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孙毅
我的父亲孙毅
作者 孙东海
孙毅简介:
- 1921年9月出生于河北省高阳县
- 1938年至1942年在河北省高阳县参加抗日斗争，任青救会主任
- 1942年至1946年进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中央秘书处速记员
- 1946年至1952年任大连广和机床厂厂长、大连机床厂厂长
- 1952年至1955年赴苏联留学
- 1955年至1959任武汉重型机床厂第一付厂长兼总工程师
- 1959年至1960年中南协作区
- 1960年至1971年任中南局机械局付局长、技术局局长
- 1971年至1992年任广东省一机局局长、机械厅厅长、（兼广东机械学院院长）省顾委会委员
- 2009年12月2日病逝
目录
我的父亲孙毅(1)
苏军上校:“我要枪毙你！”
1946年5月，孙毅调离中共中央秘书处被编入东北区旅大(旅顺、大连)工作队。因东北局势的紧迫，工作队共150人从编队到集结只用了三天时间便在一个加强连的护卫下匆匆出发了。
经过了半年的艰苦行军，工作队冒着生命危险穿越了数道敌占区的封锁线终于到达了由苏联红军占领的辽宁省旅大。当时的旅大，是在苏军打败日军后便驻军旅大地区实行了军事管制，苏联政府只同意了中共接受旅大而把国民党排斥在外，由各阶层组成统一战线，在中共负主要责任的情形下建立了民主政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特殊的解放区。它担负着直接支援我东北野战军作战的后勤保障和苏军在旅大地区的物质供给。
1947年作为军代表的孙毅当上了原先由日本人建的大连广和机床厂厂长。当时该厂的主要任务是为东北野战军制造和维修武器，同时也承担一部分苏军的武器维修。
那时驻大连的苏军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苏军的纪律又特别的差。老百姓对苏军的各种肆无忌惮的劣迹深恶痛绝，常说:“小鬼子走了，大鼻子来了，大鼻子和小鬼子一样坏！”
一天，苏军驻大连司令部的一位上校带着五六个苏军士兵分乘两辆吉普车，在没有打招呼的情况下突然闯进了广和机床厂。正在市委开会的孙毅得知后立即赶回了厂里。由于苏军来时孙毅没在厂里第一时间出来迎接，苏军上校一脸的不高兴。苏军上校草草地看了下工厂维修苏军武器的情况便骂骂咧咧地胡乱地提了些要求。孙毅满口答应了苏军的要求。
随后，孙毅便把苏军带进了专门为苏军而设的接待室。当时在大连市只要是与苏军有可能打交道的处级以上企业单位都设有装饰尽可能豪华的苏军接待室并配有翻译。 上校刚坐下，厂部翻译就赶紧递上了苏军喜欢抽的雪茄烟并帮他点燃。接着，一位年青漂亮身材高挑的姑娘便端着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送到了他的面前。上校一看到眼前的漂亮姑娘，刚才还阴沉的脸顿时云开雾散，绿色的眼球也放出了淫光，被浓密胡子遮住的嘴也咧了开来，一支拿雪茄的手赶紧把烟塞到了嘴里，两支长满黄毛的大手一下子以极快的动作突然抓住了姑娘刚放下咖啡还没有来得及抽回去的手！
姑娘被上校突如其来的动作吓得连声尖叫，上校不但没有松手反而紧紧地搂住了姑娘，并动手在姑娘丰满的胸脯上乱摸，姑娘面对牛高马大的上校一时也无法挣脱，求救的目光投向了孙毅。
坐在一旁的孙毅早己把这一切看到眼里。虽然之前对苏军特别喜好侮辱和强奸中国妇女的暴行早已耳闻，没想到今天竞然在自已的面前赤裸裸地上演了！孙毅的忍耐冲破了极点！
怒火冲天的孙毅突然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大声对上校喊了一声:“住手！”
上校被孙毅惊天动地的吼声惊了一楞，手不由地一松，姑娘趁势脱身，含着眼泪跑出了接待室。上校一看，到手的美女没了！便腾的一下也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头上立刻暴出 了青筋大声对孙毅咆哮着俄语脏话。吓得在一旁的翻译也没敢翻译。
孙毅毫不畏惧地大声对上校说:“这是在我们中国的领土，我不允许你污辱中国妇女！”接着又对翻译说:“你马上翻给他听！”
翻译如实地翻了过去，仅管他翻过去的话比较平和但上校听了后立刻就像点燃的炸药一样，整个人炸了起来，右手立刻从腰间拔出了手枪直对着孙毅的脑门！
上校气极败坏地吼道:“我要枪毙你！”
在一旁的苏军士兵也哗啦哗啦地拉开了枪栓用枪对准了孙毅。一群中国同志们也毫不示弱地上前用身体挡住了孙毅。上校突然手一扬向天花板“叭”地开了一枪！这一枪正好打中了天花上的吊灯，吊灯上的玻璃片向四处炸开，正好有一块玻璃片划破了一位苏军士兵的脸，鲜血立刻流了出来。
这个士兵一见自己的脸流血了，不管三七二十一便轮起冲锋枪就向一位离他最近的中国同志头上砸去！我们这位同志敏捷地一躲，苏军士兵砸了个空，用力过猛的士兵一下子摔了个狗啃屎！脸上的血蹭得满地板都是。
上校一见此状便气极败坏地大声命令他的士兵:“把这个厂长抓起来！带走！”
几个身强力壮的苏军一拥而上把孙毅架住，这时在场的中国同志也冲上去解救。冲突就要发生！
孙毅心想现在若不立即控制住局面，顷刻就会失控。恼羞成怒的苏军们是什么事都可以干得出来的！
他大声地劝阻道:“同志们，不要紧。我跟他们去，没什么了不起的！你们马上向市委报告！”说着还把腰间的手枪交给了同志们。
在孙毅的劝阻下中国同志们松了手，苏军把孙毅押上了军车开进了苏军司令部。
孙毅要求见苏军最高长官的要求被野蛮地拒绝了。
孙毅被关进了禁闭室，但他一点也不害怕。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任何过错，大连市委马上就会派人来与苏军交涉放人。而且近期斯大林迫于我党根据苏军在华的一系列严重违纪行为多次与苏联政府严正交涉，最近对苏军的在华纪律也要求严了，苏军明知理亏不敢把自己咋样。
果然，不出一支烟的功夫，在苏军还没来得及处置孙毅之前，时任大连市委书记的任仲夷就赶到了苏军司令部，直接会见了苏军驻大连的司令，要求苏军立即放人！
最后，苏军为了给自己找个台阶下，硬说是孙毅对苏军不讲礼貌(苏军上校到厂时孙毅没有在厂接待)才把他抓到这里来的。任仲夷早己知道事件的真相，也知道此时此地与苏军是无理可讲的，只要你放人就由你去说吧。苏军司令见此状也知道把仅仅是因为中方接待不周这样的小事闹大，提到两党外交的层面也不好收拾了。于是就向中方提出，要撤孙毅的职并要关押一天后才放人。任仲夷只好表面上同意了苏军的无理要求。
为了以防不测，任仲夷提出留下两位孙毅工厂的同志在苏军司令部里等侯苏军放人。苏军司令不同意！与苏军的横蛮无理打贯交道的任仲夷又提出了两个折仲的办法供苏军选择:一是把孙毅关押在大连中方的看押所里由苏军派人看守;二是把孙毅厂里刚刚参与过接待工作的两位同志与孙毅关押在一起以示对他们的“惩罚”。苏军司令最后也别无它法，只好选择了任仲夷提出的第二个办法。这两位同志也“高兴”地被苏军把他们与孙毅关押了在一起。
第二天，孙毅三人被放了出来。任仲夷为了掩苏军耳目口头通知了苏军司令，孙毅的厂长职务已被撤消。随后，市委派孙毅出了趟远差，一个月后孙毅回来了，市委命令他出任了比大连广和机床厂规模还要的大连机床厂厂长。
我的父亲孙毅（2）
列宁：“学习、学习、再学习！”
在工厂当了几年厂长的孙毅在生产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要当好厂长就必须具备很强的专业知识，否则就是外行领导内行很容易造成瞎指挥。中苏建交后，中国准备向苏联派出第一批留学生。孙毅知道此消息后立即向市委提出了申请。
市委一位主管此事的部长说：“我劝你还是别凑这个热闹了，首批留学生在全国十几万人中严格挑选而且主要是由高干子弟、烈士子弟和在校就读的中共党员大学生组成的，像你这样只读了初中一年级，连数、理、化都不懂，怎么能够通过初考呀?”
“我可以学呀。”
“你现在是厂长，市里又不可能批准你脱产学文化，你怎么能够在七个月内学完高中课程呀？”
“我不脱产，我有办法学出来，一定能通过考试！”
“那你就试试吧，但是绝不能影响工作。”
经过半年悬梁刺股般的的苦读，孙毅神奇地通过了严格的文化考试；再经过层层筛选终于成为了我国解放后第一批1952年（1500人）赴苏留学生。像孙毅这样来自基层的在职干部真是凤毛麟角(江泽民、李鹏、叶选平都是同期学生)！
到了苏联，留学生们才知道，斯大林已对中国留学生下了死命令：半年内一定要学会俄语，一周一测验，连续两次测验不及格者退学！半年后俄语过关的学生才能分专业继续留学。
时任驻苏大使王稼祥要求留学生们做到:“你们肩负着祖国的重托，人民的希望！你们要牢记列宁的话‘学习、学习、再学习！’” 1500名留学生被分为19个班，每班80人，每班只配备一名俄语教员。人们都知道，学外语老师教的人数越少越好。一个老师教80个学生，只能采取填鸭式粗放型的教学方法，学生们上课必须非常认真的听讲，还必须要有鹦鹉学舌般极强的语言模仿能力，不懂的上课也不可以提问（老师要把三年的课程压缩在半年之内教完，为了赶进度，所以课堂上不准提问），只能下课后找同学问。
孙毅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俄语字母里的弹舌音，就是在口腔里利用气流和舌尖的连续振动发出清晰的“嘞～”音，这是俄语中独有的发音。孙毅在儿时舌头受过创伤，虽然不影响说汉语但要发好这个俄语“嘞”音就比一般人难得多。他吹干了嘴唇，僵硬的舌头也无法发出这个“嘞”音。第一次测验就不及格！这可把孙毅急出一身冷汗，只有拼出浑身解数再搏一次了。孙毅根据别人的经验在嘴里含一小口水反复“嘟噜”着。白天要上课没法练，晚上做完功课又预习完后才能练。
夜深了，孙毅怕影响别人睡觉只好跑到洗浴室里练习发音。二月份的莫斯科气温在摄氏零下20多度，滴水成冰，熄灯后洗浴室里就停止了暖气、热水供应。孙毅把别人的大衣也穿上了仍然冻得发抖。嘴里哈出的气沾到脸上立刻就结成一层薄冰，到冰越结越厚实在冻得不行了才用热水化解。一壶热水很快就用完了。为了不影响同学们睡觉，他只能蹑手蹑脚地到别的宿舍去“偷”。一个晚上用掉了三壶热水，用掉的热水是要还的，否则，同学们一觉起来没热水喝就麻烦了。他必须赶在天亮之前等开水房开门后把水先灌上送回宿舍。连续两个晚上孙毅几乎没有睡，终于练成了。第二次测验顺利的通过了，但孙毅的双耳却冻出了冻疮。
孙毅摸着又红又肿的双耳高兴地说：“就是冻掉双耳也值得！”
语音测验通过后，孙毅被选为学习小组长（10人一组，也是同一宿舍）。为了能在短时间内牢记大量单词，孙毅在小纸条写上俄文单词贴在宿舍内所有可以贴的物品上；还没学过的就用字典查出来也贴上；学过的并已记住了的就换成新单词。有一次，孙毅把贴在茶杯上的单词换成了“痰盂”惹得同学们一阵哄笑。
由于效果不错同宿舍的同学们也加入了，人多热气高。大量且随时更新的单词层出不穷，贴得满屋到处都是，对牢记单词挺有帮助。后来又增加了粘贴俄文语法与范句。
为了挤出时间学习，孙毅为自己立法三章：
1、不看电影、不跳舞（学校每周末都举行舞会）；
2、不上街购物（所需物品请同学代买）；
3、每天早起一小时，中午不午休，晚上晚睡两小时。
有一次，孙毅三个月没给家写信，妻子来信也顾不上回，妻子以为他出了什么事，赶紧通过多种渠道通知到孙毅，他才回信报了平安。
孙毅是学习小组长，他也给小组学员立法三章：
1、每天全宿舍做完当天的功课后，全体集中开一次学习交流会（学先进、帮落后、讨论和解决学习中的难题）。
2、本小组内的人交流必须用俄语对话（没学过的单词、语法尽量用手势辅助表示），如果不小心说了中文要受罚（打开水、扫地等）。
有的同学打趣问：“要是说梦话用了中文怎么办?”
孙毅认真地说：“醒了以后用俄语重说！”惹得同学们哄然大笑。
3、个人生活琐事（除了写家信）都由当天宿舍的值班员代理（如：洗衣、购物、出公差、、、、、、等等）。以便集中精力用于学习。
孙毅的两个约法三章收到了很好的学习效果，他的俄文测验经常在班里名列前茅。他的学习小组也没有一个人被退学（1500位留学生陆续被退学的有20多名），他的学习小组多次被评为“列宁学习小组”。
有一次，老师因公务没能来授课，这可急坏了全班同学。这时他们已经学习了五个月的俄语了，孙毅自告奋勇淡定自若地登上讲台代替老师讲课（孙毅每晚都预习完第二天的课程后才睡觉）。他娓娓动听的纯正俄语发音以及用手势加以辅助的讲课吸引着同学们，大家都认真地听着也不时插话互相补充着，课堂气氛十分活跃。
这时老师办完公务返回课室，在门外听到孙毅的讲课，不禁大吃一惊。他完全没有想到在他填鸭式的教学下竟然有这么出众的学生能够惟妙惟肖地学着他的口音和动作在讲台上充当老师讲课！
老师赶紧走进课堂握着孙毅的手说：“哈拉少！哈拉少！（很好啊）”
全班随即也对孙毅报以热烈的掌声！
孙毅灵机一动向老师建议道：“还有一个月就要总考了。我建议，从明天开始全班每个同学都轮流讲一堂课，您在一旁指导和讲评。” 同学一听都赞成！一致要求老师接受孙毅的建议。
俄语老师看到了今天孙毅讲课的效果，又看到了中国学生敢于实践的热情，就大声地宣布：“欧钦尼，哈拉少！”(可以，很好啊)
“乌拉！乌拉！”同们们爆发出了热烈的欢呼声！
功夫不负有心人！孙毅最终以全班第二名的优异成绩通过了俄语学习。学习结业时，王稼祥大使专门到学校祝贺。
他说道：“同学们！你们高兴，我也高兴！你们是祖国的骄傲！你们学习辛苦了，你们现在有什么要求吗？”
孙毅举手请求道：“我想去红场照张像寄回家。”
“半年了，你没去过红场吗?”
有的同学插话道：“别说红场了，他连学校的门都没出去过。”
“他每天三点成一线：宿舍、课堂、饭堂。”
“他入学时110斤，现在只有90多斤了，一阵大风就可以把他吹回中国去了。”
同学们都开心的笑了，大使的眼眶却湿润了！
大使激动地说：“你们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国家有了你们这样的人一定会很快强大起来的！你们的要求我都答应！都答应！”
第三天，大使馆向苏方要了几十部大卡车，把所有的留学生带到了红场。
孙毅在红场列宁墓前的照片后面写着：‘学习、学习、再学习！’寄给了妻子。
随后两年半的机械制造专业学习，孙毅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成为了新中国第一批机械制造专家。
我的父亲孙毅（3）
毛泽东：“我还会再来的！”
1956年6月初的一天‚凌晨两点钟左右，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把时任武汉重型机床厂（简称武重）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的孙毅从睡梦中惊醒。
电话中传来了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不容置疑的命令：“你和史梓铭（武重厂党委书记兼厂长，老红军）两个人立刻赶过来，门口有车在等你们。”
孙毅刚想问是去那儿什么事，王任重立刻接着说：“什么也别问，来了就知道了。”
孙毅放下电话赶忙穿上衣服，和对门住的史厂长先后冲出了家门。俩人立即钻进早已在门口等候的省委的汽车里。车上除了司机还有一位军人。孙毅俩人一脸茫然，谁也不敢问。他们猜测，难道厂里发生了重大情况？事故？敌特？还是省里有重要指示？
车子在去武重的沙土路上飞快地行驶着，很快开进了武重刚刚建成的厂内的专用铁路线旁。夜幕中的铁道上静静地停着一列墨绿色的高级专列，周围布满了许多荷枪实弹的军人。清凉的夜空中弥漫着神秘和庄严的气氛，就连蒸汽机车的烟囱也只是轻轻地吐着白烟。
史厂长和孙毅被带到专列上后，才被告知：毛主席等会要听你们厂的汇报。
啊！孙毅惊喜万分，原来是毛主席来了！他差点没喊出声来。
武重当时是苏联援建的“156项”全国重点项目之一，该厂于1954年开工建设，1958年夏建成投产。武重的建设和建成开创了我国重型机床生产的先河，奠定了我国“重工业母机”的基石。至今武重厂的雄风依旧。改革开放后，许多军工企业都是“军转民”了，武重却是“民转军”，2010年已转成主要生产大、重型国防产品的大型军工企业集团了。 1956年5月毛主席看到了武重呈报上的《建厂工作报告》。毛主席非常关心武重的建设情况。6月初，毛主席来武汉视察，湖北省委安排了武重的汇报。
史厂长首先向主席汇报了厂的基建情况。
当孙毅刚在主席面前座下准备汇报时，主席便说：“你好像面熟呀?”
孙毅赶忙说：“报告主席，43年至46年在延安时我是中央秘书处的速记员。经常给中央领导做记录。您在七大的开幕词和闭幕词就是我们速记组记录的。”（毛主席在七大的开幕词和闭幕词后来整理成《两个中国之命运》和《愚公移山》两篇文章并编入了《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哦，我说你怎么面熟呀，原来我们是老相识了，你这个从窑洞里出来的快笔手怎么搞起厂子来了?”毛主席打趣地说道。
孙毅惊讶地佩服道：主席的记忆力真是超群呀！连我们这样普通的工作人员都过眼不忘啊！
在一旁的王任重向主席介绍道：“孙毅今年35岁，脑子好用，爱学习，他是我国解放后第一批派往苏联留学的同志，学习机械制造，现在是专家当上厂长了。”
主席用赞许的眼光看着孙毅说：“好嘛，你说说吧。”
孙毅说到：“我们办厂的宗旨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干苦干；灵活机动，一切为投产服务，快干巧干！”
王任重对孙毅说：“主席看过你们的建厂报告了，你现在向主席重点汇报一下你们现在厂外培训人员，试制产品的情况。”
孙毅如数家珍地汇报着，主席静静地听着，当听到武重在基建的同时已在厂外开始培训技术骨干的时候主席说道：“及早抓住工人培训工作，使新生力量很快成长起来，将来新老结合起来，床子开动了，你们就主动了。”（摘自武重厂誌）
当孙毅说到现在已在厂外开始试制产品时，主席称赞道：“你们在工厂建成以前，就在厂外试制了新产品，这个做法很好。你们（指在场的武钢、武船、武锅等几个大厂的负责人）也可以照武重的干。”（摘自武重厂誌）
几个大单位的负责人汇报完后，天已经亮了，工地上的汽锤也响了起来，铿锵的气锤声似乎提醒了主席什么，主席突然说：“不谈了，下去参观吧。”
由于事先没有安排主席下车视察，听主席这么一说，公安部长罗瑞卿马上婉言地劝说：“主席，您已经劳累了一整夜了，现在应该休息了，今天下午还安排了好多日程呢。”
孙毅当然希望主席能下车看看工厂的基建，再聆听一下主席的具体指示。这时他突然想起来了，主席在延安时期就早已形成了深夜工作，上午睡觉的习惯，就没吱声了。
王任重在一旁也帮着劝主席该休息了。
主席听罢不太高兴地说：“你们就是不让我接近群众呀！”
接着主席对王任重说：“他们（指武重）以后有困难可以直接写信、打电话，或到北京来找我。”
主席说罢停顿了片刻，突然加重语气说：“我还会再来的！”
随后，汇报人员都下了车，专列随即开出了武重。
第二天，武钢等几个大单位的人便来取经了。
两个月后，人民日报发表了《反对急躁冒进》的社论。一天，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的一位副部长急匆匆地来到武重（武重是一机部部属企业受湖北省和一机部双重领导）。下车伊始就命令道：“部里已紧急决定，撤销你们增建和在建的二厂房（二厂房和一厂房是武重最关键的两个主厂房）项目，现在就立刻停建！”
“为什么？”孙毅不解的问道。
“二厂房的上马是急躁冒进！”
“我们从实际出发，二厂房的增建具有投资少、工程短、产量翻番的巨大经济效益，而且工期已经过半，停建会造成巨大损失，我是总工程师，我不同意下马！”
“那也不行！”
“我保留我的意见，我要向中央报告！”
“我要撤你的职！”副部长拍着桌子吼道。
“就是撤了我的职，我是共产党员也有向中央报告的权力！”孙毅毫不示弱地也拍着桌子向副部长大声说道。
“那你就等着瞧吧！”又对史厂长说：“史厂长你立刻下令停建二厂房！”副部长说罢便怒气冲冲地甩手而走了。
双方不欢而散，在场的人都为孙毅捏了一把汗。史厂长并没有马上下令停建二厂房而是马上召开了紧急党委会。党委会一致赞同孙毅的意见，并决定：以厂党委的名义写出报告并立刻派专人马上赴京将报告在第一时间呈报给李富春副总理；在李副总理没有批示前，二厂房不能停建，有问题党委顶着！
李副总理支持了厂里的意见，二厂房没停建，孙毅也没被撤职（孙毅逃过一劫）。
1958年夏季，武重比计划提前一年半建成投产。由于二厂房的增建比原设计能力提高了一倍！武重向党中央、毛主席报了喜。孙毅想，毛主席一定会再来武重的！
1958年9月15日毛主席再次来到武重视察。
主席一进厂便对孙毅说：“我说过，我还会再来的！”
主席这次没有专门听取汇报，而是亲自深入厂房，直接走到群众中去边看、边问、边作指示。每到一处激动的人群欢呼雀跃“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惊天动地震撼人心！毛主席不时微笑着向工人们挥手。
当主席来到足有六层楼高的二厂房时，孙毅报告说：“主席呀，要不是您上次来视察的时候说过，有困难可以直接写信给您的话，恐怕现在您已经看不到这个厂房了。”
“哦，出了什么事吗？”主席问道。
孙毅如实地向主席报告了与副部长吵架拍桌子的事。
主席高兴地称赞道：“你们从实际出发顶住了压力没有下马干得好！”
当主席来到计划外建成的炼钢车间时问道：“你们的钢炼的怎么样了？”
孙毅坦率地答道：“炼钢不是我们厂的专长。但是为了贯彻中央全民大办钢铁的指示，我们搞了两个三吨转炉，浇铸出来的钢完全可以满足大型铸钢件的要求。没有搞大规模的‘小、土、群。’”
当时在毛主席大力倡导用“小、土、群”的方法全民大炼钢的大跃进年代，孙毅敢当着主席的面讲出不搞“小、土、群”是真吃了豹子胆！是犯“王法”的！把在一旁的王任重也吓了一跳！
主席听了没说啥，略皱了一下眉头，既没表示反对也没表示赞同。现场的气氛显得有些凝重，孙毅的心也沉甸了起来！机警的王任重赶紧岔开话题，谈起了机床。
主席顺着王任重的话题问道：“你们现在可以生产多大的床子呀？”
王任重在一旁狠狠地瞪了孙毅一眼！孙毅也赶紧回过神来。
连忙回答道：“由我厂自行设计的C681重型车床，回转直径2米，加工长度8米，在我国目前为最大，世界上排第五，明年可以投产。”
王任重插话说：“连苏联专家组都赞扬他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可以自行设计出这么大的床子，‘中国人真聪明哦！’”
史厂长补充说：“苏联专家组的组长恰好是孙毅留苏时的机械制造教授。教授说，‘我这个老师都没设计过这么大的机床，你这个学生能行吗？’但我们只用了半年时间就设计成功了。”
主席听罢又高兴起来了。
那天主席视察完武重心情很好，对罗瑞卿和王任重说：“安排一下游泳吧。叫他们（指武重厂的领导们）也一块去放松放松吧。”
那天下午，孙毅和厂的其它领导们陪同主席在省委游泳池游了一个小时的泳。孙毅那颗“沉甸”的心，在游泳池里也轻松地“漂浮”了起来。【后来在59年反右运动中，有人 向省委告状说孙毅不搞群众性的大炼钢铁运动是右派！王任重批示道：武重的做法主席是知道的，主席都没说什么，孙毅不能算右派！孙毅由此又逃过 一劫！】
我的父亲孙毅(4)
陶铸：“这个展览办得好!”
1966年的3月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从华师附中回家。
父亲对我说：“东海，你明天吃过早饭用自行车把我的行李驮到海珠广场的广东工业展览馆去。”
我不解的问道：“驮行李到那里去干什么？”
“搞个展览会，还有一个星期就要开幕了，太忙了，临时去馆里住几天。”
母亲在一旁说：“叫机关派个车拉去不行吗？”
“明天是星期天，司机们也要休息嘛，我坐公共汽车去就行了。”
第二天一早，父亲吃过早饭就急匆匆地走了。随后我也驮着行李到了展览馆。这里正在紧张有序地布置着由中南局技术局（父亲时任技术局局长）主办的“中南地区双革双新展览会”（技术革命、技术革新；新工艺、新材料（中南局经委主，任王全国任展览会领导小组组长，经委副主任李荻和我父亲分别任展览会领导小组副组长）。展览馆的馆区面积很大，是原来“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的老馆址。室内有五层楼，室外还有一个一千多平方米的露天展场。室内外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工业展品。
在展馆里我找到了父亲，只见他身穿一套工作服，正在指挥工人们安装一台大型机床。旁边的一块说明牌上写道：由武汉重型机床厂生产的这台机床，是我国第一台自主设计的全自动化无人操作的重型机床，从机件加工开始可连续运作到机件加工完毕不需人工操作，其功效比人工操作提高三倍，加工精度达到A级（最高级）。
技术局一位叔叔对我说：“这是你爸爸和武重厂的技术人员们一起设计的，当年你爸在武重当总工程师时就想搞自动化机床了，现在终于搞成了，这可是他的宝贝啊！所以他一定要亲自安装。”
我看着父亲被汗水湿透的后背，崇敬之情油然而生。父亲啊，难怪你那么消瘦，原来你除了负责技术局的工作外之外还要搞机床设计呀！“自动化无人操作”这是我在课堂里刚听到的新概念,今天却真实地展示在了我的面前。这其中凝聚着你多少辛勤的劳动和智慧啊！
“这个展览馆里有一千多件展品，是你爸爸带领我们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走遍了中南地区精心挑选出来的，汽车轮胎都换了好几条了。有些设计图纸他还要亲自审阅呢！”那位叔叔又补充说道。
我不敢多耽搁就赶紧去安置父亲临时的“家”了。
这是在一楼靠展览广场仅一窗之隔的一间办公室里。办公室很大，既可以办公又可以会客，在办公室里的屏风后面放了一张单人床和一个床头柜。我把父亲的行李摊开，放好他的洗漱用品后就回家了。
父亲却从那天起直到展览会开幕那天，都在这间办公室里“扎营”了。
又过了一个星期，我从学校回到家时母亲对我说：“你爸爸已经一个星期没回家了，明天展览会开幕，你到展览馆去看看他吧。”
第二天是星期天，海珠广场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醒狮起舞、人声鼎沸。“中南地区双革双新展览会”隆重开幕了。
时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在开幕致词中说：“目前正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的双革双新运动，首先是由我们中南地区在两年前就率先开始的。今天，这个展览会开幕，国务院办公室还发来了贺电。双革双新运动开展两年以来给中南地区的工农业生产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展览会的开幕必将会把我区的双革双新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我代表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对展览会的开幕表示热烈的祝贺并祝展览会成功！”
这一刻，我看到坐在主席台上的父亲神采奕奕，眼睛在凹陷的略带着黑晕的眼眶里闪耀着喜悦的光芒，他双手在使劲地鼓掌。我想，他肯定是在为展览会喝彩，也是在为他自己加油，继往开来、任重道远啊！我不由自主地在台下也使劲地鼓起了掌，我为展览会的开幕鼓掌;我为我的父亲感到骄傲而鼓掌！
又过了一个星期，父亲叫我明天(星期天)把他在展览会的“家”撤回来。周六的晚饭父亲吃得特别快，然后穿戴的很整齐顺手又拿了几包烟便匆匆地去了展览馆。那一晚父亲又是在馆里过的。
第二天早饭后，我骑自行车也到了展览馆。那天是展休日，不知道馆内的工作人员们为什么还在忙碌着。我远远看见一群人在围观着什么。我好奇地挤进人群一看，原来是中南局陶铸书记一行乘展休日前来展览馆参观。
我听到父亲在解说：“这台多用途工作机是长沙机床厂的工人师傅们将车、铣、钻、磨四种功能聚一起，经过大胆革新后安装在一台机床上，这样一台机床就可以顶四台用了。”
陶铸饶有兴趣地问：“今天是星期天，工人们都休息了。孙毅，你能给我们操作一下吗？”
父亲高兴地答道：“没问题。”说着就开动了机床。
父亲一边熟悉地操作着，一边说道：“其实一台机变四台机的原理很简单，只要把机床的一部分动力通过几组齿轮转换到机床加工面上，再安装一组可 切换的工夹具就可以了。”
陶铸听后感慨地说道：“这就是技术革命的“魔力”呀，以一变四，好东西！”
父亲突然在人群中发现了我，他颐指气使地暗示我赶紧离开去收拾行李。
我回到父亲的办公室，刚推开门，一股呛人的烟草味扑鼻而来。只见办公桌上、茶几上、沙发上到处都堆满了图纸，有几张图纸还打开着；烟灰缸里的烟蒂满满的拥挤在一起堆成了“小山”。父亲的烟瘾特别大，一天两包都不够，要熬起夜来一个晚上两包也打不住！这时，我仿佛看到在深夜的在灯光下、在烟雾缭绕中，父亲在聚精会神地看着图纸，手中的香烟烟灰已经很长了，也没顾得上弹掉。瘦弱的躯体被灯光映照在墙上却显得格外伟岸。昨晚父亲肯定又是整晚挑灯夜战,恐怕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为了双革双新运动和这个展览会，在烟草的刺激下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我也顾不得想太多，只想赶紧帮父亲收拾好行李，让他早点回家好好睡上一觉。
突然，我听到窗外展览广场上传来“突、突、突、、、”手扶拖拉机的声音。我隔着窗户一看，原来父亲正在兴致勃勃的驾驶着一辆手扶拖拉机在广场上兜圈，陶铸一行在一旁看着。出于好奇我也赶紧跑到广场上去看。
原来这台手扶拖拉机是由广东新会拖拉机厂改进成功的。把原来手摇式启动改为电动式启动，解决了手摇启动的笨重和危险。
这时，陶铸挥了挥手让父亲停了下来。父亲刚停好车，陶铸就走了过去说：“孙毅啊，你真行。看来只要是机器，不管它是带转的还是不带转的，你也都可以玩得转呀！”
父亲笑着说：“是啊，这些都是我的老本行嘛。”
陶铸对身旁的中南局经委主任王全国说：“这个展览办得好！我同意你们关于要延长展期的意见。这个展览要长期办下去，要不断地更新展品。做到：边展览、边交流、边推广！”
按照陶铸的指示这个展览会一直延长了四个月。正当父亲踌躇满志地准备在展览馆里再大干一场时(以新产品更换已展出的老产品)，1966年夏季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使双革双新这朵刚刚绽放的鲜花过早地凋谢了！
展览会作为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走“白专”技术道路的典型被造反派小将们勒令封馆了！
封馆的那天，父亲用他颤抖的双手抚摸着每一件都是由他精心挑选出来的展品久久不肯离去。
之后，双革双新展览会就成为了造反派批斗父亲的一大罪状。
我的父亲孙毅(5）
造反派:“火烧孙毅!”
1967年春末的一天，我家(东山农林上路二横路八号)门口的围墙上贴了一张“火烧孙毅”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是广东工业展览馆的造反派贴的。说父亲在陶铸的授意下搞的“中南地区双革双新展览会”是走“白专”道路；说父亲是“ 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要批倒、批臭、火烧成灰……”。
大字报贴出的第二天的一早，展览馆的十几个造反派手持大棒、铁棍突然闯进了我家。 为首的一位细高个男青年一进门把大棒往地上一戳就凶神恶煞地喊道:“孙毅，我们是来抄家的！”
我十九岁的姐姐立刻毫不畏惧地反问道:“你们凭什么？我爸犯了什么罪？！”我姐姐孙晓虹是华实中学的红卫兵，她绝对想不通，去年她还抄过别人的家，今年怎么就被别人抄了自己的家呢？！
“就凭你爸是反动技术权威，执行了陶铸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姐姐和我还想跟他们争辨什么立刻就被父亲严厉的目光制止了。父亲知道，这个时候和造反派论理只会遭至更大的麻烦。于是，有恃无恐的抄家开始了。
一个造反派搜出了一本相册，拿出了一张照片满腹狐疑地正想喊出声，只见父亲一个箭步冲上去把照片抢在了手中！ 父亲一改往日的儒雅，大声地说道:“这是我陪同毛主席视察武重的照片，你们绝对不能拿走！”他还特别地加重了“绝对”两个字的语气。
造反派马上大声喝斥道:“你是反动技术权威，你根本就不配有和毛主席的照片！”
“我是忠于毛主席的！”父亲激动地说着并把照片放进了上衣口袋用手紧紧地捂住。
造反派岂肯罢休，有两个想冲过来抢照片。我和姐姐见状也立刻冲上前用身体挡在父亲的前面。我的右手在裤兜里紧握着一把己经打开的瑞士小刀。心想:只要你们敢对我爸动手，我就敢对你们动刀！我也是红卫兵，谁怕谁呀！
父亲看到他的一对儿女用年青的驱体勇敢地护卫着自己，心中一股热流在涌动，他的眼角也有些湿润了，但他的神情仍是那么刚毅。他马上意识到，这样僵持下去是不行的。于是，他指着墙边一个装满了笔记本和资料的小布袋说:“你们想要的东西都在那里了，除了我和毛主席的这张照片之外你们什么都可以拿走，我有什么错误你们可以批判！” 这时拿着相册的造反派又在相册里发现了“新大陆”兴奋地喊道:“快来看呀，这里有孙毅和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照片！还有他在修正主义国家苏联的照片。”造反派们一窝蜂地拥了过去（先前登出父亲陪同毛主席视察武重的照片就是他当时拼着性命抢下来的；与邓小平的照片当时被抄走了，现在登出来的那张邓小平视察武重的照片还是由武重厂提供的）。
1956年，邓小平总书记视察武重，由孙毅前辈接待、陪同。
又一个造反派举着手中的一个笔记本说:“这里面还有陶铸的好多黑指示呢！”
这两个发现使造反派们如获至宝、欣喜若狂，也就没有再和父亲去抢那张毛主席的照片了。恐怕他们认为有这些罪证就足以把父亲批倒批臭了。
造反派的抄家持续了一个多钟头，他们拿走了他们认为有用的笔记、资料和照片就扬长而去了。
看到满屋一片狼籍，父亲对天长叹一声后就把他和毛主席的那张照片小心翼翼地夹在了《毛选》之中。
过了几天，批斗王全国(中南局经委主任)、李荻(中南局经委付主任)、孙毅(中南局技术局局长)的大会在中南局礼堂开始了。我出于对父亲的担心也到了现场。
会场舞台上方的巨大横幅上写着:“刀剐王全国.清蒸李荻.火烧孙毅”，批斗会在一片“打倒......！”的口号声中开始了。
父亲他们三个人低头站在舞台的右侧，每人胸前都挂了个黑牌，头上还都戴了顶高帽。高帽是由他们本人按照造反派的要求做的。父亲因在抄家时没交出和毛主席的照片，怕造反派无端找茬，所以高帽做得很精致。它是用上好的白硬纸壳作材料;高矮粗细是按黄金分割法按比例划分;经圆规.工程尺.小刀裁剪而成;粘得结结实实。要不是上面写了“火烧孙毅”四个大字，真还可以与西餐厅里高级厨师的高帽相媲美！王全国的高帽因做的太软,没戴多久就软塌下来无法再戴了而被造反派罚跪在舞台上！ (批斗王全国、李荻的部分从略)。
造反派厉声问道:“孙毅，你知道你是什么人吗？”
父亲指着胸前黑牌上写的字说:“反动技术权威。”
“不对！你是修正主义的反动技术权威，因为你是从修正主义的苏联学出来的！”
“是，是。”父亲很不情愿但也只有无可奈何地应合着。
我心想，什么造反派呀，狗屁不懂！父亲留苏时苏联还是社会主义阵营里的老大哥呢。
“你现在必须老实交代你是如何在王全国.李荻的指挥下领受陶铸的黑指示开办这个不讲无产阶级政治的展览会的？！”
父亲说:“这个展览会是中南局经委根据本区双革双新运动的发展趋势由集体研究，报请书记处批准后开办的，我参与了整个研究。陶铸对双革双新运动也作过一些指示，我是具体的执行者。在展览中没有注意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这是我的错误。”
“你这是在为你的主子们开脱罪责，我们决不答应！”
“你说展览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就是突出了资产阶级政治！”
岂有此理，竞有这等歪理邪说！我恨不得冲上台去跟他们辨论一番！
父亲知道此时稍有申辨就会更麻烦，只有低头不语。
“我要揭发！”突然，中南局一位年青干部高举着手喊道:“这本来是一个临时性的展览，你们为什么提出要延长，而且一下就延长了四个月，同时还准备大批量地更换展品，妄图用资产阶级的技术长期占领无产阶级的展览阵地，狼子野心何其毒也？！”
“我就是想多搞点技术。哦……是资产阶级的技术。”父亲结结巴巴地交代着。我想，恐怕连他自己也无法理解，难道科学技术也有阶级性吗？ 造反派们又吼起来了:“铁的事实证明，陶铸的爪牙们在执行着一条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技术路线。我们要把这条黑线挖出来批倒批臭！”
倾刻，会场里又喊起了欲耳震聋的口号声！
批斗会最终以王、李、孙三人被拉出去游街而告终。
经过几场大小批斗后，父亲被发配到红卫兵接待站去劳动了。
突然有一天，父亲接到了一个骇人的通知:明天开始不用来了，在家老实待着，武重厂的造反派要揪你回厂批斗！
真是晴天霹雳！把全家人都吓呆了！武汉是当时全国武斗最厉害的地方，去了武重那真是九死一生呀！
厄运即将来临的消息在极度地煎熬着全家人的心！父亲的话更少了，脸色也更难看了，别无它选，只有坐以待毙！
但那一天还是来了！那天，我姐姐和两个弟弟都不在家。当我看到父亲将要被武重的造反派押走的那一刻，我冲上去要制止他们却被父亲严厉的目光制止了。我和母亲被造反派的木棍拦着，眼睁睁地目送父亲摇晃着瘦弱的身体，一手拎着行李，一手拿着他做的那顶高帽上了押送他的卡车。
在汽车开动的那一刹那，我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想追上汽车。我在车后跑着哭喊着……；我看到父亲呆呆地站在车上，双眼发直.发红……；我回头看看母亲，她无力地依着院子门口的墙柱上早已是泪落如雨……。
父亲走后一直杳无音信，母亲告诉姐姐和弟弟们父亲住进了红卫兵接待站。母亲整天忐忑不安时常悄悄地流泪；我整天烦燥不安心中无名之火时常无故地对两个弟弟发作甚至动以拳脚。姐姐经常“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全家人终日过着没有“主心骨”的日子。
大约一个星期后，父亲居然安然无恙地回来了，真是云开日出！全家人高兴至极地围着父亲问长问短。
父亲只是淡淡的说:“没事了，没事了，不说这事了，不说了。” 他只字未提在武重被批斗的事, 母亲和我也怕再提起回武重批斗的事会伤他的心也就不问了。
对于父亲能平安归来我一直觉得很蹊跷。两年后我去连山上草五七干校看望父母亲时问起这件事，父亲终于说出了实情了。
原来那天押送父亲的人和车都是“中南局直属机关革命造反联络总部”的。该组织主要是由中南局机关的年青干部和职工们组成，他们主张要文斗不要武斗。他们认为父亲的历史清白；在武重建厂初期受到过毛主席的表扬；在中南局搞双革双新展览会的事也己经被批斗过了，是个技术型干部；加上又是被揪回武斗最厉害的武汉。出于基本的人道主义的同情，他们在武重造反派到来之前就把父亲先“关押”起来了。
他们对武重厂的来人说:“这个走资派的问题现在还没搞清楚，我们正在深入批斗他，请你们等段时间，到时侯我们会把他的交代材料给你们一份。”
武重厂的来人等了几天也不耐烦了，又看到父亲确实在被“关押批斗”，拿了父亲的有关交代材料就回去了，父亲因此又逃过了一劫。
父亲回家时“关押”他的人要他保密。他心里万分感慨:在这个人妖颠倒的文革时期，还是好人多啊！
我的父亲孙毅（6）
孙毅：“我是干校的六级钳工。”
1969年暑假我高二毕业，从广州出发经过两天的舟车劳顿终于到达了粤、桂、湘三省交界的广东连山县中南局上草五七干校。下车伊始，举头环顾满目的山峦，真可谓: 连山山连山，山连连山山！
中南局的五七干校与广东省和广州市机关的干校相比: 离广州最远、 山最大、路最差、条件最艰苦。干部们居住在上草公社（距离连山县政府所在地永和镇约十公里）各个山头和山洼里的板房、土房和草房里；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干着近乎于“刀耕火种”的原始劳作。最可怜的还是干校的子弟们。他们因年纪小缺乏独立生活能力，只能跟随着大人们来到他们从未见过的大山沟里。有部分住在上草干校的孩子最苦：喝井水、吃食堂，点油灯、破学堂，去赶集、翻山岗。干校的干部与孩子们的心身承受着平常人难以忍受的巨大磨难！
到干校的第三天，父亲就让我参加以他任组长的四人劳动小组的劳动。那天的任务是在已经翻整好的一片山坡地上种红薯秧子。 有位干部高兴地说：“老孙，今天有你儿子这个壮劳力在我们可以早点收工了。”
“就算我儿子今天不在，我也敢保证今天可以提前两个钟头收工！” 父亲自信地说。
“除非你开部能插红薯秧的机器来再吹吧！”
“别理他了，他又再发他的机械梦了。”
“说不定老孙今天可能又有什么发明创造呢，‘各村有各村的高招’嘛。”
三名干部边打趣边下地开始干活了。
父亲从腰间抽出一把磨得锋利的砍刀递给我，让我到附近野生的小树林里去砍五根直径约3厘米，长约1.2米的树棍，并把树棍的末梢处削成“V” 字型的缺口。半个钟头后我把做好的五根木棍交给了父亲。
父亲高举着木棍对正在干活的三名干部高喊着：“你们几个快过来领红薯插秧器呀！”
人们只见过水稻插秧机，可没见过还有什么红薯插秧器，三名干部一听赶紧放下手中的活跑过来看个究竟。
一个干部看了只是几根树棍子，便说道：“老孙啊，你在糊弄三岁小孩呀，这木棍是个啥玩意儿啊？”
“这就是我发明的手动红薯插秧器。你们看，这个树棍的前端有一个“V” 字型的缺口。用这个缺口叉住红薯秧尾部约两寸的地方，这么使劲往土里一插，不就把秧子插进土里了嘛，再在秧子旁边轻轻踩上两脚不就完事了吗？比起一个锄头挖一个坑种一棵秧是又快又省力！”
三名干部一试，果然好使！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向父亲伸出了大拇指。
有个干部还模仿电影《地道战》的台词：“高，实在是高！”
大伙都开心地笑了。这时的父亲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肯定在想：1958年，他在武重主持设计的我国第一台最大最重型的车床时那才叫高呢！如今只能在这荒芜人烟的大山沟里摆弄这个小木棍算咋回事吗？！
有了这个小发明，劳动强度减轻、效率也提高了，离下午收工还有两个多小时我们就干完活了。父亲他们几个坐在一颗大树下玩起了五子棋，等着收工哨吹响。
这时，中南局军管小组的张美轩副组长正好来到了地头。老远看到他们几个围做在树下，便大声问道：“你们的活干完了吗？”
一个干部回答道：“老孙发明了一个新式工具，我们的活早就干完了。张组长，你过来看看吧。”
张组长到了地头一看，又试了一下小树棍，也高兴地对父亲竖起了大拇指，连声说道：“好东西，好东西，值得推广！”
张组长对中南局的干部和子弟们很有同情心，政策水平也较高，做了许多保护干部们的好事，干部和家属们都说：“张组长是个好人！” 。干部们见到他也愿意和他说话 （后来有人告状说，张组长执行右倾主义路线，包庇走资派，被调回广州军区接受审查和批判，最后又被发配到一个偏远的基地兵站任副政委了，他的政治生命也受到一定的影响）。
父亲恳切地对张组长说：“我们干校尽搞些原始耕作的活儿，这也太落后了吧。张组长想想办法给我们搞几台农机来嘛。”
张组长无奈地说：“我们干校哪有这么多经费呀！最多只能多买几把锄头。”
有个干部马上说：“我听说干校准备给我们四连（经委）多安一台发电机呢，这是真的吧？”
张组长说：“你们这里老停电，校部经多次申请好不容易才批了点钱正准备去买呢。”
父亲说：“张组长，我有个想法。我去过连山县农机站，那里有一台他们修不了的坏柴油机。只要你批个条子，如果我能把它修好，你就叫他们支援给我们嘛。他们保证不敢违抗你的命令！干校准备给我们连新装的那台发电机给上草家属区吧，每当停电时孩子们可是在油灯下做作业啊！看了让人心痛呀！”
张组长激动地说：“好主意！孙毅你是最懂机器的，条子我开给你，要修多长时间你自己掌握，为了干校的孩子们我支持你，明天就去农机站！”
第二天一早天刚亮，父亲拿着张组长的批条，带着我走了两个半钟头的山路，来到了连山县农机站。农机站长见了张组长的批条后就让几个工人将两台满是污垢和锈斑的同型号的柴油机抬到了维修间。
站长对父亲说：“这一台“老掉牙”的柴油机，现在又卡缸了（活塞卡在汽缸里），要大修呀。我们站没有磨床和镗床修不了这玩意儿，只能运到韶关去修，但成本花不来也就一直放在这了。”
“那让我试试吧。”
“你能行吗？我们站里有两位五级钳工都不敢修呢。”
“你要让我试试才知道行不行呀。”
“好吧，我听干校军代表的，你们那儿挺艰苦的，你愿意试你就试试吧。这维修间里的设备和工具你都可以用。那边一台柴油机己经报废了，有可以用的零件互换一下也好。”
我和父亲赶紧地谢谢了这位好心的站长。站长随后就忙别的去了。 我也怀疑地问父亲：“你真的能行吗？”
“46年我在机床厂当军代表时就已经开始学钳工了，59年底离开武重时我已经是六级钳工了。我干着你帮着就行了。”
八月的连山骄阳似火，地处山洼里的农机站四周被大山包裹着一丝风也吹不进来，维修间内闷热的像蒸笼一样。稍为一动就汗流满面，我和父亲脱得只剩一条裤衩了，是真正的赤膊上阵了！
我们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把两台机器都“大卸八块” 。父亲很快就找出了两台机器可用的零件。他决定将卡缸的那台汽缸内壁磨圆；把报废的那台活塞刨光。磨缸和刨光活塞是个非常细腻的技术活，没有磨床和镗床只能靠手工用刮刀、锉子和砂布一点一点轻轻地磨。在零件上每磨和刮几十下就要涂上一层桔黄色的腻子，再用干净的精棉纱布在零件上轻轻地擦拭一下腻子就可以看出哪个部位不够圆滑了，然后再磨再擦这样无数次地反复着直到磨圆滑为止。此刻，父亲就像手术台上的主刀医生，我就像护士一样在他一旁配合。一天干下来累得我在回去的路上都快迈不开腿了，但父亲的腿却像上足了劲的发条走在我前面。
修机器期间我对父亲说：“像你这样懂技术的人应该在干校里干技术活才对呀。”
父亲无奈地说道：“可不是嘛，但是干校穷呀，根本买不起啥机器，我也只好修理地球了。不过我也没闲着，你妈妈和你张英阿姨（吴亚亮的母亲）在饭堂当炊事员整天烟熏火燎的，我给她。们改装了一台农民吹稻壳的木制手摇式风机就好了。干校里有些干部不会用水桶在井里“荡桶”打水，我就把几个空牙膏皮（那时牙膏皮是铅做的）镶在公用水桶口的一边，水桶在水上就会向较重的那边倾斜下沉，这样不用“荡桶”也可以打上水了。还有……。”
父亲在津津乐道地说着他的各项小发明，我的心却在隐隐作痛：干校里有这么多才华横溢的干部以及他们聪明可爱的孩子们什么时侯才能走出连山的大山呢？！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整整干了四天终于把机器修好了，并且一次试机成功！尽管渗油和漏气都较厉害，马力也大为下降，但勉强还可以用。 看到修好的柴油机，站长惊奇地问父亲：“你在干校是干什么的？”
父亲苦笑地答道：“种地的六级钳工。”
几天后，这台柴油机配上发电机用于干校宿舍的发电了。每当隔三差五停电时，这台柴油机“欢唱”起来的时侯父亲的心也在歌唱！原本给四连的发电机组也装给了家属区。孩子们告别了油灯。
1971年初，父亲被调出干校，就任广东省第一机械工业局革委会主任、党组书记。
几年后，在省一机局召开的全省农机推广会上，连山县农机站的站长认出了父亲。他惊讶地问父亲：“你怎么又是局长呢？” 父亲笑着说：“我是局长兼六级钳工嘛。”
站长和在场的人都会心地笑了。
我的父亲孙毅(7)
孙毅：“我要办所大学！”
1971年初，孙毅从中南局上草五七干校返回广州，出任广东省第一机械工业局（简称一机局）革命委员会主任（以后又改称为省一机局局长；1980年后又改称为省机械厅厅长）。孙毅凭着在中南局工作的经历，他知道：由于历史和地处海边防的缘故，广东不是重工业基地，它的机械制造规模和水平在全国属于中下水平。广东的高等教育在国内排名也很靠后。解放初期经过留学苏联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机械制造业专家的孙毅深知，机械制造是国民经济的装备部门。广东低水平的机械制造业不但严重制约了广东工业的规模，而且也是广东要发展成为经济大省的瓶颈。要想根本扭转广东机械制造的落后局面，首先在于培养人才，教育必须先行！。 大学是培养人才的摇篮。文革前，广东有一间“广东工学院”，后被迁到韶关曲江县更名为“广东矿冶学院”（1980年后迁回广州又改回“广东工学院”）。当时整个广东只有华南工学院（教育部直属高校，1988年更名“华南理工大学”），设有机械系。该系每年的一千多名毕业生被国家分配到国内各大厂矿，能分到广东机械行业的寥寥无几。一机局局机关干部、职工有三百多人，学机械制造毕业的只有三、四个人，孙毅还是其中之一。 人才的缺乏严重制约了广东机械行业的发展！孙毅下定决心：在他任职期间，无论有天大的困难也要办成一间在全国有招生权的正规的机械制造大学！ 1976年初，孙毅在局党委会上第一次提出了他酝酿了几年的想法：由一机局办一所在全国招生的正规大学。但是这一想法却遭到了党委大多数人的反对。理由有三： 一是目前全国没有一所属于省厅、局级办的可对全国招生的大学，要取得国务院的批准（高教部都无权批准）简直是天方夜谭；二是我们没有办大学的经费和师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三是办大学牵涉面太广，政府任何一个小部门给咱们出点难题我们都会寸步难行。 孙毅面对大多数人的反对意见也不能搞“一言堂”。从来不愿意走上层路线的他决定先找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兼省长的韦国清同志（广西壮族民族英雄，很受毛主席器重。电影《拔哥的故事》就是说韦国清的）。韦国清在中南局任第二书记期间，曾指示过时任中南局技术局局长的孙毅为广西搞工业布局和实施规划。那段时间孙毅和韦国清直接接触了一个多月，韦国清对孙毅很赞赏。 孙毅的运气真不错，韦国清支持了孙毅的想法。韦国清还半开玩笑地说：“孙毅，你别忘了，你的大学办成后，给我们广西也办一所噢！” 有了省委书记的支持，一机局党委也只好勉强地同意了。一机局开始了与省高教局关于办校事项的协商。最后达成“君子协议”：省里向国务院申报“广东机械学院”，申报批准后省里负责按学院编制发放人员工资、津贴；办学经费、教师队伍、管理人员全由一机局自行解决；学校用地、用房在原省机械学校（中专）的基础上扩建；招生按国家规定实施，毕业生首先满足省内机械行业。 刚开始申办时由一机局政治处统管，后来为加强办校力度一机局又专门成立了教育处来具体经办“广东机械学院”的各有关事宜。随后在近两年的申报过程中，让一机局和孙毅尝尽了苦、辣、酸、甜。 省里的有关部门知道：正在申办的“广东机械学院”是一机局的“私生子”。一旦学校申办成功，以后的事基本都由一机局说了算。要不是韦书记的鼎力支持，省里的有关部门是绝对不会动起来的。所以省里有关部门的工作态度是循规蹈矩、不紧不慢、你急他不急。 有段时间申报毫无进展，把孙毅急得对省里有关经办人员直嚷嚷：“你们能不能催一催上面，让他们快点批啊？！” 省里的经办人员不太买帐地说：“哪有下级催上级办事的呀？” “办大学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为什么不能催呀？” “你们局送来的所有材料我们早就报上去了，上面没批下来，我们也没办法呀。你们要是急的话也可以通过一机部在北京帮着催一催嘛。” “像你们这样办事，我们的大学一百年也批不下来！” 在这期间，孙毅也不知向韦国清书记求援了多少次，也记不清楚跑了多少次北京，“求爷爷、求奶奶”。 1977年下半年，在一机局申办机械学院的关键时刻，时任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周子键召孙毅到北京谈话。 周部长说：“经部党委讨论通过，决定任命你为一机部副部长，现准备上报中央批准，你现在开始准备一下交接工作吧。” “周部长你是清楚的，我们正在申办‘广东机械学院’我走不开呀。” “你的工作可以交给别人去办嘛。你们中南局撤消后，三年前我就想调你来任副部长了，可是你们广东把你当成宝贝儿，就是不放人。这次 已和广东方面通过气了，广东可以放人了。这可是你最后的机会了，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 “办大学的事交给别人我不放心呀！办校一年多来我最了解情况，最知其中的深浅，交给别人可能一下子接不上茬，现在己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了。” “就你能！地球少了你就不转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眼下正是申办建校的关键时刻，这个办大学的虎头是我开的，总不能变成蛇尾吧？广东机械制造的现状您不是不知道，关键就是人才的培养。还有，前年李先念副总理就想把我调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了，也是为办大学的事被我婉言谢绝了。” “你这个搞技术的人呀，就是一根筋，谁都拗不过你。” “部长说对了，搞技术的人也是比较适合办学育人的。再说了，我的性格也不太适合到部里工作。我们广东搞机械制造的人都盼着部长能为我们申办大学的事到国务院说句话呢！” “孙毅呀，你真行啊！我还没说服你呢，你倒把我给说动了！” 就这样，孙毅又错过了一次升迁的机会。后来，周部长为广东一机局办大学的事还真找过李先念副总理。 经过艰苦的努力，1978年12月国务院批准开办“广东机械学院”并登了《人民日报》向全国告示。这一喜讯让孙毅着实高兴了好长一段时间。 接踵而来的更大的困难又压在了孙毅身上。就是办学所需的几千万资金和上百名授课老师的来源。按省里与一机局的“君子协议”是：一毛不拔、一人不给。 为了筹集办学的启动资金，孙毅和教育处的人几乎跑断了腿、磨破了嘴。上至机械部下至有关工厂、企业、研究所，逢人必求、逢事必说。先后投入了七百多万元的启动资金，“机械学院”这个“难产儿”终于呱呱落地。1980年调任广东的省委书记任仲夷也非常支持广东机械学院的办学工作，在学院人员调配、协调省内各部门的配合上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为了给刚成立的学校打下良好的基础，孙毅亲自兼任第一任院长。孙毅和刚成立的学院班子成员们调动了他们在全国的关系。后来时任副院长的杨宝泉用他在武汉华中工学院（后称‘华中理工大学’）的关系，以武汉华中工学院的部分教职力量为骨干，在很短的时间内从全国各地陆续调来了一百多名教授、讲师，基本满足了开办初期的教学要求。 为了积累教学经验和尽早出人才，一机局早在1976年就在自己的机械学校开办了两年制的大专班。学院批准成立后，在校内马上通过考试（经省高教厅认可）专科升本科。并于1979年在全国开始招收本科生。1984年在校生已达1370人，其中四年制本科生1009人。到1995年广东机械学院已培养了上万名机械制造专业人才。 广东机械学院为广东机械制造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改革开放后的广东迅速成为经济大省立下了汗马功劳！ 广东机械学院的成立实现了孙毅一生中最大的宿愿。他认为，这比他上北京当官有价值得多！ 1990年，广东时任省委书记林若在视察学院时感慨地说：“你们的办学经历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 1995年6月由广东工学院、广东机械学院、华南建设学院合并为广东工 大学，成为了广东省的重点大学。
孙毅二、三事
不跑官、也不要官
父亲从解放后在工业战线的基层和机关担任过不少领导职务。从工厂厂长到省机械厅厅长、省顾委会委员。父亲说过，做官要靠真才实学，他最讨厌那些没啥真本事，全靠吹牛拍马、跑官、要官、买官的人。
1980年初，新上任的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刚到任的第一个星期便专程到我家拜访（1946年大连市由共产党从苏联红军手中接管后，任仲夷任市委书记，父亲在工厂当厂长。他俩很早就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任书记走后母亲对父亲说：“人家任书记都到家来了，你也该回访一下吧。”
父亲说：“作为下级我有公事会到他办公室汇报工作。作为老朋友我也没有必要刻意和他套近乎，省得别人说闲话。”
江泽民、叶选平是父亲留苏时的同学，关系也很好。叶选平到广东任职后，经常和父亲在一起打台球，但父亲从来没向叶选平提出过任何个人要求。江泽民当总书记后，父亲也再没去找过他了。
父亲病重的最后时期，叶选平曾到医院去探望他，当时我正好也在，他俩的一席话让我至今难忘。
叶选平：“老孙呀，凭你的能力早就应该到部里去工作了，周子健部长当年调你到一机部任副部长没看错人！”
父亲说：“我这个人没啥官运。不过我那时办成了‘机械学院’我不后悔，我去见马克思时也可以安心了。”
“你这个人呀，让我怎么说你好呢？你不去北京也罢，可我听说任仲夷刚来广州时想提拔你为副省长，后来为什么又不成了呢？”
“那时任书记要提拔我，我们的大学也办成了我没啥意见，可是有人有意见呀，任书记初来乍到也就不便再坚持提拔我了。84年我也退了。”
“你就是清高，好跟省里领导顶牛，人家当然不同意啦。”
“省里有的人不懂技术还净瞎指挥，我当然要提意见啦。唉！不提这事了，如今我俩都退下来了，还是安心养病吧，等我的病缓过劲后再找你打台球。”
叶选平骄傲地说：“打台球你可不是我的对手，比起赛来你总是排在我后面。”
父亲调侃着说：“你也是无能，总是第三、四名，搞得我跟在你后面总是榜上无名。”
说到这里两人都开心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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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毅前辈与留学苏联时期的老同学、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叶选平合影。
不整人，只办实事
父亲的下级都说，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最大的放心就是：在工作中，孙毅是非常认真和严谨的，有时侯把我们批得很厉害，但他从来没有整过人，没有给任何人穿过小鞋。和孙毅只有工作上的争论，没有个人之间的恩怨。
文革期间中南局有几个批斗过父亲的青年干部，虽然不是“三种人”，但在中南局撤销后要寻找新的工作单位时，往往被人拒之门外。71年父亲任省一机局任革委会主任后，他们知道父亲从来不计较个人恩怨，便找到父亲帮忙调到机械系统来，父亲二话没说马上指示人事部门办妥调令。
我听说后很不愤地对父亲说：“他们可是抄过我们家的，批斗过你的人啊！根本别理他们！” 父亲却说：“他们还年轻，错误的根源不再他们身上，总要给人家改正错误的机会嘛。” 中南局撤销后，很多干部的归宿都待定。这时很多人找到父亲安排工作，甚至只要打个电话，父亲都会答应。后来很多中南局子弟也来找父亲帮忙，父亲都办理了。仅机械厅下属的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就安排了近十名中南局子弟。有人提醒父亲这有走后门之嫌。 父亲动情地说：“这个后门我走定了。中南局撤销了，近千名有才华的干部一时没有去处可安排，因为他们原先调来中南局时的位置现在早就被人顶替了。他们的工作没有着落，有些子女们也跟着一起倒霉了，这很不不公平呀！我是中南局的人，我同情他们！我能帮的就尽量帮他们一把，谁有意见谁去告吧，我去跟他们理论！” 有几位被父亲帮助过的中南局子弟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文革后期及改革开放初期被父亲调到机械系统的原中南干部和子弟就有一百多人。 改革开放后，武重厂提升了技术水平，人员就显得有些“富余”了。在此情况下，原武重厂有二百多广东籍的干部和工人想回广东，他们先后都是通过父亲调回了广东。他们还专门成立了“武重广东联谊会”，逢年过节他们都来拜访父亲。 九十年代初机械厅的一栋宿舍大楼建成五年了因各种复杂的原因一直都办不了房产证。住户们只好来找正在住院的父亲。父亲不顾严重的心脏病（曾两次病危）跟住户们搞上访，还与政府工作人因态度不好与他们理论。最后，父亲直接找了卢瑞华省长才解决了问题。住户们都说：“孙老真是为咱老百姓办实事的人啊！”
不图利，一生清廉
九一年父亲准备搬进一幢高层住宅，有关部门根据国家对老干部的优惠政策给父亲算好了要收三十多万元（一百多平方）。干了一辈子革命的父亲傻眼了，他根本付不出这么多钱。后来我们做儿女的知道了，四个儿女凑钱才把房子买了下来。 买了房后要进行装修，父亲看了房后坚决不同意装修，说：“我看这房子盖的很好嘛，我们没有那么多的钱就别再花钱装修了。” 后来仅改装了一下洗手盆就搬进去了。成为那栋大楼里唯一没装修的住户。 改革开放初期，父亲作为省机械厅厅长有很多接触外商的机会。外商们经常送给他很多名贵的礼品，他都拒收了，实在不行就如数交公。 有一次，他出访美国，福特汽车公司董事会主席送给了他一根镶满了钻石的台球杆，实在不好推辞，便收了下来。他拿回来后，在老同学、老球友---叶选平面前摆显了一下，便交公了。 有几个外商曾经想把我们几个孩子送到国外去发展，也都被父亲拒绝了。 1983年，我在省机械厅下属的进出口公司工作，公司领导想安排我常驻香港。这个别人梦寐以求的美差也被父亲拒绝了。 父亲说：“别人的儿子可以派出去常驻，但我的儿子不行。”
结束语
在我回忆父亲的往事行将结束的时候，我想起了2009年6月，身患癌症晚期的父亲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参加机械厅某下属单位纪念年会时的情景。我的发小马小东，在他写的《我认识的孙毅叔叔》一文中描述道：
“那次与会的有三百多人，热闹非凡。当孙毅由儿子搀扶着步入会场时，原本喧闹的大厅立即鸦雀无声，几秒钟之后，整个会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人们纷纷上前向自己尊敬的老领导问候和致敬；当时的情景感人至深！我特别注意到，在场的每一位宾客所表达的情感，都是发自肺腑的。 孙毅叔叔出席这次会后半年，就与世长辞了。我想他的内心应该是非常满足的！因为他耳闻目睹了人们对他风风雨雨几十年工作、生活、人品和才华的褒奖，可以笑慰于九泉了。 ……孙毅叔叔在世时有情有义有担当，得到人们的信赖与尊重。去世后仍被视为楷模与骄傲。”
敬爱的父亲于2009年12月病逝。参加他遗体告别会的有六百多人挤满了整吊唁大厅。老同学---叶选平（因病未参加）送了一个特大号的花圈。中南局子弟联谊会长、副会长孙新生和吴亚亮带领二十多名子弟也前来悼念。 吊唁大堂里挂着两条巨幅挽联：
有情有义一腔热血
为国为民两袖清风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