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鸿林:博士"孩子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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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记者 肖华东 图/姜晓明

  不让女儿到学校接受正规的教育,与袁鸿林本人的经历有关。
  1965年袁鸿林上小学,随后“文革”开始,他的小学和中学几乎都是在自学。
  文革结束后,袁鸿林读研,入伍,读博,从商,最后一身疲惫地回到老家,养病。这时,他在与女儿的交往中发现了女儿的天赋,决定静下心来做“专职爸爸”。

  袁鸿林不断提及的观点是教育的个性化和超前意识。他说,现在学校所教授的知识太陈旧了,很多东西学了以后根本就没有用

  2004年11月9日,浙江海盐。
  绮园绿树丛荫,碧波荡漾,亭台楼阁之中,一位中年男子带领一群孩子在玩耍之余读书写字。
  “这里就是我孩子们的‘三味书屋’。”袁鸿林说,“和那些整天关在教室里的孩子相比,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一定会更加健康和快乐。”
  要在孩子堆里一眼认出袁鸿林的女儿是一件极其容易的事情,她说话声音最大,还不时来上一长串英语对话,不惧怕任何陌生人。
  袁鸿林, 47岁,北大硕士毕业,后在南开大学读博士,如今回到老家,专职培养自己的女儿,当起了名副其实的“孩子王”。

  领女儿回家
  2002年,袁鸿林做出了令人不可思议的选择——把女儿从幼儿园中带回家,自己进行专职教育。
  “对她来说,上幼儿园简直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因为学校的环境,她几乎一半的时间都在生病,孩子就表现出对学校的厌倦,很不喜欢。我为什么要强迫她去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呢?我就带她回来了。”
  在女儿上学的那段时间,几乎将袁鸿林教会她背诵的诗歌全部都忘光了,袁鸿林感到学校的教育不大可能做到个性化。袁鸿林甚至没有和幼儿园老师交流的想法。“老师不可能针对我女儿进行教育方式的改变。”他说。
  袁鸿林不断提及的观点是教育的个性化和超前意识。他说,现在学校所教授的知识太陈旧了,很多东西学了以后根本就没有用,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问题,中国的教育在这方面做得更为差一点。
  他为女儿设计了一个看起来很庞大的计划。他不愿意让孩子等到30岁才有可能博士生毕业。按照他的教学计划,女儿可以9岁小学毕业,13岁高中毕业,16岁大学毕业,19岁硕士毕业,21岁就可博士毕业。
  袁鸿林给自己的女儿定下的培养目标是:把她培养成反应敏捷的同声翻译或掌握多种语言的全球性信息情报类高级研究者。而“要成就这一切,从小对孩子进行语言方面的训练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袁看来,小孩子学习语言的潜力是不可想象的,特别应该赶在6岁之前进行开发。
  袁鸿林不担心孩子以后不按照预设的目标去走。“我不会强求,我要做的就是引导,至于以后的选择,我会顺其自然。”在6-8岁以前,袁鸿林会让孩子多接触一些外语,比如,英语、日语、法语、德语、俄语等等,现在已经在上的有英语和日语。
  现阶段,袁鸿林主要是以语言为中心对孩子进行思维能力的训练,也教授其他的知识,比如读《论语》之类经典作品。他不要求孩子现在就能够理解这些作品,她甚至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去理解。
  袁鸿林现在创办了“哈利快乐英语角”,开设三个班,新概念英语、剑桥英语和英语写作,30来个学生,他们一般是白天到学校上课,晚上到这里学习;而全天跟他玩的小孩子上午到绮园晨读,中午回家休息,下午四点半再来这里。

  博士其人
  袁鸿林现在不让女儿到学校接受正规的教育与他本人的经历有关。
  1965年袁鸿林上小学,随后“文革”开始,他的小学和中学几乎都是在自学。
  在上海读小学的时候遇到了一位圣约翰教会学校的英语老师,发音非常好,这使得袁鸿林的英语学习有了相当好的启蒙,他到了小学毕业就能够阅读当时的一些英文报纸;同时,袁还自学日语,他对这两门外语比较精通。这也培养了学习其他外语的兴趣,到现在袁已经接触了六七门外语。
  上中学以后,他几乎一本不落地通读了《鲁迅全集》;批林批孔的时候,他又在政策的倡导下阅读了大量的古书,比如《尚书》、诸子百家的著作等;在全民学习马列的热潮中,他又阅读了《马恩全集》。这些书不仅加深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还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他的认知能力,使得他对当时官方所提倡的东西产生了怀疑。所以,在“基本路线教育运动”中,袁被打成了一个典型,遭到隔离审查。
  1977年恢复高考,袁鸿林因为政审不合格,被剥夺了考试资格;1978年参加考试,分数完全可以上复旦大学,但因“历史记录”没有一所学校敢录取他;1979年,袁得到平反,同时报考了上海外国语大学本科和北京大学历史学研究生。两所学校同时考中,来了两份录取通知书,他选择了到北大读硕士。
  他认为,未必一定要接受正规的教育才能成才,虽然,“文革”的特殊历史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但是,这也客观上使得他脱离了学校的正规教育,自己有时间阅读大量的经典著作,也看清了很多东西。
  1982年硕士毕业,袁进入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做研究,1985年进入军队服役,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军事指挥员,后在战略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高级情报分析研究,转业的时候是营职干部。

  1987年到南开大学读在职博士,因为感觉到自己的学术观点得不到发挥,他没有参加正式的论文答辩。
  部队转业后,袁到广州做起了外贸,生意做得很大。“ 9.11事件”发生以后,国际贸易出口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生意萧条,加之身体有病,索性从商海中抽身出来,回老家养病。在与女儿的交往中他发现了女儿的天赋,决定做“专职爸爸”。

  “闭门造车”
  袁鸿林为孩子们设计的教室,就如一个童话的世界。地上铺着地毯,孩子们可以随时席地而坐;一大张课桌也可以作为平时打乒乓球之用;黑板上是孩子们根据自己的想象随意画的画;墙上则贴满了女儿小逸的国画作品;玩具、书籍、小提琴、电视机、围棋……
  在教室里,小逸演奏了两首小提琴曲,稚嫩的小手托起小提琴还显得有点吃力,但拉起来却有板有眼。随后,她还用毛笔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握笔的姿势已是相当老练。   袁鸿林常常给她看齐白石的画,让她自己去感受,慢慢地喜欢。
  “女儿不可能具体地说出这幅画美在哪里,但是她会说,这幅画很漂亮,我很喜欢。”“我也不会按照我的想法告诉她美在哪里,她完全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对于这样的培养方式是否会让孩子显得早熟的担心,袁鸿林不以为然:“早慧对于孩子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让她早明白一些东西有什么不好呢?”
  如今,袁鸿林在当地已经小有名气,媒体造访不断,送孩子来读书的家长也很多,但是,袁鸿林一般都会让家长慎重地考虑,“因为我的教育是超前的,需要后续教育的跟进,如果以后要送到学校读书就最好不要跟我学。”
  一位小男孩的父亲说,他的孩子才两个月时间英语和日语水平就有了明显的进步,“我暂时没有打算将孩子送到学校,想让他跟袁老师再学几年。”
  袁先生的教育方案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有专家认为,博士并不意味着就能当好幼儿教师,袁先生现在把孩子包裹起来,不让其和外界接触,很可能让孩子丧失一种生存能力。还有专家说,袁的这种方式剥夺了孩子的快乐,他应该问问孩子:“你快乐吗?”
  袁鸿林认为这种想法很荒唐。
  “有些貌似专家的人讲了很多孩子只应该玩的大道理,我认为是误人子弟。我的教育是一种‘快乐教育’,你看,(指着玩耍的孩子)孩子们玩得多开心,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园子里,孩子们快乐地生活,快乐地学习,怎么会不幸福呢?学校的应试教育才会剥夺孩子们的快乐,他们成天关在屋子里,而我的孩子却在野外,与大自然亲密接触!”
  一个事实是,尽管女儿在小集体里成长,却没有消磨掉独立的意识。她有时候和小朋友一起玩不让大人在一旁,会说:“你走,你走!”
  “说我是将女儿一个人关在屋子里教,说我是闭门造车,其实完全是一种误解。”
  “我不光只是教我的孩子,还有其他很多孩子,他们都很开心快乐。”
  袁鸿林说,至少小学、初中,他是不会送女儿到学校的。“因为,我这样的教育需要后续教育的跟进,如果我送她到学校就可能会前功尽弃。”
  袁鸿林眼里的幸福就是对世界有一个比较好的认知,并且让自己的想法得到满足,从而感受到人生的意义所在。“无知的人也可能生活得很幸福,但是,那只是一种低层次的幸福,而更高层次的幸福必须依靠知识去获得。”他说。
  关于人生的意义,袁鸿林说,这两年过得非常开心。“到了我这个年龄,名利对于我来说已经无所谓了,我这样教育我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做一个幼儿教育的实践者,我相信我会成功,这就实现了我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来自南方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