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王齐

来自通约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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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齐:当年沙田的路是我们永远不能忘怀的。不是因为有故事、有意义,而是因为太烂了。从我们生产队去公社所在地—横流,一条小泥路经西太隆、大坭等(说不明白,只知道怎么走),还要过一次渡,几年也去不了一两回,好像一次要走近两个钟头。只是生产队派工驶船去还多一点。放假、有事我们都去太平镇,也是泥路一条走一个多小时。下起雨来,大家就都有体会了,路滑的根本不会走,雨天学走泥泞的路是在沙田地区生活的基本功。我们住茅寮,出门就是泥,滑倒摔跟头也就家常便饭。于是久而久之,练得一“脚”功夫,扛稻谷、扛甘蔗就都不在话下了。当年的“路”真的记忆尤深。


王齐:@尧 你们怎么这么多证,我们都没见过购糖证,每年分的白砂糖都吃不完,每个人分有100多斤,当时也没想到去卖,只是有时回广州带些回去,交通不便也带不多。我们不用买鱼,也买不到鱼,可能你们那里有鱼塘。我们生产队三天两头有鱼虾分,知青优待一次每人最少二两,我们生产队五个人一起搭伙做饭,队里经常给我们七八两甚至一斤虾,要知道这个是现在卖得很贵的咸淡水交界处的麻虾,清明前后直至端午龙舟水期间,或是圩田排灌,运气好的时候,一连好多天吃虾吃的嘴都破了。只是没有油,烧红大铁锅滴几滴油,放一点盐用水一爆放虾入锅,真的名副其实“白灼虾”,可惜当年还不知道有这个词。那时真的有点原始共产主义的味道,好像唯一的买卖就是国家征公粮,好多都是采用实物分配,都在工分里边扣。


吴军捷:@小洲艺术区王齐 同感。我们九个人一个集体户,自己养鸡、狗、猪。自留地的菜基本夠吃,沒有什么证,到大队小卖部每人每月配二两油,在他的小本上登记,也沒有证。只是养的猪卖六留四,我们那头“新沙皇”大白猪,全队最大,一百五六十斤 ,留下几十斤做腊肉,取回几十斤肉票。当然也有惨的时候,季节接不上,九个人餐桌上只有几块腐乳。

我们有一群鸡,原则上每月可杀一只,几个月杀一只狗,杀狗时全大队知青都会来聚餐。平时鱼虾不断,生产队会分,社员会送,晚上还会捉田鸡、蛇、野鸭煲粥。周荣光是大厨,手艺好到不得了。

我们也无电、无砖房、几个月无淡水。要撑艇去虎门寨运淡水,方思宁、古锡洪发明了用煤油灯烧红铬铁做半导体收音机。我们还把播送连在大队的广播线上,向对岸的王齐他们喊话“我们是稔州68115部队,着王齐、施小青过来投诚!”玩个不亦乐乎。

挿队几年都住茅寮,上书“身居茅寮心怀天下,扎根农村红心向党”,因为是集体户,规矩上最早收工的人不洗脚,直接到厨房煮饭,第二批去自留地摘菜喂猪,第三批接手炒菜。后面回来的洗干净换前边的人去洗脚,这样人齐了,大家洗干净,饭也好了。吃饭后到生产晒场办夜校、做赤脚医生、搞宣传队。然后还有些死党跟我们回寮,扯天扯地,搞夜宵。回忆起来,很有些开心的日子。

我们班四个人,原来是两派,但四年中从来沒有吵个一次咀,亲如兄弟,互相照顾。周荣光是记分员,人缘特好,以致四十多年后回队,很多人都记得他的名字。古锡洪是赤脚医生,方思宁做农科。我们都是生产队一级劳力,托谷、撑艇、驶牛,抬大石,谁也不会小看我们。带社员到广州看病、火海救牛、下水堵堤缺样样带头,所以社员视我们为一家,我们住处没有一个地方上锁,从未失过东西。常常收工回来,桌子上都是社员送的菜和鱼虾。

印象中,我下乡四年(1968.11.5-1972.11.5)只有一个五一节回了广州过,其余节日都在生产队里(当时回家也沒有人,父母在干校 ,弟妹在分校,媬姆走了,家里连猫都养不住)由于年轻,“力去力来”沙田每天超过十小时的农活难不倒我们,且“力贱得人敬”赢得了社员的认同。当然,我们也干了一些阶段斗争的蠢事。

  • 华附老三届部分同学的照片-1.jpg

这是1967年5月在广州照的相片,前左起:郭小穗,贺南征,李小玲(已故),杨惠惠,汪北英, 后排左起,王齐,刘志修(飚),汪忠民,汪小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