争模式，其战略应围绕提高美国的竞争力，并寻求与中国的长期共存，而非像冷战时期一样旨在分出最终胜负。正如前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提及中国时所说的，“中美间一切合作都是可能的，但需在必要的地方进行积极竞争”。对此，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关注以下四个优先事项：

一是加强政府对基础研发的投资。近年来，联邦政府资助的研发经费已从冷战时期GDP的2%下降到0.7%，美国必须再次在科学和基础研究工作方面取得卓越成就，尤其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基因工程、自主系统、网络和太空等领域，并通过激励措施和税收政策，刺激企业的基础研发工作，推动新兴硬件企业和制造业复兴。此外，还需与企业、学术界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合力研发新技术，积极应对中美“超级大国马拉松”竞赛。

二是吸引、发展和保留STEM领域的人才。政府应通过提供政府实习、就业机会、减免学费等方式，为STEM领域的人才培养提供保障，并吸引国外优秀人才来美学习，明确美国绿卡和公民身份的获取条件，确保在美接受教育的STEM人才可为美国所用。此外，政府应加大对反情报活动的投资，以确保在吸引海外人才的同时杜绝间谍活动。

三是制定综合性的经济治国战略，并建立执行该战略的机构。首先，应统筹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等与中国竞争相关的政府组织，打破其各自为政的现状，实现各政府组织之间资本、人才和思想的自由流动，调动美国的经济活力。其次，通过制裁、市场准入、出口管制以及前沿军事威慑等手段，整合并灵活调动经济和金融工具。最后，还需对“中国制造2025”等计划进行经济评估，明确其将如何影响美国的产业、就业和经济增长。随着中美经济的脱钩，美国政府还须激励国际社会，动员其他国家和国际机构支持其未来经济秩序。

四是着眼于企业和资本市场的长期发展。美国资本市场和私营部门需摒弃短视思维，着眼于长期技术研发。这项改革应由公司高层和投资者共同推动：首先，延长股权投资期限和相应基准观察指标至更长的时间段，以改变大多数投资期限不足一年的情况，并关注长期研发在创造新产品方面的有效性。其次，通过税收激励等措施来延长股票持仓时间，鼓励股东作出长期承诺。最后，对不能创造长期价值的金融工具进行适当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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