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山，本不是我细姐的归宿
远山，本不是我细姐的归宿
李明（李力弟弟，44中）/广州知音/晨星农场
（1）1969年夏天李力（右）和弟弟李明 （2） 2007年12月妹■妹李可（右一）在晨星农场悼念姐姐李力。左一为导 海农垦兵团知青网工作人员（左）摄于兵团六坤二团八连一号 標胶雅
1970年10月17日凌晨起，一场强台风裏着暴雨袭来，给海南屯昌县晨星农场 （时为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六师二团）养猪连带来了灭顶之灾，有22人被洪水吞 没，不幸遇难，其中20位是广东各地的女知青，我姐姐李力（小名“细姐”）就是 遇难者之一，时年23岁。
我们姐弟俩感情特好，我一生一世也忘不了她。那段时间仍在农场的我，每天 擬视白云，总是看到细姐的容颜；穿行胶林，总会听到细姐的歌声；面对清澈的涟 漪，总能发现细姐的身影.；仰望星空，总能碰见细姐思索的眼睛……
我1973年从晨星农场调回广州至今，时常在梦中出现细姐的身影，还在梦中 与细姐见面，甚至会在梦中看到细姐走向那遥远的地方，我想尽办法呼唤追赶她时， 去，怎么舍得丢下弟弟、妹妹而远行呢？
40多年过去了，我时常在想，在银岭山倒下去的不仅仅是细姐的躯体，还是那 个时代折射的沧桑和留给她的许多无奈。
细姐小小年纪就担起家庭担子
细姐从小就聪慧过人，非常憧事，而且很漂亮，高鼻梁，白皙的皮肤，微卷的 头发，睫毛长长的像个外国人。那是在1956年，中苏结盟，细姐在湖南省第一师 范附小读三年级，担任少先队大队长。湖南第一师范可是毛泽东的母校，一师附小 是湖南省最有名气的小学，不远处是湖南省委交际处。为了体现中苏友好，苏联专 家经常来一师附小与中国少先队员联欢，举行篝火晚会，细姐是大队长，经常代表 少先队员为苏联专家献花、戴红领巾。有个叫安德烈耶夫的专家特别喜欢细姐，经 常到我们家来玩，送些小礼物，并和我们的家人合照过许多相片，还告诉我妈，细 姐长得像他在莫斯科的大女儿，尔后经常带细姐参加各种活动，还给细姐起了个昵 称：丽丽（lili）,与李力（lili）的汉语发音也一样。不知情的人竟以为细姐就是那 位专家的女儿。
但好景不长。我父亲李粹和与1956年秋天从湖南长沙调往广州华南师范学院 中文系任教的我母亲苏普容，1958年莫名其妙被打成右派分子后，我家顿时成为 右派家庭，一家子被扫地出门，离开湖南地质局子弟学校（原为中南地质局子弟学 校），回到长沙市兴汉门辅仁村三号居住。那时，我家有幅1938年5月21日摄于 湖南长沙蓉光照相馆的父亲（时任国立中山大学哲学系讲师）、母亲（时任湖南省 湘潭三门中心小学校长）的结婚照，照片背面有一段话令我们做子女的永远难忘： “从此我俩以合作的方式，互动的精神，担负起为国家争自由，为人类谋幸福的伟 大使命，不要畏难，不要偷懒，自强不息，携手前进，才不辜负我们今天这个重大 的纪念。民国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题为容妹共勉，粹和于长沙。”我们不明白， 这样的家庭怎么可能会是右派呢？
由于父母不在我们身边，11岁的细姐要担负起家长的责任。那时细姐就读湖南 长沙幼师附小五年级，还担任少先队大队长，为了贯彻落实“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宏伟目标，每 天放学回家除了做家务外，还得照顾好弟妹，还要到五百米外的自来水站挑水；此 外还得废寝忘食地完成小学下达的少先队大队干部毎天打三双草鞋支援三面红旗的 任务，任务不完成就不能睡觉。我经常看见她实在太困了，打着打着草鞋就睡着了 猛醒后，用冷水洗把脸又坚持劳作；有时我半夜三更梦中醒来，看到她还在赶时间 打草鞋完成任务。第二天一早，细姐背着书包提着草鞋，照样精神抖擞理大步去学 校上课。
为了照顾父亲的生活，1959年夏天，细姐和我从湖南长沙来到广州跟父亲一起 居住。那时细姐和我就读华南师范学院附属小学，该校是广东省著名的小学之一, 细姐还当上少先队副大队长；而后考取华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也是广东省著名的 中学之一。读中学期间，细姐的数理化成绩特别好，是省重点中学试点班中的理科 尖子生，而且思想品德非常优秀，是那个年代典型的先进青少年，因此当时的华南 师范学院附中校长王屏山指定她高考报考北京大学物理系。 就在细姐满怀信心准备报考大学时，1966年6月，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细姐与父亲“对立”的社会家庭背景
“文化大革命“开始，细姐就背上沉重的精神包袱，自卑感很严重。哉与细姐的 思想产生一些分歧，主要是如何对待父母的历史问题和社会关系方面的态度，曾与 她争执过。细姐是极具逻辑思维能力的理科高才生，不知她是怎样把家庭现实的政 治地位与历史事实的矛盾调和起来。当时有个叫潭力夫的红卫兵说“老子英雄儿好 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血统论的话震惊了所有的青年学生，像刀子扎 在细姐心里，这就是严酷的现实，可能是细姐至死都无法明白和理解的。记得那时 有件荒唐事，我父亲有事叫我去华师附中找细姐，学校正好放电影，是一举两得的 好事。我在校门口被几个凶神恶煞的红卫兵小将堵住，喝问我干什么，我说去找我 姐，高三（六）班的李力，他们问我是什么出身，我犹豫了一下说是“革干”（注： 指“革命干部”），他们反问谁能证明。就在我尴尬之时，恰遇细姐同学江雁生姐姐 （1961年授衔少将的原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江峰之女），我说明情况后，她大声对 那几个小将说：他是“红五类”，我证明。这样我才得以进校门。因为如果是“黑 七类”子女是绝对不能进去的。
我父亲曾参加陈明仁将军主导的湖南和平起义。他于1950年得到湖北省人民 政府主席李先念签发的革命干部证明书，而且他的问题早在中南司法部工作时就有 过结论：起义人员自起义之日起，在国家机关工作的，就是革命干部；如果留在军 队里工作，就是革命军人。母亲苏普容1958年被错划成右派分子后，1960年就“摘 帽” 了。我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像这样既革命又有知识的双料家庭在当时'并不 多见。 父亲这样的知识分子怎么会是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呢？但“血统论“严酷背景 下的现实，使细姐把自己和和蔼的父亲推到对立面，完全不可理解他。
细姐总认为自己就是资产阶级家庭的后代，恨不得脱胎换骨。
记得，有一次父亲被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的“革命造反派”批斗后回家，细姐 整天待在附中不敢回家，也不敢去探望近在咫尺的被囚禁的爸爸，生怕别人说她 “不划清界限”，因为她受到“革命造反派”的警告：你要与反革命父亲划清界限， 争取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还有一次，细姐去华师第二教工食堂打饭，我同学 的父亲徐新叔叔在食堂当厨师，他拉住细姐手亲切交谈，大声问候起我父亲的情况， 引来周边许多鄙夷的眼光，他不以为然，又悄悄地对细姐说:你爸爸是个好人，是 起义将军，根本就没有问题，不要听那些人的鬼话和胡说。细姐的眼圈顿时红了， 差点落泪。
细姐在华师附中前后学习生活了8年，留下最美好的年华，而且一直品学兼优， 她最大愿望就是参加共青团，由于家庭问题和社会关系，她尽管多次申请，但一直 被拒之门外。
姐兄妹住先后上山下乡赴海南岛
1968年10月的一天，记得刚刚开完广州地区知青誓师大会后，细姐对我说： “明明，看来我们还是去海南岛吧。”原先，我们姐弟俩也想到我们的老家湖南衡南 县咸塘公社长塘大队，即我爷爷奶奶的祖籍地去插队，但有些害怕，原因是当地的 生产队长认为我们家是地主，加上我爸当过国民党的县官，害怕那里的人会歧视我 们，而去海南国营农场每月有22元工资和40斤大米，不会饿死人。
当时，我父亲作为华南师范学院所谓头号“历史反革命”被关在本院物理楼的 牛棚里，学院有关部门只给我姐弟俩每人20元的生活费。细姐要我与他们交涉： 我们都要去海南了，能否多给点，以便买点衣物及其他所需物品。答复是：你们自 己解决，你们也可以去问你妈妈要。我母亲在湖南，远水解不了近渴啊。住在我家 楼上的池兴全和许璨新夫妇是华师中文系讲师，是我父亲所在中文系的好同事，为 人特好、特真诚，得知此事后与我商量：“明明，你们家不是养了7只母鸡吗，你 爸在牛棚一时也吃不上，这样吧，你们把母鸡按市价卖了，得到的钱还可以解燃眉 之急。”当时，我就按市价把7只母鸡卖了，共得32元6角应急。临去海南前，细 姐都不敢去和父亲告别，只有我去。我走到物理楼，首先要向工宣队和军代表报告. 求见我父亲，左缠右磨才盼到爸爸出来。父亲虽然遭受多次毒打，但仍正气凛然， 令我终生难忘。父亲对我说：“明明，要相信我，我不是反革命，我是起义将领， 是真革命，你和你姐一定要相信我，我的问题很快就会解决的，你们到海南后，_ 定要写信给我，我非常挂念你们。迪棣（李力的小名）呢，她为什么不来看我？ ” 我一时无言以对。正像父亲所说的，他的问题1969年4月就得到平反。
当时细姐就读的华师附中高三（六）班的同学，几乎都安排到海南屯昌县晨星 农场和黄岭农场，我就读的广州四十四中学生也被安排在这两个农场。细姐对我说: “我们都到晨星农场去，与我要好的同学在一起多好。”我这个做弟弟的向来就听细 姐的话，加上细姐的同学对我也很好，就这样，1968年II月我们来到了晨星农场 8连。不久，由于种种原因，小学未毕业的妹妹李可也坚决要求到海南，要和姐姐、 哥哥一起战天斗地，锻炼一颗红心。结果细姐和我被分配在二班，班长叫徐志乐； 妹妹李可被分配到三班，与细姐的好同学李新梅同班，她们的班长叫詹贤锋。
1969年和1970年，正是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后大力发展橡胶、大于快 上的年头，连队每天都是开荒和挖橡胶穴，细姐每天都是一身水一身泥。她总是在 政治思想上和工作作风上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恨不得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 观，做一个保尔•柯察金式的英雄人物，因此处处以身作则，做弟弟、'妹妹的好榜 样。她还经常告诫我:我们出身不好，就一定要在大风大浪里和艰苦的环境中锻炼, 人家挖5个穴，我们就要挖6个，绝对不能比别人少。不要畏难，不要偷懒，要不 断地通过艰苦的劳动和辛勤的汗水来磨练自己，争取早日把自己培养成为无产阶级 革命事业的可靠革命接班人。
就这样，细姐身上时刻焕发出吃苦耐劳的精神。在开荒种胶工地，总是见她出 大力流大汗，每天衣服干了又湿，湿了又干，收工时衣服上总是结着白白的盐晶； 她的双手打满了血泡，胳膊和腿上被荆棘划得伤痕累累，伤口感染化脓了，四肢的 皮肤溃烂了，但是从未听过她呻吟，也未见过她因伤痛而怠工，看到的永远是她那 张乐呵呵的笑脸。特别是在开荒大会战中，常常会碰上难挖的石头地。一般的女知 青都得靠老工人或男知青的帮助才能完成任务。但细姐从不逃避困难，再难挖的穴, 也要坚持自己挖好。所以别人休息的时候，还常常可以看到她在工地上挥汗如雨。 在荒山上砍芭之后，连队规定每人必须扛木料或柴火下山，山高路滑，藤蔓绊脚, 徒步走路也不易，一般人都不会难为自己，但细姐总是向老工人看齐，扛起又大又 重的木头，小小的身躯被压在大木料下，艰难地行走下山，人们都替她捏把汗。后 来，她的双手布满了厚厚的老茧，粗糙程度与垦荒多年的老工人的双手差不多。她 的衣物总比别人容易破损，那时买衣服要布票，所以她的衣裤上总是补丁加淋丁, 脚上的塑料凉鞋裂了又补，补了又裂，烙上了各种颜色的塑料块。
那时，细姐有个男朋友，是在“文化大革命“时由我表哥苏孝先的朋友介绍认 识的，华南工学院的1967届毕业生（湖南长沙人），毕业时被分配去保密单位工作, 不得不放弃“有家庭问题”的细姐。这使细姐一段时间里身心非常痛苦，但是她强 忍苦噬，照样积极而努力地劳动，人们并未发觉时，她已冲出情感的漩涡。细姐把 所有的挫折都当成了人生的历练，从不自暴自弃，她觉得家庭出身无法选择，但走 什么路却可以自己决定,要靠自己努力。
我目睹细姐遇难遗体惨况
1970年10月16日夜晚，13号强台风正面袭击海南岛。记得那天下午，天空飘 着雨，我在71连连部值班室用手摇电话机与在养猪连的细姐通话。我说细姐你回丿I 连来吧，我们好好商量回广州和湖南探亲的事，父亲身体近来很不好（他患有严重 的哮喘病，1968年夏天被极“左”分子屡次毒打，落下了许多可怕的后遗症），我 也有近两年没有探亲（从1968年11月8日到海南后未回过家）。说真的，我好想 回家看看爸爸和妈妈啊，因当时父亲在广东韶关市芙蓉山“五七“干校养猪班喂猪, 母亲在湖南零陵福田“五七”干校，他们常常来信，要求我们能请探亲假去看望他 们。
我与细姐通话的目的是做通她一起回家探亲的思想工作。因为我知道细姐对自 己一贯要求特别严格，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她总是想着如何在灵魂深 处爆发革命，总是以毛主席培育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严格要求自己，鞭策自己； 我与她在一起讨论的课题大部分提到的是保尔•柯察金、吴运铎、黄继光、董存瑞； 我们都愿意把自己一颗火热的心献给伟大的党，献给伟大的人民，把自己美好的青 春贡献给伟大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在下乡海南之前，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细姐 经常打着赤脚从华师附中跑步回华师的家中；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大风大浪 里锻炼成长，她只要一跃入华南师范学院的游泳池，就会坚持不停顿地在游泳池里 畅游近3个小时，直至救生员叫大伙上岸，使我这个当年已经达到三级运动员标准 的蛙泳高手都自叹不如。细姐的耐力实在惊人，在游泳池游一个来回50米仅约一 分钟，每天游两个半小时，近5000米。这样的体力，哪怕是畅游长江都没有问题。
在1970年10月17日凌晨，细姐被山洪冲走时，我还抱有极大的希望。相信 细姐是游泳高手，决不会那么轻易死的，奇迹一定会发生的，她和她的姐妹们可能 就在南渡江边，只是饿着肚子而已。
然而在21日下午，在离出事地点约500米处，现场的惨状让我震惊了 ：细姐 和晓玲姐、愉辛姐，加上另外两位潮汕籍女青年仰卧在沙滩上的情景，至今还浮现 在我的眼前。细姐身上还穿着妈妈为她织的羊毛红背心和徒步长征串联时穿的银色 塑料雨衣，这样的负重，.如何与山洪搏斗啊。严酷的事实吿诉了我，细姐永远不会 回来了。
细姐平时除了好学上进、诚实本分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从来都是宁愿让自 己吃亏，也不让他人利益受损，只愿天下人比自己过得幸福。花季年龄的她，还没 有真正享受爱情的甜蜜就撒手人寰，是多大的遗憾啊！事后，幸存者何启珍说到细 姐：“我们被洪水围困时，危难之际，她用脚探到高一点的地方，就叫别人站上去， 自己站在水深的地方，理由是自己水性好，游5000米都没问题，虽然她只有1.52 米的身高。”
细姐牺牲后，我回到湖南衡阳市广东路向荣里110号，当我那可怜的爸爸、妈 妈看到我从海南带回细姐的遗物时，再也无法克制他们的感情，惊天动地地大哭一 场。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见过此情此景。父亲在离开人世时，还不时地用长沙话 唠叨：迪棣（李力小名）冒（未）死，她到北京磕（去）哒（了）。
细姐在天国与爸妈相会
细姐短暂的一生，从湘江之畔的一师附小到南粤花城的华南师范学院附小，从 华南师范学院附小到令人向往的华南师范学院附中，从华南师范学院附中到海南屯 昌银岭山下。我与她虽然只共同生活度过了 16年，细姐牺牲时，我才18岁（其中 有两年，我在母亲苏普容身边生活，，1963年至1965年就读湖南省地质子弟学校）, 但她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毛泽东说：“我们大家要学习他（白求恩），毫不利 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 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点精神，细姐 在她短暂的一生中做到了，她那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老老实实做人、 堂堂正正做事的品德，永远在激励着我。
1980年仲夏的一天，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开车陪华南师范学院附中校长王屏山 （那时他已兼任华南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去办理公务，在车上聊起细姐李力， 说到她的学习、人品和政治思想，王校长都在称赞细姐，还说华南师范学院附中的 博物馆里还存有表彰细姐的档案资料；当说到细姐未能入团时，王校长感叹，那时 的确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对细姐的要求实在太苛刻、太牵强，把这样的优秀 ，学生拒于共青团大门之外，实在太不应该啊。
父亲1978年7月去世一段时间后的一天，母亲在家中会见华南师范学院升格 为华南师范大学后的统战部王质昌部长，王部长对我妈说：你的丈夫是我们这个大 学里唯一的国民党起义将军。还说父亲是地地道道的革命干部、人民的功臣。母亲 听了顿时激动得热泪盈眶。此后，我妈妈长期的精神枷锁解除了，身心安康，享尽 夭年，直到2003年11月5日与世长辞，享年90岁。
如今，细姐李力巳在天国与我爸、我妈相会了，我想她肯定知道了我们家今天 的一切，一定会开怀大笑的。
（2014 年 6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