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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概述

2019-03-10T23:23:54Z

223.192.192.136：创建页面，内容为“{{4}}　　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间,还有一个中石器时代。它是从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的阶段，考古学上通常把它划...”

{{4}}　　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间,还有一个[[中石器时代]]。它是从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的阶段，考古学上通常把它划为新石器时代的早期。它大约始于1.5万年前。中石器时代出现的一种制造精细、体积较小的石器,考古学上称之为“细石器”。它多被镰嵌在木棒和骨棒上,用于刮削树皮、兽皮,或被当作矛尖和鱼叉用于狩猎和捕鱼。中石器时代的主要标志是弓箭的发明。弓箭是一种复合武器,它与旧石器时代的投掷武器相比,不仅可以瞄准,而且具有射速快、射程远(约80-100米)、命中率高等优点。因此,弓箭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使狩猎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的另一重要成就是开始驯养家畜,最先驯养的是犬,其次是绵羊。 
　　[[新石器时代]]是整个石器时代的最后、最高阶段,约始于距今1万年前。这一时代的重要标志是石器制造技术的进步,即[[磨光石器]]的出现。到新石器时代末期,人们还发明了在石器上钻孔的技术。新石器时代生产领域的重大成就,是[[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的发明。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原始农业的发生地有三大中心,即西亚、东亚和美洲。西亚居民早在距今8000年前后,就开始种植大麦、小麦。中国长江中下游居民在距今7000年前开始栽培水稻,黄河中上游居民种植粟。几乎与此同时,美洲秘鲁的古代居民种植玉米、马铃薯、扁豆、南瓜等。 
　　原始农业与原始畜牧业的发明,是原始社会经济领域的巨大变革。它使人类从单纯依靠以采集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过渡到靠人类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时期，也就是由采集经济过渡的生产经济。这就把原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较高的阶段。史学上把经济领域的这一重大变革称为“新石器革命”。由于谷物的种植和家备的饲养,给人们提供了较多的生活资料;而且制陶术的发明和应用也方便和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所以,在新石器时代出现了面积较大并有一定布局的村落。 
——摘自《世界上古中古史》 
世界各地区因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和生态环境的不同，新石器时代开始和结束的年代也各不相同。西亚在公元前9000年至公元前7000年属于前陶新石器时代，中国的长江以南地区大约在公元前9000年进入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结束年代，西亚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初、印度在公元前第3000年中期，中国的黄河流域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初。上述地区都是在青铜器时代进入文明时代，产生阶级和国家。 
西亚在前陶新石器时代开始栽培小麦、大麦，饲养绵羊、山羊和狗，但采集和渔猎仍占较大的比重，已形成不稳定的小规模聚落。石器有镶嵌几何形细石器的镰刀、刃部磨制的石斧和琢制的石容器。公元前7000年至前6000年，农业和畜牧业成为主要的经济来源磨制石器普遍出现，开始制作圜底深腹陶钵，开始出现稳定的聚落。中国的华北地区，公元前6500年至前5000年的[[老官台文化]]、[[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后李文化]]时期，已形成大规模的聚落和氏族墓地。以种植粟、黍一类耐旱作物为主的农业经济已比较发达，饲养的家畜有猪和狗，磨制石器和陶器都比较发达。公元前6500年至前3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农业和家畜饲养业比较发达，以彩陶和红陶为特征的制陶业和磨制石器有了进一步发展。长江流域，在公元前6500年的[[彭头山文化]]、公元前5000年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时期，已普遍栽培水稻。饲养狗、水牛、猪，磨制石器和陶器都比较发达。[[良渚文化]]时期轮制陶器普遍出现，开始养蚕织绢。 
铜石并用时代 
铜石并用时代亦称金石并用时代属于新石器到青铜器时代过渡阶段。这一时期人们开始使用红铜(纯铜)工具，已掌握铜的冶炼技术，用冷锻或铸造方法制作红铜器，红铜器由于质地软等缺陷，只能用来制作小型的工具和饰物，故磨制石器仍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工具。 
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地区都经过铜石并用时代。大洋洲的土著居民在殖民者入侵前一直停留在石器时代，过着采集和渔猎生活，没有经历过铜石并用时代。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在公元前1000年末至公元1000年初，从北方引进制造铁器的技术，直接由石器时代进入铁器时代。日本也是由石器时代进人铁器时代。中国的黄河流域，[[马家窑文化]]至[[齐家文化]]时期,既有红铜器,又有青铜器。中国是否经历过铜石并用时代，学术界尚没一致意见。 
西亚是世界上最早进人铜石并用时代的地区，在公元前6000多年西亚的一些地区开始出现红铜器，铜器的品种有铜锥、铜针、铜珠等。到公元前6000年后期，西亚地区普遍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在欧洲，接近安那托利亚(土耳其半岛)的巴尔干东部，于公元前4000年进入铜石并用时代。爱琴海诸岛和希腊半岛，约在公元前3000年中叶进入铜石并用时代，比巴尔干晚了1000年。《中国考古通论》

新石器时代的文明

2019-03-10T23:23:35Z

223.192.192.136：以“{{华夏文明史}} *新石器时代概述 *裴李岗文化 *大地湾遗址 *贾湖文化遗址 *仰韶文化遗址 *龙山文化 *[[河姆渡遗址]...”替换内容

{{华夏文明史}}
*[[新石器时代概述]]
*[[裴李岗文化]]
*[[大地湾遗址]]
*[[贾湖文化遗址]]
*[[仰韶文化遗址]]
*[[龙山文化]]
*[[河姆渡遗址]]
*[[华夏文明的始祖：伏羲]]

旧石器时代概述

2019-03-10T23:22:42Z

223.192.192.136：创建页面，内容为“{{4}} 　　旧石器时代(约300万年至1.5万年前)的石器,是用打制的方法制成的。由于加工粗糙,形状简陋,类型也少,所以考古学...”

{{4}}
　　[[旧石器时代]](约300万年至1.5万年前)的石器,是用打制的方法制成的。由于加工粗糙,形状简陋,类型也少,所以考古学上把这种石器称为旧石器,并把早期人类使用这种石器的时代称为旧石器时代。它相当于蒙昧时代的中级阶段。旧石器时代又被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 
　　旧石器时代早期(约300万年至30或20万年前),大致相当于早期猿人和晚期猿人阶段。早期猿人阶段的石器多是用砾石打制的砍砸器。 
　　旧石器时代中期(约30万年至5万年前),相当于早期智人阶段。当时,石器制造较前一时期规整固定,形状也较多样。骨器也已出现。典型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有中国的丁村文化,欧洲的穆斯特文化。由于工具的进步,使人们能够猎捕古象、古犀、野牛等大型动物。 
　　旧石器时代晚期(约5万年至1.5万年前),相当于晚期智人阶段。这时,生产技术又有较大进步。石器制造除了用打击和琢削的方法外,还发明了压削法,因而石器更为规整、实用。骨器、角器也广泛流行,出现了骨针、鱼钩、投矛器等工具。有的骨器、角器安上木柄,则成为复合工具或复合武器。如带柄的石斧、标枪,以及尖端带倒钩的鱼叉等。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迹,几乎遍及除南极大陆以外的世界各地。其中著名的有:欧洲的奥瑞纳文化、索鲁特文化和马德林文化; 中国的水洞沟文化、峙峪文化和周口店的山顶洞文化等。 
　　总之,在整个旧石器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们长期过着茹毛饮血”,以树叶、兽皮蔽体,以洞穴为居处的生活。但随着生产技术的改进,长期生活经验的积累,尤其是学会用火,使原始人向大自然索取生活资料的手段逐步得到改进,物质生活也相应地得到一定改善。因此,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人们开始从游荡生活过渡到定居生活。与旧石器时代生产力发展水平基本适应的原始社会组织形式,是血缘家族和早期母系氏族公社。——摘自《世界上古中古史》

旧石器时代的文明

2019-03-10T23:22:19Z

223.192.192.136：以“{{华夏文明史}} *旧石器时代概述 *关于人类起源的新动态 *元谋人遗址 *西侯度遗址 *蓝田人遗址 *北京人的头盖骨 *...”替换内容

{{华夏文明史}}
*[[旧石器时代概述]]
*[[关于人类起源的新动态]]
*[[元谋人遗址]]
*[[西侯度遗址]]
*[[蓝田人遗址]]
*[[北京人的头盖骨]]
*[[山顶洞人遗址]]
*[[南召猿人遗址]]

为什么“合伙人制”，是未来企业发展的新趋势？

2019-03-09T01:06:07Z

223.192.192.136：创建页面，内容为“{{4}}没有传统的企业只有传统的老板俞敏洪说过“面对什么时代、什么要求，就要作出什么样的改变，我觉得这是企业家血...”

{{4}}没有传统的企业只有传统的老板

俞敏洪说过“面对什么时代、什么要求，就要作出什么样的改变，我觉得这是企业家血液中间应该有的东西。”在如今90后、95后的时代，只给予他们抽成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将员工变成企业真正的合伙人，才能充分调动他们的自我驱动力，让他们发挥出最大的积极性和战斗力。

因此，裂变式创业正在成为未来企业的普遍协作方式。大企业由很多小团队组成，小团队专注于核心项目，让企业的构建更趋向于阿米巴模式，保留大公司的体量优势，兼备小公司的灵活性，从而达到员工与企业的双赢。

从这方面来说，[[新东方]]是个非常优秀的例子。从家族式，到合伙人，到中国国内股份公司，到国际股份公司，再到国际上市公司，新东方一直在顺应潮流。

现在新东方又做了新的结构调整，将大公司打散，形成独立创新公司机制，凡是新的项目都独立出去做，由新东方控股。让优秀员工成为合伙人参与经营，这样既能留住人才，又能发挥他们最大的战斗力。

什么样的员工能变成公司未来的股东？

一、忠诚——忠心者不被解雇

单位可能开除有能力的员工，但对一个忠心耿耿的人，不会有领导愿意让他走，他会成为单位这个铁打营盘中最长久的战士，而且是最有发展前景的员工。

1、站在老板的立场上思考问题;

2、与上级分享你的想法;

3、时刻维护公司的利益;

4、琢磨为公司赚钱;

5、在外界诱惑面前经得起考验

二、敬业——每天比老板多做一小时

随着社会进步，人们的知识背景越来越趋同。学历、文凭已不再是公司挑选员工的首要条件。很多公司考察员工的第一条件就是敬业，其次才是专业水平。

1、工作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报酬;

2、提供超出报酬的服务与努力;

3、乐意为工作作出个人牺牲;

4、模糊上下班概念，完成工作再谈休息;

5、重视工作中的每一个细节。

三、自动自发——不要事事等人交代

不要事事等人交代，一个人只要能自动自发地做好一切，哪怕起点比别人低，也会有很大的发展，自发的人永远受老板欢迎。

1、从"要我做"到"我要做";

2、主动分担一些"分外"事;

3、先做后说，给上司惊喜;

4、学会毛遂自荐;

5、高标准要求：要求一步，做到三步;

6、拿捏好主动的尺度，不要急于表现、出风头甚至抢别人的工作。

四、负责——绝对没有借口，保证完成任务

勇于承担责任的人，对企业有着重要的意义，一个人工作能力可以比别人差，但是一定不能缺乏责任感，凡事推三阻四、找客观原因，而不反思自己，一定会失去上级的信任。

1、责任的核心在于责任心;

2、把每一件小事都做好;

3、言必信，行必果;

4、错就是错，绝对不要找借口;

5、让问题的皮球至于你;

6、不因一点疏忽而铸成大错。

五、注重效率——算算你的使用成本

高效的工作习惯是每个可望成功的人所必备的，也是每个单位都非常看重的。

1、跟穷忙、瞎忙说"再见";

2、心无旁骛，专心致志;

3、量化、细化每天的工作;

4、拖延是最狠毒的职业杀手;

5、牢记优先，要事第一;

6、防止完美主义成为效率的大敌。

六、结果导向——咬定功劳，不看苦劳

"无论黑猫、白猫，抓得到老鼠就是好猫!"，无论苦干、巧干，出成绩的员工才会受到众人的肯定。企业重视的是你有多少"功"，而不是有多少"苦"。

1、一开始就要想怎样把事情做成;

2、办法永远要比问题多;

3、聪明地工作而不仅仅是努力工作;

4、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

5、把任务完成得超出预期。

七、善于沟通——当面开口，当场解决

不好沟通者，即便自己再有才，也只是一个人的才干，既不能传承，又无法进步;好沟通者，哪怕很平庸，也可以边干边学，最终实现自己的价值。

1、沟通和八卦是两回事;

2、不说和说得过多都是一种错;

3、带着方案去提问题，当面沟通，当场解决

4、培养接受批评的情商;

5、胸怀大局，既报喜也报忧;

6、内部可以有矛盾，对外一定要一致。

八、合作——团队提前，自我退后

团队提前，自我退后。不管个人能力多强，只要伤害到团队，公司决不会让你久留——不要认为缺了你一个，团队就无法运转!

1、滴水融入大海，个人融入团队;

2、服从总体安排;

3、遵守纪律才能保证战斗力;

4、不做团队的"短板"，如果现在是，就要给自己"增高";

5、多为别人、为团队考虑。

九、积极进取——永远跟上企业的步伐

个人永远要跟上企业的步伐，企业永远要跟上市场的步伐;无论是职场还是市场，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参与者都不希望被淘汰。为此就一定要前进，停就意味着放弃，意味着出局!

1、以空杯心态去学习、去汲取;

2、不要总生气，而要争气;

3、不要一年经验重复用十年;

4、挤时间给自己"增高"、"充电";

5、发展自己的"比较优势";

6、挑战自我，未雨绸缪。

十、低调——才高不必自傲

才高不必自傲，不要以为自己不说、不宣扬，别人就看不到你的功劳。所以别在同事面前炫耀。

1、不要邀功请赏;

2、克服"大材小用"的心理;

3、不要摆架子耍资格;

4、凡是人，皆须敬;

5、努力做到名实相符，要配的上自己的位置

6、成绩只是开始，荣誉当作动力。

十一、节约——别把老板的钱不当钱

节约不是抠门，而是美德。不要把公司的钱不当钱，公司"锅"里有，员工"碗"里才有;同样，"锅"里多，"碗"里也自然就多。而掌勺的，恰恰就是你自己。

1、报销账目，一定要诚信;

2、不耍小聪明，不贪小便宜;

3、不浪费公司的资源，哪怕是一张纸;

4、珍惜工作的每一分钟时间;

5、每付出成本，都要力争最大收益;

6、记住：省下的，就是利润!

其实喔刷伙伴就已经把合伙人制发展利用得非常成功，看似各做各的事，但又有一条链接把所有人都链在了一起，喔刷主要的机制是按劳（这里的“劳”可以是人力资源，也可以是人力劳动）得利，你能得多少，就看你做了多少事！所以不要抱怨你没有赚到钱，在此之前你要先想想你自己真正出了多少力！是否出对了方向！虽然不是每次的努力和付出都是有回报的，但是不努力和不付出绝对是没有回报的。我们大家是否应该思考一下？

最后要说的就是老板们，千万不要把自己的企业变成这个行业里的黄埔军校,培养了人才,却又不能捆绑人才共同发展,最终变成了竞争对手,就像蒋介石一样,死在自己培养的军队手里。你要求员工要忠诚,他忠诚于谁呢?你要求员工要有主人翁精神,谁是主人呢?所以的员工都是追随他的梦想,而不是追随你,除非你是梦想的化身。

怎么办:管理

2019-03-09T01:03:19Z

223.192.192.136：

{{怎么办}}
*[[蒙德拉贡联合公司：当代世界合作社成功的典范]]
*[[中国呼唤新的一批像任正非那样的企业家]]
*[[为什么“合伙人制”，是未来企业发展的新趋势？]]

孔子学琴

2019-03-09T01:01:31Z

223.192.192.136：创建页面，内容为“{{教育}} 孔子当年向音乐大师师襄子学琴，师襄子看他天天弹一首曲子，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对他说，你弹得不错了，可以试...”

{{教育}}
孔子当年向音乐大师师襄子学琴，师襄子看他天天弹一首曲子，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对他说，你弹得不错了，可以试试新曲子了。

孔子说，我虽然熟悉了曲子，但是弹奏的技法并没有完全掌握。

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子说，你已经掌握了技法了，可以学习新曲子了。

孔子说，我虽然掌握了技法，但是还没有领悟作者在曲中蕴含的情感。

又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子提醒孔子说，你已经领悟了其中的情感了，是不是可以学习新曲子了呢？

孔子说，我还没从曲中领悟到作者的为人。

过了一段时间，孔子弹奏曲子的气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副庄重肃穆的样子。

孔子高兴的对师襄子说，我终于知道作曲者是个什么样的人了。他志向高远，应该是个统治四方的诸侯，只有周文王有这样的气度。

就这样，孔子用了超出常人数倍的时间和精力，精益求精，把这首曲子弹奏得炉火纯青。同时举一反三，孔子在弹奏其他曲子的时候，也变得得心应手。

王阳明：想，都是问题；做，才是答案

2019-03-09T00:56:02Z

223.192.192.136：创建页面，内容为“{{4}}一个人要想有所进步，必须平衡想和做的问题。只顾低头做事，不停下来思考，容易方向偏差，但如果只一味的思考，而...”

{{4}}一个人要想有所进步，必须平衡想和做的问题。只顾低头做事，不停下来思考，容易方向偏差，但如果只一味的思考，而不去实践、不去做事，就如同[[米兰昆德拉]]所说，这样的思考只会让上帝发笑，因为想而不做的思考叫自己骗自己。

有人说[[王阳明]]是中国五百年来第一等的人物，他不仅是哲学家，同时还是教育家、政治家、军事家，诗词歌赋也是无一不精。

很难想象，一个人在钻研哲学、精研书画、教育子弟的同时，还能有条不紊地带兵打仗，治国理政。纵观王阳明一生，他只要想做什么，几乎没有什么是做不成的。

他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么大的成功，都离不开他知行合一的智慧。只要掌握了知行合一的方法，我们也同样能在庞杂的工作和学习中做到有条不紊，游刃有余，实现自己的目标和理想。

'''1.知行合一：先行动起来'''

王阳明说：夫学、问、思、辨，皆所以为学，未有学而不行者也。

意思是，学习、询问、思考、分辨，这些都是为了学习某一件事，而要掌握这件事，光学不做是不可能的。

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人失败不是因为没有思考，而是因为犹豫不决，迟迟没有行动。

我们通常说，谋定而后动，三思而后行，但是在思考的过程中，我们做事的勇气却一点点被消磨掉，人都有惰性，过度的思考只能带来拖延，而“三思”又是自己拖延下去的绝佳借口，于是事情就一拖再拖，最终等到拖不下去的时候，才仓促行动。而行动起来的时候才发现，有很多问题是在行动中才呈现出来的，而此时，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解决这些问题，只能草草收场。

事前的“三思”其实和事实脱节很严重。只有先去做了之后，才能知道问题所在，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王阳明从小就立志做圣人，他的父亲听说这件事之后觉得他是狂妄自大，但是王阳明却从立定志向之后，就一直在行动的路上，他处处寻师访友，学习做圣人的法门，虽然屡试屡败，但是他却一直在不停地尝试。

为了验证“格物致知”的道理，他特地跑去格竹子，虽然没有格出什么道理，而且还大病了一场，但是他却也因此知道了通过外物寻找“理”是行不通的，这对他后来开创心学，不可谓不重要。

正所谓，吃了梨子才知是酸是甜，穿上鞋子才知那里夹脚。

只有先行动起来，才能发现有哪些问题，边行动边思考，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前进。

考虑一千次，不如去做一次，犹豫一万次，不如去实践一次。做，还有成功的机会，而不做，却是一点机会也没有。不要想太多，先行动起来，纵然华丽的跌倒，也胜过无谓的徘徊。

'''2.知行合一：注意循序渐进'''

王阳明曾言:“我辈致知，只是各随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见在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开悟，便从明日所知扩充到底。”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这些人致知，也只是依据各自的能力尽力而为之。今天的良知仅到这样的程度，就只依据今天所理解的延伸到底。明天，良知又有新的体悟，那就从明天所理解的延伸到底。如此方是精一的功夫。同别人探讨学问，也必须依据他的能力所及。

俗话说的好，一口吃不了个大胖子，万事万物都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要想做到知行合一，就一定要注意循序渐进。

《荀子·劝学》中说：“学习，从哪儿开始呢？到哪儿终结呢？答曰：依其顺序来说，就是从《尚书》开始，到读《礼经》终结；依其意义来说，就是从成为学士开始，到成为圣人终结。”

虽然每个人的潜能都是无限的，但是要做事，得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来。只有专心致志地做一件事，才能让自己不断地有新的领悟。

这就如同树刚萌芽，用少量的水去浇灌。树芽稍长了一点，再多浇一点水。树从一臂粗到双臂合抱，浇水的多少，都要根据树的大小来决定，刚萌生的嫩芽，如果用一桶水去浇灌它，就会把它泡坏了。

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欲速则不达，揠苗助长，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

'''3.知行合一：要在事上磨炼'''

王阳明曾说：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那静时功夫亦差似收敛，而实放溺也。

意思是：人必须在事上磨炼，在事上用功才会有帮助。若只爱静，遇事就会慌乱，始终不会有进步。那静时的功夫，表面看是收敛，实际上却是放纵沉沦。

王阳明有个弟子是做官的，他有心学习知行合一的学问，但是他平时公务繁忙，担心学不好，于是问王阳明应该如何取舍。

王阳明笑着对他说，我什么时候说过要你抛下公务来听我讲学呢？我的学问是行的学问，需要在事上磨炼才行。

你在断案的时候，面对犯人，不会因为他的无礼而愠怒，不会因为他的讨好而开心，不会因为他的恳求而失去主见，不会因为自己事情庞杂而敷衍了事，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所思所想，时刻纠正，这就是知行合一的功夫。

所以知行合一如果离开了切实的事物，反而会没有边际，找不到下手的地方。日常的工作和学习中，要注意锻炼自己的心态，随时随地，每时每刻都是在修行。

一个人的能力固然重要，但是心态也同样重要，王阳明南赣剿匪，多次身陷险境，但是他却处变不惊。每次都能沉着冷静地分析局势，做出最有利的判断，而这也是王阳明每次都可以化险为夷的关键。

只有日常中多注意在事上的磨练，在各种事情上锻炼自己的应变能力，让自己心境逐渐处在一种十分稳定的状态下，只有这样才能锻炼出遇事不慌不乱的素质。

'''4.知行合一：笃行才能出奇迹'''

王阳明有句话：辨既明矣，思既慎矣，问既审矣，学既能矣，又从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谓笃行。

意思是，当我们已经分辨清楚，思考缜密，问得详细，已经学会了，还是持续不断地用功，这就叫笃行，这是获得成功的必要前提。

不单做学问是这样，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要想做到炉火纯青，就要付出加倍的努力。

孔子当年向音乐大师师襄子学琴，师襄子看他天天弹一首曲子，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对他说，你弹得不错了，可以试试新曲子了。

孔子说，我虽然熟悉了曲子，但是弹奏的技法并没有完全掌握。

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子说，你已经掌握了技法了，可以学习新曲子了。

孔子说，我虽然掌握了技法，但是还没有领悟作者在曲中蕴含的情感。

又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子提醒孔子说，你已经领悟了其中的情感了，是不是可以学习新曲子了呢？

孔子说，我还没从曲中领悟到作者的为人。

过了一段时间，孔子弹奏曲子的气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副庄重肃穆的样子。

孔子高兴的对师襄子说，我终于知道作曲者是个什么样的人了。他志向高远，应该是个统治四方的诸侯，只有周文王有这样的气度。

就这样，孔子用了超出常人数倍的时间和精力，精益求精，把这首曲子弹奏得炉火纯青。同时举一反三，孔子在弹奏其他曲子的时候，也变得得心应手。

俗话说，“熟能生巧，巧能生化”。在社会浮躁风气渐盛的今天，笃行恰恰是我们最应该学习的。

一件事，不是说表面上学会了就行，只有通过“笃行”来不断地琢磨学习，反复咀嚼，才能把事物本身的规律内化于心，做起来才能得心应手，使得自己进入更高的境界中。

怎么办:国际

2019-03-08T21:45:28Z

223.192.192.136：

{{怎么办}}
*[[秋石客:关于建立大中华国家的设想]]
*[[沃顿商学院院长:中美之间的本质差异及其对策]]
*[[美国才是1979年中越边境战的幕后主谋]]

褚时健

2019-03-08T12:06:18Z

223.192.192.136：

{{资治通约}}
*[[朱玥怡:褚时健去世！享年91岁，一代传奇落幕！他曾说：年轻人要多学习、多做事|褚时健去世！享年91岁]]
*[[薛蛮子嫖娼褚时健付钱，权贵们的花样情色人间]]
*[[褚时健：一个早该去除的忽悠符号]]
*[[申鹏:是谁在神话褚时健？|是谁在神话褚时健？]]
*[[让褚时健的“励志”毒药与他的肉身一起灰飞烟灭]]
*[[萧三匝:时代需要褚时健还是牟其中？|时代需要褚时健还是牟其中？]]
*[[别了，褚老！感谢你给这个世界留下“宝贵遗产”]]
*[[一代传奇褚时健去世：我的墓志铭，只有五个字]]
*[[王恺:褚时健去世：那个不肯言败的风云人物走了|褚时健去世：那个不肯言败的风云人物走了]]

别了，褚老！感谢你给这个世界留下“宝贵遗产”

2019-03-06T13:54:33Z

223.192.192.136：创建页面，内容为“{{4}} 3月5日，一代传奇褚时健走了。媒体原文是这样：原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和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4}}
3月5日，一代传奇褚时健走了。媒体原文是这样：原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和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褚橙创始人褚时健去世。

语言平静和克制，却难掩世人对这位人生大起大落、又再起的烟草大王、褚橙创始人离去的伤感。这是一个时代的逝去。

人们能从这位老人身上学到什么？

1

褚时健坎坷的一生

褚时健出生于1928年初，从传统的封建时代到后来抗日战争，一直到后来的新中国。褚时健在解放之初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并且在上个世纪60年代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后来一段艰苦时期里，被打成了右派的褚时健凭借着自己顽强的毅力，坚持下来，经历了农场改造之后，担任多个厂长职务。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一些国有企业也开始了体制改革。

为此褚时健与当时很多的民营企业家一样，接手了纯属烂摊子的玉溪卷烟厂。也正是因为有了褚时健的大力改造，才有了后来巅峰时期的红塔山烟草集团。

1979年-1994年，褚时健成功将红塔山打造成中国名牌香烟，使玉溪卷烟厂成为亚洲第一、世界前列的现代化大型烟草企业。1994年，褚时健当选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褚时健成为”中国烟草大王“。

然而，命运难测，剧情直下，褚时健的晚年注定是充满坎坷的晚年。1999年1月9日，71岁的褚时健因经济问题被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高龄入狱并没有就此击垮褚时健，但是他的妻女也受到了牵连。最终女儿不堪忍受在狱中自杀，褚时健一时进入了人生低谷。然而，就在这样一个境地之下，褚时健依旧坚韧不屈没有就此倒下，积极表现获得了减刑机会。

最后在74岁高龄的时候，因为身体原因，褚时健被允许保外就医。

2

彪悍的褚时健，永不言败

这样的结果放在大多数人身上，可能会就此度过余生了。不过，褚时健并没有轻易的认输，更没有自愿被时代给抛弃。褚时健拖着年迈的身躯，多方借钱之后开始种起了橙子。

在当时，褚时健这种创业想法，几乎没有得到什么人的支持。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不被支持的想法，却在十年之后向世人印证了褚时健的不过时。

在2001年被保外就医的褚时健，被限制在老家周边的区域活动，就是这样的限制区域情况下，褚时健依然创造出了自己的奇迹。2001年保外就医，经历了多次的减刑之后正式在2011年刑满释放。同时在2011年褚时健种下橙子，随后搭上电子商务的快车，一度成为了橙子中的爆款商品。

褚时健最终成为“中国橙王”，更成就了自己百亿资产的身家。

3

杀不死你的，必将使你更强大

15年前，王石曾问褚时健，“种的成苗什么时候能够挂果？他说六年，去的时候是2004年，再去的时候已经是2010年了，他就82岁了，这样一个大起大落，曾经是那样的辉煌，又那么遭难的人，他却是这样的告诉我，80岁之后的状态应该是什么样，我非常感慨，这对我是非常有启发的。人在最困难的时候不是看他的高峰，而是看他由高峰跌到低谷的反弹力，这就是我在褚时建老先生身上所感受到的”。

人的一生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人如浮萍，有巅峰自然会有低谷。

人生就是不断的起落落落落落落落起。正如那首歌唱得那样：命运总是颠沛流离，命运总是曲折离奇，命运总是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大多数人会沉沦于眼前的困苦死于黎明前夕，而如此隐忍、坚韧的褚时健，注定成为这个时代的传奇，为人称颂和敬仰。

萧三匝:时代需要褚时健还是牟其中？

2019-03-06T13:50:53Z

223.192.192.136：

{{4}}
文：萧三匝

今天，一代企业家的精神偶像褚时健先生离世了，我心里有些感伤。不少朋友知道我采访过褚时健，也与牟其中有过长时间交流，所以想让我谈谈这两个人。按我说，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人，二人身上的差异性远远大过其相似性。在此，不妨谈谈他们的不同：

一，褚时健是典型的产品经理，牟其中是典型的战略家。

无论是做香烟，还是做褚橙，褚时健的信念首先是把产品做好，他并不善于把他的理念上升到理论高度。见过他的人甚至会发现，他是个近于木讷的人，至少是不善言辞。

褚橙成功以后，很多记者和学者都希望亲耳听到褚时健夫妇总结出他们对企业家精神和成功之道的理解，但他们对我说：“我们文化浅，你们读书多，还是请你们帮我们总结吧。”

褚时健夫妇的言行举止都是相当朴实的，我见到褚时健的那天，他裤腿上还带着泥点，但他不以为意。他和自己养的鸡待在一起显得是那么自然。

这种朴实与他的家庭出身、经历有关，也与云南当地的民风有关。褚时健出生于贫寒人家，幼年丧父，使他不得不承担起为家庭求活路的责任。云南人普遍朴实重义，褚时健就是个典型的云南人。

褚时健的哲学就是一个“做”字，不做事他是会生病的。我认为，用工匠精神概括褚时健是最贴切的，其他拔高之举未免是想当然，用心虽好，但与事实无关。

牟其中完全不同。牟跟我说，他只要不做具体的产品就能成功，但一做具体的产品往往就会失败。牟其中为人称道的那些大手笔，无论是从俄罗斯换回飞机，还是发射卫星，还是开发满洲里，没有一个是具体的产品，他擅长的是服务领域，其中包括金融服务领域。他对金融的理解远远领先于与他同时代的中国企业家，因为他的金融实践中远远领先于时代，因此也就超出了时代的认知力和接受力，所以难免成为先烈。

牟其中的金融天赋也源自其家庭出身，他的父亲在民国时期就是银行行长。

牟其中从年轻时代就热衷理论思考，所读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经典无数，很多经典著作的原话他到现在都能背诵。在第三次长达18年的牢狱生涯里，他构造了自己的“智慧经济”理论体系，这次出狱以后，他试图全力实践其理论体系，而不是做某一款产品。据我所知，他出狱以后，每天至少见两拨人，聊的都是他的理论和项目。

牟其中是个天生的、具有奇理斯玛特质的演说家，其口才极具吸引力。在对理性的兴趣及口才两个方面，牟其中与褚时健分别处于两个极端。

二，褚时健的政商关系融洽，牟其中的政商关系紧张。

褚时健对政治没有特别的兴趣，对政治理论的兴趣更淡。但长期以来，他与云南省各级政府的关系都很好。

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一个重要细节是：褚时健当年为什么能被调任为玉溪卷烟厂厂长。褚时健本人有能力、口碑好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玉溪市委书记是普朝柱，是普朝柱点的褚时健的将。要知道，早在1949年前，褚时健与普朝柱就是很好的战友，两人可谓惺惺相惜。要是没有普朝柱，褚时健的人生方向或许会有所不同。

普朝柱后来又当过云南省委书记，这对红塔集团的发展不无裨益。不仅如此，褚时健跟云南当年的省长、副省长关系也很好。

我国一直实行烟草专卖制度，种烟叶的人不能生产烟草，生产烟草的企业又不能直接销售烟草，但正是在云南，褚时健就把烟草种到了田间地头，而且能兼任烟草销售公司总经理，这不能不说与他善于与政府沟通有关。

褚时健当年被判刑不可谓不重，但事实上坐牢的时间并不长，而且后来也正式改判了刑期。

褚时健出狱后，有中央领导到云南视察，还嘱咐云南各级领导要关注褚时健的生活，能帮助就提供一些帮助，这是很不容易的。

牟其中自称并不是他自己对政治感兴趣，而是因为他当时是民营企业家中的代表人物，因此社会各界都把他当成“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他不得不为此进行辩解。由此，他留给外界的印象是太关心政治、太越位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于是否推进市场经济改革，并未形成定论，各方意见不一，斗争激烈。邓小平之所以发表南方谈话，正是这种现状的反映。马立诚、凌志军所著《交锋》一书对当时各方的思想“交锋“进行了全景式呈现，可知改革之不易。牟其中坚定地站在改革派一边，自然就引起了保守派的嫉恨，他后来的命运，不能说与此完全没有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虽然褚时健和牟其中都坐过牢，但前者坐牢带偶然性，后者坐牢带必然性。毕竟，牟其中一生坐了三次牢，三次坐牢的根本原因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时代到底是需要褚时健还是需要牟其中呢？我认为，都需要。

因为中国企业界早已不见工匠精神，因为“中国制造“早已被人认为是粗制滥造的代名词，所以我们需要像褚时健这样的产品经理。

因为中国经济早已发展到产融结合阶段，仅仅做好产品未必能成就一个伟大的企业，时代需要企业家不仅具有宏阔的思维，更需要应对的方略与技巧。也就是说，企业家不仅应该是实业家，也应该是金融家。对比西方企业发展史也能清晰地看出这一点，你说洛克菲勒、卡内基到底是实业家还是金融家？在资本市场迅猛发展的当下，刻意区分实业和金融，厚此薄彼，都是不智的。如果我们不能扭转这个意识，那么，宝万之争还会不断上演，所谓的企业家（其实是实业家）会永远站在道德高地去指责”门口的野蛮人“？但是，这样做对谁有利呢？更何况，先进经济体的企业家早已重新定义”企业家“内涵，我们如果原地踏步，是否会重演用长矛梭镖对坚船利炮的历史悲剧？从这些意义上看，我们需要牟其中这样的战略家。

褚时健

2019-03-06T09:19:58Z

223.192.192.136：创建页面，内容为“{{资治通约}} *萧三匝:时代需要褚时健还是牟其中？| *别了，褚老！感谢你给这个世界留下“宝贵遗产” *一代传奇褚...”

{{资治通约}}
*[[萧三匝:时代需要褚时健还是牟其中？|时代需要褚时健还是牟其中？]]
*[[别了，褚老！感谢你给这个世界留下“宝贵遗产”]]
*[[一代传奇褚时健去世：我的墓志铭，只有五个字]]
*[[王恺:褚时健去世：那个不肯言败的风云人物走了|褚时健去世：那个不肯言败的风云人物走了]]
*[[朱玥怡:褚时健去世！享年91岁，一代传奇落幕！他曾说：年轻人要多学习、多做事|褚时健去世！享年91岁]]
*[[让褚时健的“励志”毒药与他的肉身一起灰飞烟灭]]
*[[申鹏:是谁在神话褚时健？|是谁在神话褚时健？]]

资治通约:人物

2019-03-06T09:06:58Z

223.192.192.136：

{{资治通约}}
*[[毛泽东]]
*[[湘楚农夫]]
*[[李敖]]
*[[陈尚书]]
*[[孔庆东]]
*[[李锐]]
*[[戚本禹]]
*[[陈小鲁 ‎]]
*[[粟惠宁]]
*[[褚时健]]

粟惠宁

2019-03-06T00:46:02Z

223.192.192.136：创建页面，内容为“惠宁:送爱侣远行”

[[惠宁:送爱侣远行]]

陈小鲁

2019-03-06T00:43:01Z

223.192.192.136：创建页面，内容为“惠宁:送爱侣远行”

[[惠宁:送爱侣远行]]

我们是那个时代的污点证人

2019-03-06T00:42:47Z

223.192.192.136：

{{4}}【往事】“我们是那个时代的污点证人”

来源 | 南方周末

作者 | 冯翔

原题《“我们是那个时代的污点证人” [[宋彬彬]]的符号人生》

[[文件:Lishiwudian01.jpg]]

2014年1月12日，宋彬彬（左）握着当年的政治老师[[张贵斋]]的手，说：“终于可以向老师们道歉了。”作为“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的人”、“杀死母校校长的刽子手”，宋彬彬道歉引起的反响，远比[[陈小鲁]]等红卫兵道歉引起的反响复杂得多。

2014年2月11日晚上，两个老人在争论。

[[王冀豫]]和[[常砢]]，这对空军大院里一起长大的北京发小儿，根红苗正的红二代，现在都已经过了60岁。

他们在说几十年前的一场打斗。在那场打斗——确切地讲应该是“武斗”中，16岁的王冀豫打死了一个比他大3岁的男青年。由于死者父母的宽容，他并未受到实质性的法律追究。晚年，他主动向媒体袒露自己那段往事，以“武斗打死人，忏悔四十年的红卫兵”而著称。

而常砢，正是当年找他去参加那场武斗的人。

“你不要总把那事儿当做一种沉重的负担。”常砢试图开解王冀豫。几十年来，王冀豫总是想跟他讨论有关武斗、“文革”的种种话题，他总是绕开。“当时就是那种形势，你死我活。你不打死他，他就捅死你。”

'''“那么是什么让我们你死我活呢？”'''

打破沉默的是王冀豫：“你看你把人家宋彬彬害的。你推她，让她上去戴袖章，结果她背了几十年黑锅。”

“那可不。要是我上去戴袖章，那可能没我现在坐在这儿了。照我这种闹法，可能‘文革’期间就被人打死了。”

这场讨论的一个月前，他们共同的熟人宋彬彬——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一个67岁的丧偶老人，正在她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的一间会议室里捧着《道歉书》一字一句地念，几度哽咽落泪。她的面前，是数十名她当年的老师、同学，和不停拍照的媒体记者。

道歉之后，社会评论铺天盖地而来。或赞或詈。

[[文件:Lishiwudian02.jpg]]

1966年8月18日，宋彬彬在公安部长谢富治的允许下，为毛泽东戴上了红袖章。从此“坠入”被符号化的一生。

“是文质彬彬的彬吗？”

这是位瘦瘦高高的老人。朴素的白绒衣，黑外套，青丝中夹着丝丝白发，一副高度近视镜架在鼻梁上。面对记者们的摄像机，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尽管曾经声明过“不接受采访”，她仍然半推半就回答了一堆问题。回到母校，她似乎回到了高中时代——那时，她有个外号，“小迷糊”。

无数人通过电影、广播、报纸得知了她的“壮举”——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身着军装，出席百万人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天安门城楼上，她将“红卫兵”袖章戴在毛泽东左臂上，一跃成为红卫兵的代表性人物，乃至十年“文革”最著名的LOGO。

而常砢，这一“壮举”的直接导演，却鲜为人知。

“这几十年，我跟别人讲这事儿的时间加起来都没今天多。我父亲一直到去世都不知道。”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他总结。

这位原空军大校身高一米八五。正因为个头高，他这个北京师范学院附中的初三学生才能在那个上午被选拔进“代表”队伍，登上天安门，“策划”了向毛泽东献袖章事件。

这一切本来都是偶发事件。

几天前，风云突变。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毛泽东主持下，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政治局7名常委扩大为11名，刘少奇由第二降到第八，林彪则上升到第二位，成为毛泽东新的接班人。同时，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将“文革”由毛泽东的个人决定上升为全党决议，山雨欲来。

从现存的影音资料上看得到：城楼上，很多国家领导人脸色阴沉，一言不发。同天安门下狂热高呼“毛主席万岁”的群众形成极大的反差。周恩来临时决定，安排一部分中学生上城楼，以活跃气氛。常砢和宋彬彬就是其中两个。此前，年龄相差3岁的他们素未谋面。

常砢的父亲是一位中将，中国空军的缔造者之一。那天也站在城楼上。

“我自己的袖章是一块没有字的红布，给我爸戴上了。后来就看见宋彬彬戴着‘红卫兵’袖章。我想，让这些老革命尤其是主席戴上袖章，我们红卫兵不就被承认了吗？”常砢先是朝宋彬彬要来了她戴的袖章，想闯过去给毛泽东戴，被便衣警卫拦住。他回来，带着宋彬彬和另外一男一女，四个学生又奔了过去。“我们俩男生把便衣抱住，她们俩就过去了。一会儿宋彬彬回来跟我说：戴上了！”

在毛泽东身边，宋彬彬遇上另一道防线——公安部长谢富治。谢富治认识她，问：“干什么？”“给毛主席戴袖章。”

她的运气出奇地好。接下来的半年内，毛泽东又接见了7次红卫兵，总人数达1200万人次。这7次接见已被“正规化”，献袖章这样的自发举动不再被允许。

被戴上袖章的不仅是常砢的父亲和毛泽东。周恩来、林彪……无数中学生在城楼上寻找着国家领导人，给他们戴上字迹、规格、型号各异的袖章。只有刘少奇予以了拒绝。另外一个男生想给毛泽东的右臂戴上“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袖章，也被拒绝。两人采取的方式一模一样，都是一言不发，用手往下撸。

现场，一个女播音员用播音腔复述了毛泽东和宋彬彬在城楼上的即兴对话：“你叫什么名字？”“叫宋彬彬。”“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对。”“要武嘛。”

梳着两条小辫，戴一副白色塑料框近视眼镜的宋彬彬双手握住毛泽东的大手，咧着嘴笑，激动得话都说不出来。

她没有料到，这几句话改变了她的一生。

升起又坠落的政治明星

2014年1月12日上午的那间会议室里，道歉、鞠躬、落泪的还有另外一位老人。

不同的是，她道歉的对象还包括了宋彬彬。

“……对不起我的同班同学宋彬彬，是我让你和我一起贴大字报，‘八一八’是我作为总领队派你带领同学上天安门城楼，而影响了你的人生。”

矮一些但身板壮实的刘进同样头发花白，戴着眼镜。她是这场道歉会的核心组织者。当年，她是学校的头号政治明星。

“我那时候就跟农村来的土丫头似的。对学校的做法很不满意，工农子弟太少，太注重升学率，存在明显的‘骄娇二气’……”刘进也是高干子女，她父亲刘仰峤曾任河南、湖北省委书记，最后调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她跟着转学到北京，马上与环境迎头相撞。女附中不满意她的考试成绩，硬是给她留了一级。

女附中——当年的实验中学，全称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只招女生。北京最好的女子中学这一头衔，它当之无愧。1965年高考，清华某专业在北京只给三个女生名额，全部被女附中夺走。毛泽东、林彪、邓小平、刘少奇等一大批最高领导人、大知识分子、社会名流的女儿都从这里毕业。

进入女附中的刘进很快成为学校大力表彰的模范学生，给全校做报告“怎样克服骄娇二气”，第二年就入了党。每天6点多她就到校，带领同学长跑、做60个仰卧起坐、俯卧撑。参加劳动，两个女生抬一筐土，她一个人挑两筐。爱用笛子吹《丰收歌》的宋彬彬很快成了她的跟班。

几十年后，一个同学对她说，刘进，你那时候太左，对我们压力太大。我有一次穿了一条新的浅黄色裤子，你看到了，说：这颜色这么漂亮？结果我再也不敢穿了。

1966年6月2日早上，正在跑步的刘进听到喇叭里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深受启发：原来我们也可以这样！随后她找到宋彬彬：愿不愿意一起写大字报，给学校提意见？宋彬彬同意了。这张大字报，开启了女附中的“文革”历程。

也因为这张大字报，刘进由高三3班的民兵排长，一跃成为统管全校学生的“学生代表会”主席，宋彬彬成为四个副主席之一。

“你当过学生会文体部长，认识的人多，你挑40个人带上去吧。”1966年8月18日当天凌晨，刘进带领全校上千名学生出发赴天安门，参加毛泽东接见。早上，她听到城楼上高音喇叭喊道：北大附中，上来40个；女附中，上来40个……就喊来了宋彬彬。“宋要武”由此诞生。而原先的政治明星刘进，则融入了普罗大众。

两天后的8月20日，《光明日报》刊发署名“宋要武”的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今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拿人名开玩笑是毛泽东几十年的习惯，从彭德怀、尼克松，到身边工作人员都被他调侃过。他有时意有所指，有时不过随口一说。宋彬彬至今否认《光明日报》那篇文章出自她手。但名字引发的后果，却是灾难性的。

它给蔓延大江南北的“文革”暴力火上浇油。陈毅之子、当时北京八中的学生领袖[[陈小鲁]]感叹地回忆：“这句话真是要命啊……他们认为这是个号召，所以武斗控制不住了。人家说，毛主席都讲了‘要武’嘛！”几天后，八中党支部书记不堪被学生殴打，自杀身亡。在“破四旧”高潮期的1966年8、9两个月，仅北京就有1772人被打死。

而“要武”的直接承担者，当然是宋彬彬本人。在她给毛泽东戴上袖章的13天前——1966年8月5日，女附中的党支部书记、副校长[[卞仲耘]]死于该校女生的一次揪斗，成为北京最早殉难的教育工作者之一，年仅五十岁。史称“八五事件”。几十年后，为了辩白自己与“宋要武”、与“八五事件”、与校长之死的关系，晚年的宋彬彬搞到心力交瘁。

1966年下半年，随着“武斗”斗遍全国，“宋要武”的暴力LOGO地位日益凸显。女附中学生叶维丽去南方，发现到处贴着传单：“宋要武”亲手打死了六七个人。关于她参加“杀人竞赛”的种种流言在各地流传。宋彬彬本人到外地串联，在火车上遇见邻座几个人痛斥“宋要武”，生怕被人认出来，赶快把眼镜摘下来，跟着一起骂。

另一个上天安门城楼的女附中学生刘沂伦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当年10月，她在学校发现门口的收信箱里有许多写给“宋要武”的信，没人动过，就拆开看。一半是“向宋要武致敬、向宋要武学习”，另一类是请“宋要武”去“支援”他们。

当时，从中央部委到地方省市，都已陷入大乱。全国都有中学、小学改名“要武中学”“要武小学”，各地政治势力纷纷声称，“宋要武”在当地支持他们。越来越多的人来到学校，要找“宋要武”。不堪其扰的宋彬彬决定改名。在同学建议下，她改名为“宋岩”。写给“宋要武”的信，她从来没有拆过一封。另外一名女附中学生苑秀琴看见她被一群女生围在当中：“你应该叫宋要武了”。她说：“那不是我的名字。”

而她的父亲——开国上将、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不久也被打倒，成为“东北最大的走资派”。

1969年，被软禁的宋彬彬从东北逃到刘进插队的内蒙古。人还没到，当地人已经听说“宋要武”杀人放火甚至强奸妇女，不敢按普通的插队知青收留她。她得不到口粮，全靠一些北京知青收留才活了下来。

与此相关的是，至今没有任何人能提供出宋彬彬在“文革”中参与打人、抄家的可信证据。

'''“那是女附中的校耻”'''

“宋彬彬到底有没有打人？”

第一个在官方层面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中共中央组织部调查组。1980年代，在美国留学的宋彬彬被人告了。

1980年，宋彬彬去了美国，就读于波士顿大学地球化学专业。就在这期间，有中国留学生举报她：“宋要武”怎么来上学了？她是个杀人狂！中国大使馆很紧张，要求中组部调查。

他们得到的回答是：没有看见。

说这句话的人，是时任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教导主任的王本中。

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总是给人温文尔雅印象的王本中已74岁。他在这所学校工作了40年，甚至“实验中学”这个名字也是他的创意。当年，他是名年轻的数学教师。“八五”那天，他战栗不已。2014年1月12日的道歉会上，他发言：“那是女附中的校耻。”

有了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证明，宋彬彬才得以完成学业，1989年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第一位来自中国的地球化学女博士。她很感激学校。

她又一个没想到：多年后，“宋要武”与“校长之死”再次进入公众视线，搅动民间尘封的“文革”伤痛，实验中学亦是始作俑者。

卞仲耘之死是实验中学的一个避讳话题。她死后几十年，学校再没人提起卞仲耘这个名字。直到1980年代，才有一名目睹其事的女生写了一篇相关文章，《女性的野蛮》。文中还原了那场揪斗的发起过程：“……一天下午，这一派的一些同学在教室里开会，‘我们要坚持斗争的大方向’，‘走，打黑帮去！’”

文章的作者王友琴，从此也与宋彬彬的名字连在了一起。

时为高一3班学生的王友琴在女附中连跳两级，在班里年纪最小，给人以羞涩、很少说话的印象。1979年，她以全国高考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后赴美留学，成为芝加哥大学中文教师。几十年间，她回国做了大量有关“文革”受难者的采访工作，成为有影响的海外“文革”研究者，被民间称为“有良知的历史义工”。由于她的文章，“八五”才进入公众视野。

当年目睹校长被自己教出来的女学生殴打、侮辱乃至死亡过程的女生们，也都开始撰写回忆文章。连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在其所著的《红色家族档案》中都提及了此事。

影响最大的还是王友琴。除了先前几篇文章外，她记录659名“文革”死难者故事的专著《文革受难者》于2004年出版，对卞仲耘之死的描写有两万余字。

然而，她关于此事的文章，逐渐引来了海内外“文革”研究者越来越大的争议。有人指责她用“蒙太奇”手法歪曲事实。

在多篇文章中，王友琴对宋彬彬使用的称呼是“红卫兵负责人”。实际上，在卞仲耘之死的当天，北师大女附中是否成立了“红卫兵”，都是一个问题。类似的问题还有一连串。

'''“‘宋要武’害了宋彬彬”'''

第一个提出这些问题的人，也是当年的女附中学生——在串联中发现“宋要武打死了六七个人”传单的叶维丽。

“文革”后，叶维丽也赴美留学，做到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分校历史系的终身教授。她父母跟[[卞仲耘]]是熟人。那段往事随她一起漂洋过海，不时出现在她的噩梦中。

2002年，她回国休假，开始调查“八五”。她先走访了几个同学，又参加了北师大实验中学的85周年校庆。她发现学校做了一份宣传材料，《女附中历史大事记》从1917年到2002年，这份材料有两段空白。

抗战时期是八年空白——实际上那八年，学校在日伪统治下并未停课；“文革”十年也是基本空白，只提到，学校的校名由“附属女子中学”改为“附属实验中学”。

不过，这份材料上印了一批国家领导人的照片。他们的女儿毕业于此。

一双亲切的大眼睛，一头干练的短发自然向后盘起，白净圆润的鹅蛋脸挂着笑容。卞仲耘的容貌还跟叶维丽记忆中一样，永远停留在几十年前。她和历届校长的照片摆在操场上。叶维丽在照片前站了15分钟。没有一个人有兴趣问过，几十年前，这位校长被自己亲手教出来的学生打死在校园里。

不久，叶维丽就找到刘进采访。刘进发现，自己对当年好多事情都记不清了。这种刺激让她启动了自己的调查。

对校长之死，刘进也是刻骨铭心。1980年代初清查“三种人”（“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时，刘进曾被有关部门调查过。她说：校长被打死，我是学生代表会主席，我有责任，要抓我坐牢我就去。

这位当年的政治明星为“理想主义”付出了巨大代价。在内蒙古插队时她直言不讳，就此丧失了像宋彬彬一样上大学的机会；回北京后她曾在中组部工作，当着部长和众人的面大声提意见，把局长急得直冒汗。最后她主动离开，做了一名出版社编辑直到退休。

叶维丽去拜访了[[卞仲耘]]丈夫、八十多岁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退休研究员[[王晶垚]]。发现他手中有些手写的“八五”相关材料和法律文书，字迹已经难以辨认。怎样把这批材料抢救出来？她找到另一位女附中毕业生于羚。

“我不能忘，不会忘，我也不敢忘。”于羚这样形容自己记忆中的“八五”。那一天，她亲眼看到了濒临死亡的校长。“我义无反顾。”于是，她每天坐公交车穿越半个北京，去王晶垚家帮忙整理材料。她从头学习电脑打字，整整用了三年时间，终于全部整理完毕。

几年后，叶维丽先后发表数篇关于“八五”的学术论文：《卞仲耘之死》《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从细节到结论，她与王友琴的文章都截然不同。

她的核心结论之一是：“宋要武”害了宋彬彬。“八一八”之后，宋彬彬在全国人民心中变成了钦定的“宋要武”。还有什么比“要武”二字更能精炼地概括暴力横行天下的“文革”恐怖？而“宋要武”正好来自刚刚打死了校长的学校。“八一八”就这样改写了“八五”。

海内外的一批“文革”研究者、受害者对这些文章迅速作出反应。叶维丽成了被攻击和斥骂的对象。

宋彬彬于2003年回国定居。她也参加了刘进的调查。理由很简单：说清自己和“八五”校长之死、“宋要武”的关系。

“你哭什么？只要我们没做过亏心事，心里就是平静的……”丈夫靳剑生比她先回国十几年，已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他坚决反对她抛头露面。

宋彬彬很听话。多年来，她始终拒绝一切媒体采访，也不理网络上关于“宋要武”的种种传言。直到回国定居的前一年，美国有朋友告诉她：一本在世界知名大学和图书馆里都能找到的严肃书籍《中国女性与中国男性》也提到了“宋要武”，逻辑正是出自王友琴的文章：红卫兵打死了卞仲耘校长，“宋要武”是红卫兵的负责人；她给毛泽东戴了红袖章，她父亲得到了提拔……

她这才发现：舆论的“阵地”，她已经失去得太久了。搜索一下“宋彬彬”三个字，第一个跳出来的自动搜索选项是“宋彬彬杀人照片”。

把鲜花和写着诗的纸放在校长的照片下面

“王先生那时其实并不恨宋彬彬，只是觉得她有部分领导责任。后来……”

于羚已经几年没有见过王晶垚了。有人骂她是“奴才红卫兵”、“宋彬彬团队”派到王家的“卧底”。常年的“委屈”，加重了她的心理负担。

2006年，她和叶维丽陪着刘进，一起去了王晶垚家。宋彬彬没去，她怕自己“宋要武”的身份刺激到当时已经八十几岁高龄的王晶垚。

气氛很和谐，王晶垚非要留几个人吃饭。双方都没有谈卞仲耘之死，宋彬彬应该负什么责任的问题。从王家出来，刘进长出一口气：“总算完成多年的心愿啦。”之后，王晶垚还把他和刘进的合影交给《炎黄春秋》杂志发表。

对宋彬彬来说，这无疑是卸下心灵重担的一个好消息。

不到一年，形势急转直下，还没等到宋彬彬亲自去，她已经成为王晶垚发公开信痛斥的对象。刘进、叶维丽、于羚……全都成了老人口中的“坏人”。

恶化的缘由，是2007年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90周年校庆搞的“知名校友”评选。

实验中学成立了“校庆办”，策划出一个活动：从毕业生中评选90名“知名校友”，后改称为“荣誉校友”。

宋彬彬就这样进入了校方视野。通过刘进，他们联系到她，传达了这样一条信息：“校长认为：在实验中学的历史上，宋彬彬的事情是一件全国人民都知道的事，实验中学不可能不记载。”这次活动非常高调，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庆典的消息早早就放了出去。

宋彬彬犹豫起来，听到“知名”二字隐约觉得害怕。她身边亲友迅速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你评这个干嘛，安安静静待着得了”；另一派——以她丈夫为代表，则怂恿她参加。“你一直没有说话的机会，可能这辈子也不会有说话的机会了，这次不用你自己说话，只要学校把你评为‘知名校友’，就等于替你澄清了文革初期的历史问题，你何乐而不为？”

后一条意见说服了刘进。她觉得这是个证明的好机会，可以帮自己的好朋友卸下“宋要武”和校长之死这样沉重的心灵负担。

“难道是因为她戴了红袖章吗？”面对同学会上的质疑，刘进硬着回答，“推荐她不是因为‘八一八’，是因为彬彬是麻省理工地球行星科学系的第一位大陆女博士。”数年后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她很后悔。“我有时候干事比较愣，考虑问题可能不全面。”

校长之死并未被彻底遗忘。在实验中学的“校庆90周年志愿者会”上，比宋彬彬低一届的女校友罗治当众发问：“学校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人民大会堂开会，这都很好。但是不能忘掉8月5日那个黑暗的一幕，为什么学生打死老师？这个应该总结。”

会后，一群校友把她围住：罗治，你可真敢说话！她惊愕：都2007年了，为什么不敢说？

罗治专门找了实验中学的时任负责人——五十出头的女校长袁爱俊，向她提出三个要求：不许宋彬彬当“知名校友”；开一个关于卞仲耘校长的追思会；校庆时必须纪念“八五”。

袁爱俊说：卞校长应该纪念。正好海外有两个校友提出，要给卞校长建造一座铜像。你们一起做算了。对其他要求，她未置可否。

随着“知名校友”候选人名单正式公布，社会上质疑声四起。用王本中的话说：“给人的感觉像是评了一些官二代，本身又做了官的。”

这份名单里，有诗人汪国真、主持人陈鲁豫、社会学家李银河。但更显眼的名字是：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儿媳邵华，邓小平的妹妹邓先群、女儿邓楠，陈云的女儿陈伟力、陈伟华，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彭德怀的侄女彭钢，聂荣臻的女儿聂力，左权的女儿左太北，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另外一个不那么和谐的名字并未进入候选人名单，但呼声很高：王友琴。

对这样的评选结果，校方承受了多大的社会责难，外人无从得知。一位校友打电话给袁爱俊，强烈抗议学校把宋彬彬评为“知名校友”：“等校庆那天，我要去人民大会堂冲你们的主席台！”袁爱俊说：“你们班级我不给票！不让你进！”两人吵了一个多小时。最后，这位专门从美国回来参加活动的校友没有去。

校庆前一周，袁爱俊找了已经退休的王本中，请他去试探一下宋彬彬的意见：现在社会上和校友反对的声音都很强，能不能……退出评选？

这次，宋彬彬却异常坚决。她和丈夫去学校与王本中、袁爱俊面谈，提出一个理由：当初参加评选，就是为证明她没在“文革”中打人、杀人。现在，她已被评为“知名校友”候选人，如果再被拿下，不就正好说明她有问题吗？

这一意见实际上来自一位官至副部级的同班同学。事后有人评价：她身居高位，根本不了解“文革”给社会造成的伤痕有多么深重。

刘进也心虚。她多次向校方提出要求：不许提及宋彬彬的“文革”往事尤其是“八一八”；如果拿掉王友琴，就必须把宋彬彬一起拿下。她没料到，这两条都没有被学校采纳。

2007年9月8日下午两点，实验中学90周年校庆“光荣与梦想”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王本中刚进会堂就看见一人多高的巨型照片：“八一八”，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红袖章。“……怎么这么蠢！”一同来参加的刘进、宋彬彬全傻了。

“袁爱俊是个很有社会活动能力的人。她在任期间，学校在新校舍建设等方面进步很大。可是……”数年后，王本中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也认为宋彬彬不适合做这个“知名校友”。

会堂里并没有人骚动和闹事。但后果已无可挽回。

当天夜里，八十几岁的王晶垚一宿没睡。他还有最后一丝期望：学校会不会也捎带纪念一下卞仲耘？

第二天早上，他发现自己走不动了，打电话：“你替我去祭奠一下吧。”接下这个任务的，是退休女教师徐小棣，一个受王友琴的文章影响，开始关注“文革”的读者。

她买了一束鲜花，带着王晶垚写的一首纪念卞仲耘的诗，去了实验中学。这一天是“校友返校日”，校园里到处熙熙攘攘欢乐的大合唱，没有人搭理她，卞仲耘的照片也和学校的历届校长排在一起，没有任何纪念的痕迹。宋彬彬的“八一八”那张照片，放大了竖在校园里。

她气哭了。把鲜花和写着诗的纸放在校长的照片下面。

[[文件:Lishiwudian03.jpg]]

道歉会后，宋彬彬（右三）、刘进（右四）向卞仲耘校长的铜像鞠躬。这次道歉会并没有邀请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这也成为道歉会后来被讽刺的缘由之一。

'''“你可千万别那么干”'''

在一个个论坛、一篇篇评论文章中，北师大实验中学的90周年校庆被称为“无耻的校庆”，宋彬彬成了“拒绝忏悔的人”、“文革恶之花”。甚至有人从海外发言：以后，捐款只给北京四中，决不捐给实验中学！

这次校庆撕裂了很多东西。刘进、宋彬彬所在的66届高三3班有个集体博客，名为“6633”，每个人用自己的学号登录，发些怀念过去的文章。校庆后，这个博客也成了攻击的目标。她们前些年同学聚会，端着红葡萄酒庆祝的照片被说成“喝着校长的血”。

每个人的学号都被网友一一破解成真实姓名，指名道姓追着骂，管理员删评论删到手软。此后，她们这个集体回忆的角落就只发发各人的旅游经历，迅速转冷。最后彻底死了。

数月后，王晶垚在网上发表了一封给袁爱俊的公开信：“……强烈要求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党组织，严格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对上述事件做出明智的处理，撤销授予宋彬彬‘知名校友’的荣誉称号，并将处理结果通报海内外校友和在校师生员工；组织全体在校师生，尤其是要组织学生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让青年学生认清文革曾经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承受巨大精神压力的袁爱俊没有回应。

校庆也带来了一些宋彬彬想不到的效应。更多的校友因此开始关注她和校长之死。

比她低三届的[[冯敬兰]]是平民子弟，当年在学校里饱受孤立和歧视，最终成为一名作家。1996年，她曾写过一篇回忆校长之死的散文，《记忆的疮疤》。这次校庆让她再次发现了宋彬彬。

“宋彬彬是十恶不赦的杀人恶魔？”她觉得太离谱了。

2007年12月13日，她写了一篇文章《请放开宋彬彬》，“放开宋彬彬，让她有空间、有机会面对真实的自己，让她开口说出自己的故事。”

冯敬兰认为：自己该做的，就是推动刘进、宋彬彬勇敢地站出来，帮她们寻找机会和平台，公开说出自己的“文革”经历。她主持了宋彬彬、刘进等人回忆往事的座谈会，记录发表在电子刊物《记忆》上。

“我是一个犹太人，为什么要为雅利安人说话？”冯敬兰如此表示。“当年我们冷漠地看着校长被残害致死，后来又以同样的冷漠任凭同学宋彬彬被妖魔化。”她同样陷入舆论狂潮中，被骂得狗血喷头。但她毫不改变。

“认识了宋彬彬，我才知道：她不但性格随和，而且想法很单纯。”冯敬兰透露：校庆风波后，宋彬彬想发表一封对社会表示道歉的信，先找了几个校友开会，把信念给她们听。听完之后大家都提意见，她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更何况，丈夫和一些亲友还坚决反对。他一方面劝她说，清者自清，让历史证明吧。一方面去找刘进说：求求你们放了彬彬吧！刘进反问：到底是谁不放过彬彬？宋彬彬历经数年写了一篇文章，《40多年来我想说的话》，丈夫一直不让她发。2011年12月，丈夫因癌症去世，宋彬彬刚处理完丧事，就把文章发在了《记忆》上。

2009年，罗治和那两名海外校友发起的“为卞仲耘校长集资塑像”活动征集到了500位校友捐款，为卞仲耘塑了一尊铜像，安放在一间会议室里。袁爱俊也参加了安放仪式。不久前，已离开实验中学多年的她拒绝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

这次捐款令更多的校友参与进来。北大法学院的副教授李红云那年是初二学生，他们班只有她一个人捐了款。班里有个网上论坛，有人问：“文革死了那么多人，为什么要给她捐？”“我又没打人，我为什么要捐款？”她感觉不解，从此，一直专心研究海洋法的她也开始了对“八五”的历史考证。

在李红云的办公室，刘进和短暂回国的王友琴有过一次会面。刘进质问：我才是当时的学生代表会主席，你为什么总是揪住宋彬彬不放？我觉得这完全是你想出来的逻辑链。“那你是公众人物吗？”王友琴反驳。

“这是谁？我不认识她！”塑像落成后，于羚去看王晶垚，他把网上传出来的卞仲耘铜像照片打印下来，举在空中质问她。

为卞仲耘铜像举行安放仪式那天，校友们集体决议不请王晶垚。理由是怕他情绪过于激动，身体承受不了。“实际上我觉得，是怕他来了说什么话，我们承受不了。”于羚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晚年的宋彬彬始终摆脱不了“符号”意义，无论是从哪一种政治立场而言。

2010年，历史教师袁腾飞的讲课视频在网上火爆起来，点击达三千多万人次。其中有一段提到了“宋要武”：“文革当中宋要武亲手打死了七个人。文革一结束就跑美国去了，据说现在皈依佛门忏悔呢。”

有人找到宋彬彬，怂恿她起诉袁腾飞。刘沂伦听说了，赶快给她发邮件：“你可千万别那么干，不然就真成了代言人了。不但是文革的符号，还是极左的符号！”

刘进牵头的女附中“文革”往事调查报告于2010年最终定稿。这份调查了整整八年时间的报告，注明“走访老师16人，同学96人”。不少接受过她访问的历史见证人如今已经去世。

这次调查让她们饱尝了世态炎凉。当年的同类——干部家庭出身的同学极少有人支持她们这样做，要么婉言相劝，“过去的事情不要提了”；要么干脆拒绝，甚至反问：“你要干什么？！”反倒是当年在班级里的平民子弟和受歧视的“黑五类”同学们大力配合。

她们这才知道，原来“文革”的受难者远不止卞仲耘校长一人。在1968年的另一场政治运动“清理阶级队伍”中，就有数位老师被逼自杀。

《我所了解的卞仲耘老师之死》是刘进调查报告中颇为重点的一章。这一章，她详尽地描述了当年那场置卞仲耘于死地的“揪斗”，从前因到后果。但没有提到任何一名发起揪斗、参与殴打的学生名字。

对那些参与了殴打校长的人——十个左右，她没有找。想“自省是个人的事情”，等她们自己站出来。但很遗憾，一个也没有。

这份两万余字的报告，她除了送给一些老师、校友，惟一的发布途径，就是交给了北师大实验中学。“我跟他们说，你们如果要把这份报告拿出来（发表），最好跟我说一下。”刘进说，这主要是她个人的意见。“我可能始终是个心中有‘组织’的人。”

快四年了，她从没接到这样的电话。

“让她永远成为符号”？

2013年10月7日，[[陈小鲁]]举行了一场“道歉会”，在当年就读的母校北京八中，向被“文革”伤害的老师道歉。他以当年学生领袖、校“革委会”负责人的身份，向老师们鞠躬。

这场道歉会，是三个月后宋彬彬道歉会的直接诱发因素。[[陈小鲁]]受到的社会赞誉，给了她们勇气。

但这勇气并未达到能邀请王晶垚的程度。2013年，她们曾经把卞仲耘铜像安放仪式的光盘送给他，王晶垚当面接受了，半个月后又退回了。

到场的有23名老师，31名校友和11名记者。没有王晶垚。这成为道歉会遭讽刺的一个缘由：你们对着卞仲耘的铜像鞠躬，却不请“苦主”，算什么呢？

“我们一开始就想到要把可能找到的‘文革’受害校领导和老师的亲属都找来。考虑到王先生已93岁高龄，因临近春节，又是三九寒天，我们就没有直接请王先生。”发起塑像行动的罗治在会上的发言，同样登在了电子杂志《记忆》上。她们找了王晶垚的大女儿王学。后者回电表示支持，但“因为可以理解的原因，她和弟妹不能参加”。

“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伤害过老师同学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谅、达成和解，我相信这是大家的愿望。我要再次说声，对不起！”道歉书最后，宋彬彬说。

第二天，宋彬彬们对着卞仲耘铜像鞠躬的照片上了《新京报》。王晶垚给徐小棣打了个电话，叫她过去一趟。“你帮我辨认一下，报纸上这几个鞠躬的人是谁。”

“这是错误吗？这是罪！对罪犯能宽容吗？”王晶垚提高了嗓门，脸色因盛怒而涨红。家里的电话铃声此起彼落，都是记者。

宋彬彬的道歉，比[[陈小鲁]]道歉激起的社会反响复杂得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萧翰发表了充满赞誉的评论《善待“文革人”道歉》，知名学者徐友渔专门撰文，为曾在自己研究“文革”的专著《形形色色的造反》中引用的“骇人听闻但没有根据”的说法，向宋彬彬道歉。

徐友渔这篇文章名为《“文革”只有宋彬彬们道歉不够》。文中写道：最应该道歉的，不是这些响应号召、卷入“文革”的普通人。

也有意见指出，这次道歉还需要某种程度上的突破。文史学者丁东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调查了又不说凶手姓名，是刘进、宋彬彬道歉的“死结”。“你总说你不是凶手，那么凶手是谁？你不说凶手姓名，道歉有多大的用？人家把球传给你了，球还在你们手里呢。”

但更大的反应，是来自网络的攻击与戾气。宋彬彬再一次成为“文革”的代表性符号，被政治倾向截然相反的两派同时痛骂。有人骂“红卫兵罪责难逃”，更有人骂她“唯恐中国不乱”。宋彬彬本人一度沮丧。一些亲友责难她：你看你，不老实待着，现在挨骂了吧？

“你想想，是2007年校庆那时候更好，还是你现在更好？连徐友渔都向你道歉了。要在从前可能吗？”冯敬兰开导她，“他们就是想让你一辈子替他们背着这个黑锅。”

《记忆》主编启之评价：“一些批判‘文革’的人，也想让宋彬彬永远成为符号——以前是文革暴力的符号，现在是红卫兵篡改历史的符号。由于在这份电子杂志上发表了相关的文革史料和宋彬彬等人的文章，这些年他也挨了不少骂。说他“为老红卫兵翻案”，“是不是拿了宋彬彬的钱？”

“现在左右两派都在骂宋彬彬，他妈的有病啊？尤其是红二代。她这么多年在帮你们红二代背黑锅，现在又在代表整个红二代道歉。”王冀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常砢，宋彬彬，我们都是那个时代的污点证人。”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在他向社会公布自己“武斗”中的杀人经历，并表示忏悔后，不久就接待了死者家属派来的律师，被要求不得再公布死者姓名，以免刺激家属，生成新伤痛。这位律师在“我以个人身份向你表示佩服”后，转达了家属的话：“我们不可能原谅你，因为我们家人死了。”

同样的命运很快降临到宋彬彬身上。2014年1月27日，93岁的[[王晶垚]]在网上发表一份《关于宋彬彬刘进虚伪道歉的声明》：“……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毛泽东

2019-03-03T23:19:36Z

223.192.192.136：创建页面，内容为“{{4}} *毛主席是人类的希望”

{{4}}
*[[毛主席是人类的希望]]

资治通约:人物

2019-03-03T23:18:58Z

223.192.192.136：

{{资治通约}}
*[[毛泽东]]
*[[湘楚农夫]]
*[[李敖]]
*[[陈尚书]]
*[[孔庆东]]
*[[李锐]]

李锐对不起历史、对不起党、对不起自己

2019-03-01T11:49:25Z

223.192.192.136：创建页面，内容为“{{4}}李锐对不起历史、对不起党、对不起自己 ——评李锐的《百年回首》时间：2019-02-23 作者：钱昌明? 李锐在“反毛”...”

{{4}}李锐对不起历史、对不起党、对不起自己
——评李锐的《百年回首》
时间：2019-02-23
作者：钱昌明?
李锐在“反毛”、“反共”同时，大力鼓吹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殖民化的“理论”，主张与资本主义世界接轨，走美国式资本主义道路。他甚至赞美“英国的殖民地也是好的，如澳大利亚和香港，美国和加拿大都有英国的底子”，竭力高扬西方的“普世价值”。一个1937年入党、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李锐，经过几十年岁月的冲刷，最后沦落到成为攻击党的领袖、背弃共产党人的崇高信仰，成为一名“反毛”、“反共”的资本走狗，枉费了党的长期教育与培养，这叫什么？这就叫对不起中国共产党！
李锐死了！网上掀起一番“热闹”。虽说他已活过了百岁，可引来的却是一派唾骂声。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李是个极其恶毒的“反毛”代表人物，当今中国人心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历史地位的肯定（《宪法》《党章》亦如是），自然只能让他“享受”这等待遇。人物评论毕竟不是在年齿，而是论公私、讲人品。
想当年，内奸秦桧害死民族英雄岳飞，自己风光无限地当了近20年宰相，活到66岁（古代已属长寿），还被封为秦、魏二国公，死后再追赠“申王”，谥“忠献”，尽显哀荣。忠臣岳飞枉死短命，奸贼秦桧善终长寿。世道如此不公，难怪百姓皆呼：“好人不长寿，坏人活千年！”
好在历史是公正的。仅仅隔了51年，秦桧即遭清算，就此长跪在岳墓前被后世唾骂了近千年！至今不得翻身。
李锐虽非什么“大人物”，偏计较自己死后的毁誉。他迫不及待地写了《百年回首》（见《炎黄春秋》2016年第4期），竭力标榜自己，末了的结论居然是：“回首一生，我对得起历史，对得起党，也对得起自己。”
真的吗？可是事实并非如此。笔者看来，综观李锐一生，恰恰就是个对不起历史，对不起中国共产党，对不起他自己蝇营狗苟的小人。
'''李锐对不起历史'''
什么是历史？过往经历的忠实记载是也。李锐在《百年回首》中写道：
“1959年夏季召开的第一次庐山会议，无论在中共党史上或共和国历史上，都刻上了深刻的印记。那次会议无端地打出一个‘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是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我因在会议期间同黄克诚和周小舟在一起有些议论，最后被定为‘追随者’，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从此跌入无底深渊”。他自诩所写的《庐山会议实录》，是他此生对历史的两大“重要贡献”之一（另一大“重要贡献”为“阻止了邓力群可能被推举为总书记”）。
历史的本质是真实。何谓“对得起历史”？那就是应该老老实实地对待历史，敢于真实地面对历史。叙述、书写历史，不能掺假，更不能篡改历史、歪曲历史，要忠实于历史，只有信史才有价值。
如今在《周惠：庐山会议开成这个样子，李锐要负很大的责任》一文已公诸于世的条件下，谁都知道，李锐根本不是个一心为公的君子，而是个极端自私、精于投机政治之徒。他今天所以变成这样，全因为他投机失败、见恨于毛主席的缘故。他以“杀降不武”为借口，怪中央在他“反戈一击”的情况下，仍要处分他。
不错，李锐是庐山会议事件的当事人之一，可是，他所扮演的完全是个“跳梁小丑”角色。正是他的上蹿下跳、反复无常，出卖同志、诬陷构害，揭发、坐实了彭黄张周组织“军事俱乐部”、搞阴谋反党的罪名，这才酿成了“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这一历史事件。如果说，是庐山会议“无端地打出一个‘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讲，这起冤案其实是因李锐歪曲客观事实、造假历史所造成的。如果当时的李锐能实事求是对待客观事实，不胡说八道、陷害同志，想戴罪邀功，就不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结果。
据说，古今中外法庭上都有这样一条惯例：谁如果在法庭上讲了一句假话，法官就可以推翻、直至不再采信他的其他任何证言。李锐作为庐山会议上反复无常、像疯狗那样乱咬朋友的小人，他写的东西能成为“信史”、可采信？这像一名共产党员光明磊落的表现吗？这叫什么？
这叫对历史不负责任！叫对不起历史。
'''李锐对不起中国共产党'''
李锐是一名共产党员。在《百年回首》中，他承认是“受鲁迅文章的影响”、后又“读了斯诺所著《西行漫记》（实际上就是‘毛泽东传记’），更加坚定了要寻找共产党的决心”，并于1937年2月终于到北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到了延安，成长为党的干部，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1959年庐山会议前已是水利部的副部长。
李锐，作为一名老党员、党的高级干部，他难道不知道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他难道不知道共产党人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宗旨？他难道不知道毛泽东主席是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领袖？（50年代他还写过两本热烈歌颂毛主席的著作）
然而，恰恰就是这样一个以“老共产党员”、“毛泽东秘书”自居（欺世盗名而已）的李锐，如今无耻地公然背叛共产主义，恶毒攻击党的领袖毛主席，扮演了一名“反毛”、“反共”急先锋的角色。在《百年回首》的结尾，他毫不避讳地写道：
“我最关心的仍然是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我88岁时的自寿诗中有一联句：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我已经出版的一本书的书名也是《何时宪政大开张》。”又写道：
“前几天早晨醒来，想出了两首诗：‘双百’方针刚起头，忽然反右乃‘阳谋’。自夸无法无天也，文革十年到死休。阶级斗争狠狠抓，秦皇马列管中华。个人崇拜成功了，邪教焉能治国家。”
百岁李锐已是垂死老人了！但他临死前念念不忘的是复辟资本主义——“忧心天下事”，“宪政大开张”。他至死也不忘他恶毒地“污毛”、“反毛”的反革命“事业”。
李锐自1979年“复出”后，就成了“反毛”、“反共”急先锋。他写《庐山会议实录》，就是要妖魔化毛主席，篡改历史，抹去所有不利于自己的史实；他造谣毛主席在1950年自己添加“毛主席万岁”口号；污蔑毛主席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独裁”、“暴君”；胡说“大跃进”时期刮的“五风”，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根子还在毛主席”；污蔑毛主席相信“亩产万斤粮”；造谣陈云评论毛主席是“革命有功，执政有错，‘文革’有罪”；狂妄地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说“马克思的理论体系的基本观点是有错误的”，“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等等主张，已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有问题，并不科学”；等等。
李锐在“反毛”、“反共”同时，大力鼓吹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殖民化的“理论”，主张与资本主义世界接轨，走美国式资本主义道路。他甚至赞美“英国的殖民地也是好的，如澳大利亚和香港，美国和加拿大都有英国的底子”，竭力高扬西方的“普世价值”。
李锐的“反毛”、“反共”的立场是死硬的。2月16日李的死讯刚传出，他的长女——身在美国的李南央，随即发表声明，说李锐的亲口遗愿是：他死后“不开追悼会，不进八宝山，不盖党旗”。还在网上同时晒出李锐的手稿。赫然写着：
“早晨醒来睡不著，打油四句：今生只缺一挥手，告別无须八宝山。请问骨灰何处撒？楼前树底作肥源。”
李南央说她父亲“他不喜欢八宝山的人”，且“不能接受那沾满了人民鲜血的（党）旗，盖在我父亲遗体上”。
右派独立时评人章立凡认为，“李锐真正的大彻大悟，如南央所说，是发生在晚年的深刻反思之后。他的心发生了变化，不再相信共产主义那一套，这是他最后变‘真’的突出标志。”
一个1937年入党、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李锐，经过几十年岁月的冲刷，最后沦落到成为攻击党的领袖、背弃共产党人的崇高信仰，成为一名“反毛”、“反共”的资本走狗，枉费了党的长期教育与培养，这叫什么？
这就叫对不起中国共产党！
'''李锐对不起自己'''
公正地说，早年的李锐曾经也是一位爱国的进步青年。就像汪精卫当年一样，曾经追随过中山先生，投身革命，做过刺杀清政府摄政王的热血革命党人。可是后来却因私欲蒙心，与蒋石争权失利，不能“流芳百世”，却去当了“遗臭万年”的汉奸！这说明人是会变的。
李锐在中学时代，就关心祖国命运，关心政治，向往进步，向往革命。据说那时他“还写过一篇名为《走》的小说，描写人力车夫的生活，结局是投奔了红军”。从这篇小说可以看出李锐早年的政治走向，说明他投身革命是真诚的。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一个人入了党，参加了革命，不等于是进入了“红色保险箱”。
李锐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官僚家庭，后由小学生、中学生到大学生，其后成为一名典型的中共党内知识分子干部。由于长期脱离工农，加之社会总体环境的影响，原本就有一个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改造问题。
特别是在建国以后，官做大了，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追求个人名利的情绪——在不断增长的环境下，加上李锐又是个自视甚高、一心“要在五十岁之前当上总理”（周惠语）的人，结果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两面投机失败，遭受人生挫折。按理，他应吸取教训，重新做人，继续革命。可是，他却由此蜕变成为一名“反毛”、“反共”的反党分子！就此成为所有热爱毛主席、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所有爱国人民群众的公敌。
一个人不怕有缺点、错误，改了就好。怕的是一遇挫折，立即改变自己的初衷，背弃崇高信仰，甚至为了一点“狗粮”，投靠敌对阵营，变成一名失节者，成了一名出尔反尔的无耻小人。这必然会改变了人们对他的评价，会让他背上无法更改的骂名。
李锐从一名革命青年、共产党高级干部，最终堕落为共产主义叛徒、资本走狗，不仅给革命事业造成了危害，而且也戕害了他自己。从这一意义上讲，这叫什么？
这就叫李锐对不起自己！
综观李锐的百年人生，盖棺论定：他对不起历史，对不起党，对不起自己，不能不说是一场人生悲剧。这不由也引发笔者的一番沉思：
人们都希望长寿，但长寿了又如何？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活着而活着——苟活？
人不是畜生，不能仅仅为了个体活着而活着；人是人，应该为人类整体的幸福而活着。
雷锋只活了22岁，他成了人们的楷模，流芳百世；秦桧活了66岁，却成了人们唾弃的卖国贼，遗臭万年。
李锐头上还顶着“共产党员”的牌子，可他不愿到八宝山与共产党先烈们为伍。他所以不退党，仅仅是为了要从内部摧毁这个党——“留在党内说话更有份量”。
共产党人，是个崇高的名称，他应该是为全人类的幸福而奋斗的人。共产党人的一生，应该是对得起历史，对得起党，对得起自己崇高选择的一生！