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勃兴起的美国家庭学校
在美国，越来越多的父母因为宗教等等原因，选择以“家庭学校”的形式，在家里教育自己的孩子
★ 文/陈竹(发自美国伊利诺伊州)
在芝加哥南边约210公里的厄尔班那城(Urbana)，早晨的八点半，这是大多数孩子衔上一块花生酱三明治爬上父亲的车，或是睡眼惺忪地歪在路口等校车去上学的时候。
而在普赖桑特小道1706号的克雷比尔(Krehbiel)家，母亲鲁思·克雷比尔却已和孩子们共同上完了早晨的第一节课——读《圣经》。清晨的阳光透过客厅的大玻璃窗洒在鲁思淡棕色的头发上，她合上《圣经》，摘下眼镜，紧闭双眼，开始祷告：“感谢上帝，让我们一家人坐在一起，开始了美好的一天”
10岁的詹姆斯仰在单人沙发上，合手闭目。17岁的丹尼尔和12岁的安娜依偎在一旁。最小的儿子、7岁的约翰则显得有些心不在焉，手里还在玩着塑料积木。
父亲大卫坐在木质的摇椅上。三年前，他离开了伊利诺伊大学的行政职位，在双子城圣经教堂担任校园牧师。通常，圣经晨读和祷告一结束，大卫就会悄悄离开，去地下室工作。而鲁思则会再花5分钟的时间给孩子们继续读一段关于各州历史的小故事。
读完故事就8点40分了，按照冰箱上贴着的课程表，9点整是文化课开始的时间。
“还有二十分钟！”鲁思站起身来，“詹姆斯和约翰，你们回去整理好房间，我一会儿检查；安娜，你喂好猫就去那边的桌子上订正数学；丹尼尔，别忘了10点要去犹大中学上物理课。”
做了15年的“妈妈老师”，鲁思已经学会不动声色地把不同年级孩子的学习计划安排得井井有条。年轻的时候，她可没有想过要7个孩子，她的理想是去荷尔美公司做食品科学家。后来因为际遇的偏差和宗教的影响，加上这些年她一直被习惯性流产所困扰，所以鲁思也就格外珍惜每一次孕育。
尽管有7个孩子，但这一大家子却从不闹腾。一家人总是给人温文有礼、有条不紊的印象，一如裱在墙上的家规第5条：“我们说话轻柔，彼此尊重。”
两年前，鲁思的第一个“毕业生”——大儿子那坦考上了伊利诺伊大学的消费经济学系；这个暑假，大女儿克里斯塔也收到一所基督教私立大学基础教育系的通知书。这学期开始，老四约瑟夫也进入犹大高中读书，现在“克雷比尔家庭学校”的成员只剩下丹尼尔、安娜、詹姆斯和约翰了。
看到时钟指向9点5分，鲁思立马循着楼梯走到地下室，去约瑟夫的房间检查他的阅读进度，然后上楼将詹姆斯和约翰从房间里唤出来上课。詹姆斯要练习打字，约翰则要朗读课文。
“家庭学校也是学校。在家教书对父母要求很高，必须要持之以恒，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鲁思说，她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家庭妇女，“实际上，我是全职的家庭教师。每天下午3点，等孩子们‘放学’了，我才‘下班’，才能做饭做菜料理家务。”
日益兴盛的家庭学校
上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家庭学校的数目屈指可数，各州也没有法律规定家长教育权、公民宗教自由和州政府权力三者间的关系。1972年，威斯康星州出台了著名的犹德(Yoder)法案，法官判定：为保护父母自由行使宗教自由权，允许他们的孩子在家受教育。
虽然最高法院对这一判决多加限定，譬如“家长必须能够证明其有长期的宗教信仰史”，但是，这毕竟为家庭学校的合法性和可行性从根本上打开了缺口。
到了80年代，美国的公众和媒体还是不大能接受这种“地下教育”方式，他们把家庭学校视为“狂热者或理想主义者发起的具有颠覆性的教育举动”。在爱荷华州，甚至出现过因为父母在家教育适龄儿童而遭遇牢狱之灾的案例。
但也正是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家庭学校在美国50个州都实现了和公立学校近乎相等的合法地位。到了90年代，随着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和枪支安全问题广受社会诟病，家庭学校的队伍日渐壮大。
根据美国国家教育数据中心2006年2月发布的最新报告，美国在家受教育的中小学适龄儿童(5岁到17岁)已由1999年的85万(占适龄学生总数的1.7%)发展为2003年的110万(占适龄学生总数的2.2%)。不少研究学者认为，这个数据还是相当保守的，“因为很多家庭拒绝加入注册调查”。
“我在家教书这15年来，从来就没有人来调查或者注册。这(指到家里调查)在伊利诺伊州是违反法律的。” 鲁思说。在家庭学校的管理方面，伊利诺伊州向来以“无为而治”著称。伊州的教育法并未特别提及家庭学校，但早在1950年州立最高法院的一项判决书就指出：“私人学校也是教育年轻一代的地方”
根据伊州的义务教育法，家长要在家庭学校里教育孩子，只需达到两项基本要求：其一，教育内容要包括语言、数学、生物/生理科学、社会科学、艺术、体育和健康；其二，教育指导要用英文进行。
只要做到这两点，家长们就可以在家教育子女，而免受各级教育部门的干预。这意味着，在家读书的孩子原则上不需要通过类似中国中考、高考这样的标准化能力水平测试，家长的授课的教材和方式也完全无需仿照公立学校的模板。
在鲁思居住的香槟地区，家庭学校的氛围则更为宽松和自由。由于厄尔班那和香槟这两座双子城共同构成了伊利诺伊大学的旗舰校区，这里的居民大多是伊大的毕业生和教职工，教育水平普遍较高。不少拿了高等学位的妇女在生儿育女后都倾向于在家教育小孩，传递他们的宗教信仰、人生价值，也用更加开放灵活的方式发现和培养孩子的秉赋。
一个家庭的力量不免有些单薄。早在1982年的时候，香槟地区就有几个家庭成立起一个地方性的基督徒家庭学校互助联合组织——La Casa(这个词在西班牙文中就是“家庭”的意思)。这个组织的成员家庭通常每周聚一两次，进行实地考察或者请专职教授来给孩子们上化学实验课等。参加这样一个互助组织，一家人只需交纳25美金的年费。
“我们大家聚集在一起，争取了不少权益，比如说每周三中午，小孩们都能和公立学校的学生们一样使用健身房。妈妈们则坐在一边，交换心得。”鲁思说。
她还告诉记者说，有的家长还带领孩子，共同开办了“家庭学校公司”，为家庭学校的父母们提供完备的课程表、各个科目的备选教材和法律、升学信息援助。无论是书本订购、更新网站还是财务统计，孩子们都全程参与。有的家庭住在农场里，就购买各种动物，指导孩子了解它们的习性和医疗方式。
“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鲁思如此描述家庭教育方式的多样性。
鲁思说，她认识一位对美国国内战争十分感兴趣的父亲，他对孩子的家庭教育全都是围绕内战这个话题展开的：内战时期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受到他的影响，鲁思也在不断改进自己的授课方式，“我现在的历史课就采用了类似的方式，譬如，学习一个州的历史，我会拿出地图让孩子们明确方位，然后插入该州的州花、州鸟，向他们介绍该州有名的文学家及其他们的作品。”鲁思说。
此外，鲁思和丈夫大卫还积极利用他们与国际学生接触较多的优势，腾出一间房租给来伊大学习音乐的外国学生。鲁思和房客达成协议，不用付房租，但要在周末的时候教孩子们学钢琴或其他乐器。就这样，鲁思家的音乐课断断续续已经上了七八年。
家庭学校的宗教情结和优势
去年，鲁思在厄尔班那公共图书馆看到一本书，说一个小男孩和他的父母用了好些年的时间一起盖房子做装修。在这个过程里，小孩学会了阅读、建筑、下水系统、美学等等。“最后，他被哈佛录取了。”
从上世纪末开始，几乎所有的美国名牌大学都对家庭学校的毕业生敞开了大门。1999年，在斯坦福大学秋季录取的学生中，27%来自于家庭学校，这个比率是1998年的整整一倍。
在厄尔班那，人们一听说某个小孩“在家上课”，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啊，他们的SAT很高的！”
SAT和ACT相当于中国的高考，几乎每所大学都把SAT和ACT成绩当作是衡量学生学术潜力的主要依据。自上世纪90年代末美国教育部开始统计应考者的受教育地点以来，家庭学校应考者的平均分总是要比全国的综合得分高出一截。
“实际上，我并不在乎他们是否能上大学，起码在15年前决定在家教书的时候，我没想过这么多。”鲁思说，“但我相信上帝会给他们指路。是的，15年前，我的出发点只是想让孩子们对上帝有多一些了解。”
鲁思给孩子们上课的教材——无论是阅读、数学还是历史——大多是私立基督学校的教科书。鲁思认为，政府为了实现政教分离而把基督教的内容从课本上删去是不对的。
“拿感恩节的由来举例，那些书本上都说是欧洲大陆来的人感激印第安人帮助他们度过冬天获得丰收，而实际上，是那些虔诚的基督徒们感谢上帝，并邀请印第安人参加他们的仪式。”鲁思说。
不满公立学校的教育模式，又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将长子那坦送入私立学校，于是，在1991年的秋天，鲁思选择了家庭学校的教育模式。
渐渐的，鲁思发现家庭课堂其实有很多她未曾预料到的优点。
“无论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一个班级通常都有二三十来人，再好的老师也无法对一个孩子给予足够的关照。而在家里，教学是一对一的，效率很高。懂了，我们就往前学，不用等别人的进度；遇到困难也不用担心，我们可以集中解决。”
在鲁思家，最高兴能在家读书的就数约翰、詹姆斯和安娜这几个小一点的孩子了。“你看约翰这个年纪的孩子，天性活泼好动。你实在没法想象让他在教室里从早上9点坐到下午3点。他比较适合集中注意力学习一小会，然后出去跑一跑，释放一下能量。”鲁思说。
“我喜欢在家，好多课间休息！”约翰乐滋滋地说。母亲一宣布课间休息，他就像风一样钻回他和詹姆斯的小屋，打开录音机，一边听“奥德赛冒险”的广播故事集萃，一边拼他的乐高玩具。他这个爱好是向哥哥詹姆斯学的——鲁思家的五个男孩，数詹姆斯的动手能力最强，鲁思因此非常鼓励詹姆斯把更多的时间花在益智玩具、建筑搭构和小发明、小创造上。
而小女孩安娜也有她独特的课间活动项目——蹦床！客厅外那个七、八平方米大小的圆形蹦床几乎是安娜一个人的竞技场，前空翻接后空翻，简直难以让人相信她是自学成才。
“和同龄人相比，安娜发育得比较晚，身材瘦小。在家里读书，她就不用花很多精力在乎别人怎么看她，是否喜欢她。相反，她能发挥自己的优势，安娜是一个运动能力非常突出的孩子。”鲁思说，“这些小家伙，他们还有大半辈子要在社会上与各种人打交道，有太多的事情需要他们分心。在他们读书的时候，家庭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让他们一心一意学习知识，多和父母和兄弟姐妹们培养感情，我觉得是很好的。”
父母的爱和选择
但是，也不是每个克雷比尔家的孩子都那么依赖父母的羽翼。
今年，17岁的丹尼尔和14岁的约瑟夫都同父母沟通，申请转到犹大基督中学去读书。
大哥、大姐出去读大学了之后，家里的老三丹尼尔发现平日一起踢球的几个好朋友也都转到犹大中学读高中了。“和我们一起去吧，不但可以一起踢球还可以一起上课！”他的伙伴们怂恿说。
鲁思无奈地说：“总是这样，小学阶段尝试家庭教育的家长最多；但年级越高，能坚持下去的家庭就越少。”
鲁思没有答应丹尼尔的请求。因为丹尼尔虽然不在犹大中学读书，但一直是该校足球队、篮球队的队员。“他已经有很多时间和朋友们在一块儿了。要转到那里上学，理由也应当是为了读书。”鲁思说。不过，她还是同意让丹尼尔在那所中学选修几门功课，为两年后申请上伊大做准备。
老四约瑟夫则顺利得到了母亲的准行证。“他不一样。他喜欢外面的学校，因为他能从考试成绩和班级排名上得到满足，他常抱怨我不为他们的作业分出a、b、c几等。”鲁思无奈地笑说。“现在，约瑟夫一回家都骄傲地把作业和试卷秀给我看。”
鲁思一边削着手中的梨，一边侃侃而谈：“别人担心在家上课的孩子会缺乏社会经验。但在我们家，这可不是问题。”她告诉记者说，克里斯塔在去印地安那州上学前，曾经一边帮人照顾小孩一边去教会做兼职秘书;那坦在超级市场做过出纳，在中学足球队里做过裁判，在教堂的周末儿童班做过指导老师;就连约翰这个7岁的孩子，每天傍晚都会坚持出去送报纸，每月能挣50美金，这些钱他除了买杂志以外，还存着供自己将来读大学。
说到这里，鲁思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